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4月25日下調縣域農村商業銀行、縣域農村合作銀行存準率尚未滿三個月，央行定向降準“梅開二度”，自6月16日起再對商業銀行下調存準率0.5個百分點，條件是符合審慎經營要求且“三農”和小微企業貸款達到一定比例。同時，金融租賃公司和汽車金融公司等機構也下調存準率0.5個百分點。

　　與此前調整相比，此次定向降準的導向更為明確、範圍更為擴大、標準更為具體。從範圍看，此次降準覆蓋大約2/3的城商行、80%的非縣域農商行和90%的非縣域農合行，遠大於4月25日政策影響範圍。

　　不過，即便如此，筆者仍認為，這一措施所可能釋放的資金依然有限，其政策仍然有進一步改善的空間，其效果仍值得進一步觀察，無須也不應盲目樂觀。

　　調控手段單一化局面亟須改變

　　做出上述判斷的基本理由有二：一是近三年來我國宏觀經濟形勢已發生重大變化，經濟增長下行壓力加大，經濟增速“保衛戰”責任更重；二是改革、創新宏觀調控方式已到了一個新的時期，以往的宏觀調控模式已越來越不適應複雜多變的經濟發展形勢，調控手段的單一化局面亟須改變。近期，李克強總理相距四天兩度論及宏觀經濟形勢，在6日和10日兩次會議上均表示，經濟運作總體平穩，但下行壓力仍然較大，強調創新宏觀調控方式和政策工具。這可以説是一個重要佐證。

　　近年來，受制于國內外經濟形勢發生的重大變化，我國經濟發展更多轉到以擴大內需為主導、強調依賴自身發展的思路上來。在此背景下，每年經濟出現了一種“增速下滑—微刺激—小幅反彈-再下滑”的迴圈被動局面，導致以往有效的調控措施逐漸失去原有的政策效應。為避免這一局面，有的學者提出，應改革當前調控思路，擺脫守住經濟增速下限的“一點論”，提出一個具有可操作性的增速調控“區間”。從“一點論”轉向“區間論”，有助於增強宏觀調控的有效性。客觀而言，從“點調控”轉向“區間調控”的認識，有助於我們準確判斷新形勢所産生的細微變化。但是，如果考慮到當前我國經濟形勢的複雜性和穩增長的重要性，那麼，宏觀政策的組合調控將更值得關注。

　　在經濟總體呈下滑趨勢階段，就穩增長這一目標而言，組合調控的效果無疑優於單一政策措施的實施。通常認為，傳統宏觀調控的措施主要有二：一是財政政策，二是貨幣政策。短期內，財政政策措施更為有效。在宏觀經濟已顯現下行壓力之時，相較而言，財政政策的著力空間更值得重視。短期內，財政政策更應發揮核心作用。以此判斷，定向降準至多只是對貨幣政策的一種有限的靈活運用，財政政策措施的運用反而被有意無意地忽略了。這一思路在未來是否應當調整、轉向，值得重新深入思考。

　　經濟轉型之痛與創新調控之難

　　此外，我國經濟結構轉型也對宏觀調控方式的創新與轉變提出內在要求。在經濟增長面臨下滑慣性的情況下，假如沒有足夠的抵擋下滑的力量，或者國內外經濟形勢一旦出現重大不確定性因素的衝擊之後，經濟運作將很可能滑出預期“保底”目標。如果沒有合理的政策“區間”目標或“組合”目標，轉型之痛將是長期的，也將進一步加大經濟運作的下行壓力。

　　處於如此情形之下，可以追問，宏觀調控的組合措施例如財稅措施應如何才能有所作為？這顯然是一個繞不開的問題，尤其在目前我國宏觀調控手段相對較為缺失的時期。當前，全國財政收入增速已呈現大幅下降趨勢，這將直接影響需要財政支援的産業結構轉型和有關改革措施的推進，其困難無疑大大增加。同時，財政收入增速的下降，也使減稅的空間越來越小，這又使我們面臨一個新的困境：一方面，創新調控方式是為了扭轉經濟下行趨勢，以達到穩增長、促改革的目標，但另一方面，作為改革棋局中重要一環的財稅體制改革，其難度卻因此不斷增大，反而又削弱了宏觀調控方式的調控效果。應當説，這並不利於深化改革總體進程的推進。對於這種互相掣肘的局面，我們也應有清醒認識，並儘快尋求破解之策。

　　創新調控思路應摒棄短期應對

　　上述種種，實際上預示了創新宏觀調控的思路和工作方式都應有根本性變革，才可能有效應對經濟運作中出現的諸多不確定性風險。改革宏觀調控方式，從當前面臨的問題來看，已無法僅僅依靠改變單項、短期的微刺激措施，或依靠簡單的放鬆政策就可以實現，而需要政策的“組合拳”，需要宏觀調控的“大手筆”。其中一個最重要的方面是，目前短期的、應急式的項目應對辦法，應逐步改革為構建中長期發展的新棋局，採取具有中長期推動力的總體應對辦法。

　　從創新宏觀調控方式這一全局視角來審視，我們不難發現，一方面，兩次定向降準無非應急式的項目應對之策而已，它遠談不上是有總體目標規劃之下的步步為營的政策措施；另一方面，此次所提出的創新宏觀調控的理念，倒不失為一種蘊含有目標取向的嘗試改革之舉，但也應該看到，這種理念的轉變和實現，無法“單兵突進”，需要以相應的行政決策方式的配套轉變為基礎。就此而言，我們不妨有所期待，但不必盲目樂觀。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