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關於農村産權、土地改革的爭議不斷，其中，關於是否應鼓勵資本大規模下鄉之爭論，在學界早已有之。甚至，作為推進改革的一種要素，資本力量所到之處引發的關注，超過了改革本身。

　　反對資本大規模下鄉者認為，在農村社會保障體系不完善的情況下，放開工商資本下鄉的口子，資本的逐利性必將侵害農民的利益。據此，李昌平等“三農”學者力倡以農村合作金融的模式解決現代農村發展的資金瓶頸。

　　另一種聲音則認為，資本下鄉能促進資本與農村的資源、土地、勞動力等要素的結合，更契合現代農業的規模化、産業化方向。去年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後，中信信託等金融巨頭試水土地信託的消息，一度佔據各大媒體頭條。

　　前一陣，筆者曾到“三農”學者李昌平進行“內置金融”試驗的河南信陽市郝堂村探訪，實地考察該村集體經濟實現形式後發現，實際上兩派在對待資本的分歧上，並沒有媒體宣傳中表現的那麼明顯。從農村經濟實現形式分析，對資本下鄉問題會有不同的解讀。

　　改革開放30多年，以家庭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在落地的過程中，除了東部發達地區的個別村莊，在大多數農村地區，雙層經營基本是個空架子，“分”容易實現，“統”則難於操作。這造成了長久以來的農村集體經濟的缺失。沒有集體收入的村莊“空殼化”，這經常被總結為鄉村衰敗現象的成因。

　　近些年，在山東等地發生的集體産權創新形式，其慣有思路是在不改變土地集體所有權、農民土地承包權的前提下，盤活土地經營權，細分産權。這個過程需要基層政府的引導，産權改革與社會保障結合，才能平衡各方利益，在保障農民權益基礎上取得市場意義上的進步。

　　也有人認為，相比資本力量下鄉的轟動效應，如何發展集體經濟獲得的重視程度遠遠不夠。但其中的關係之處在於，現實條件下討論農村集體經濟是具有新內涵的，其中，産權改革是重構集體經濟無法繞過的基礎。

　　例如，濟寧市任城區阜橋街道蔣林社區，採取的是集體資産的股份制改造，改造後以清晰的集體股權質押融得2000余萬元外部資金，之後以集體收入完善社會保障。李昌平在郝堂村的試驗，不依賴外部金融和工商資本，以資金互助社的形式盤活本地沉睡的林權，互助社息差盈利用以解決本村養老，集體資産近三年翻了一番。

　　不過，目前在農村推進的大部分産權改革，在目前階段以確立農民經營權為主要改革內容，這些是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得以存在併發揮組織作用的基礎。集體經濟當有多種具體實現形式，不同實現形式因聚集農村要素的方式和路徑不同，必然對資本的需求程度也不盡相同，沒有必要對資本下鄉作一刀切的論斷。隨著農村産權改革的推進，新農村建設需要不斷探索和豐富集體産權的實現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