安倍經濟學的主要矛盾，還是在於經濟“快馬加鞭”與“慢增長”之間的權衡。

　　日前，一直“風風火火”的安倍經濟學開始出現了一些陰影，先是據報道安倍在義大利演講時暗示將暫緩上調消費稅，接著又有兩位安倍內閣重要成員因醜聞而辭職。

　　眾所週知，安倍經濟學的三個主線，是大膽的貨幣政策、機動的財政政策、模糊的結構性改革，通常被看作“日本版的量化寬鬆政策”。作為賭博性的短期金融緩和政策，雖然安倍的政策短期內起到一定作用，但是也逐漸迎來新的困境。無論是政府債務困境下的政策衝突，還是日元貶值下的各方矛盾凸顯，都使人看到安倍經濟學的刺激作用逐漸弱化，長期增長壓力再次提上日程。

　　回顧歷史，早在上世紀面臨國內外危機挑戰時，1999年2月日本就實行了前所未有的所謂“零利率政策”。隨著“安倍經濟學”走上軌道，有鋻於美國量化寬鬆給其帶來的好處，2013年初日本再次祭起這一貨幣操作模式。就其目標來看，一方面是通過超發貨幣，促使股市繁榮，進而企業能夠以較低的成本獲得更多的資金，另一方面則是希望通過貨幣增發，來刺激國內物價上漲，從而刺激企業投資的意願及信心。用諾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的話來説，“量化寬鬆實際上就是各國之間的貨幣戰，通過讓本幣貶值以促進出口”。當然，安倍的政策在現實中是否收到持續效果已經引起質疑，比如高盛指出，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經歷了四次貶值後又升值的過程，但是沒有一次顯示出口量和日元匯率間有明顯的關聯。另外，日元貶值對進口商和國內老百姓造成的壓力，也使安倍政府左右為難。

　　在安倍政策的“興奮劑”作用下，日元快速貶值，使得動蕩的國際貨幣體系更加脆弱。當日本量化寬鬆導致長期資金成本變得極低時，曾被認為是亞洲金融危機動因之一的日元套利行為或將盛行，進而衝擊與影響全球資金流向與走勢，影響國際資産的變化。本質上看，目前的國際貨幣亂局與中國古代戰國晚期頗有類似之處，而運用寬鬆貨幣實現“以鄰為壑”行為也大行其道。雖然很多人認為，美日等經濟體不應光考慮自己如何走出通縮，還要考慮對其他國家的影響，但是，顯然功利主義、利己主義已經佔據上風。

　　客觀來看，隨著安倍經濟政策的短期效應弱化，對於其結構改革停滯不前的批評也日益增多。可以説，在安倍經濟學的“三大措施”中，結構性改革一直是“擺設”。正是由於此，IMF也已經于2014年4月下調了對2014年日本經濟的增長預估，由原先的1.7%調低至1.4%。應該説安倍經濟學的主要矛盾，還是在於經濟“快馬加鞭”與“慢增長”之間的權衡。

　　當前，不僅是發達國家和新興經濟體，日本自身也需要重新反思經濟增長與發展的節奏問題。在面對日趨複雜的國際經濟金融形勢，以及國內不同層面的利益衝突時，一國政策選擇要避免長時期的“極端化”，第三條道路的“中庸之道”或許是理性的選擇，這意味著不要陷入刺激政策的“沾沾自喜”，充分認識到隨著情況變化，政府政策自身可能變得“多做多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