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百年黨史看中共黨史學“三大體系”建設

　　開欄的話

　　黨史研究是一門研究中國共産黨的歷史、從中國共産黨的活動揭示當代中國社會運動規律的科學。我們黨成立後不久，對黨的歷史的記錄、研究和總結就開始了。歷經百年發展，在不同歷史階段，黨史研究和黨史學發展呈現出不同特點，涌現了豐碩的成果，積累了豐富的經驗。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黨史工作，習近平總書記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論述，為做好新時代黨史工作和黨史研究指明瞭前進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在慶祝中國共産黨成立100週年的特殊時刻，回顧和總結黨史研究取得的成就和經驗，明晰黨史學的學科定位，加強黨史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建設，更好發揮黨史學的社會功能，是廣大黨史工作者和研究者的職責與使命。本刊特推出“中共黨史學學科建設大家談”欄目，述學立論，集智聚力，推進黨史學學科發展。

　　百年來，中國共産黨之所以能夠領導中國革命、建設、改革不斷從一個勝利走向更大的勝利，其重要原因之一在於重視對黨的歷史的學習，重視對歷史經驗的總結與運用，善於從不斷認識和把握歷史規律中找到前進的正確方向和正確道路。中共黨史學的使命就是記錄中國共産黨的歷史進程，提煉中國共産黨的執政經驗，探索中國共産黨的執政規律。中國共産黨百年奮進鑄就的百年華章，需要我們去學習和研究，需要中共黨史學不斷發展，有更大作為。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黨史研究是一門研究中國共産黨的歷史、從中國共産黨的活動揭示當代中國社會運動規律的科學”。“既要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的優良傳統，堅持和發展黨史工作積累的成功經驗和方法，也要吸收借鑒古今中外史學研究的有益經驗和方法，還要積極運用現代科學技術，創新黨史研究的手段、方法、載體”。當前，如何書寫好百年大黨的百年風華，構建符合新時代發展需要的中共黨史學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以下簡稱“三大體系”)，是擺在每一位中共黨史研究者面前的重大學術命題。在中共黨史學百年發展演進中，在不同歷史階段，呈現出不同特點，積累了豐富的研究經驗。不同歷史階段中共黨史學的發展及其經驗都是新時代構建中共黨史學“三大體系”的重要基礎和寶貴資源。

　　建黨伊始至新中國成立之前，廣大黨員幹部特別是黨的高級幹部對黨史的學習與研究，構建了中共黨史學的初步體系。自1921年中國共産黨成立至中央紅軍長征到達延安之前，這一時期從事黨史研究的主體多為中共黨內領導人，如蔡和森《中國共産黨史的發展(提綱)》《黨的機會主義史》，瞿秋白《中國共産黨歷史概論》，李立三《黨史報告》等。這些中共黨史研究的早期著作，主要是為了配合當時的政治鬥爭需要，在宣傳教育、總結經驗教訓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些早期黨史研究者大多曾任黨內要職，是中國共産黨許多重大歷史事件的直接參與者，擁有堅定的共産主義信仰，能夠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自覺應用到黨史研究中。這一點在他們的著作中得到了充分體現。中央紅軍長征勝利到達陜北以後，特別是隨著整風運動的開展，黨史研究呈現出新的特點。回顧黨的歷史，總結經驗教訓，成為黨員幹部的一項重要工作，被作為中國共産黨思想建設的重要任務之一，黨的高級幹部大規模、有計劃地集體研究黨史，在20世紀40年代初期開始出現了中共黨史研究的熱潮。這一時期，在研究黨史時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基本原則的學術自覺更加凸顯，一批研究成果影響極大，對黨史研究作出了許多原創性貢獻。毛澤東的《如何研究中共黨史》是中共黨史研究理論的開篇之作，對中共黨史學的研究對象、研究中心、研究方法、學科性質、學科特點以及中共黨史分期方法等基本理論問題作了全面闡述，開創了中共黨史學理論方法的新局面，為中共黨史研究提供了強大思想武器。自此以後，中共黨史研究者不僅繼續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黨的歷史，而且融入了毛澤東思想這一新的內容。延安整風運動把研究中共黨史作為其開始的內容，又始終把研究中國共産黨的歷史同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相結合，在反省黨的歷史經驗教訓中領會馬克思主義，其最終成果就包括1945年4月黨的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這一決議是中國共産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重要歷史文獻，作為涉及歷史問題的政治決議對黨史研究影響深遠。

　　新中國成立後，中共黨史學迎來較為輝煌的發展時期，這一時期的黨史研究奠定了中共黨史學的基本格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彰顯了中國共産黨領導革命事業的偉大功績，也印證了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與中國國情的高度契合。為此，當時學界開始了自覺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開展學術研究的理論探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為中共黨史學的發展成型奠定了堅實的指導思想。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革命史、中共黨史成為高等學校學生必修的政治理論課，在全國高等學校普遍開設，研究人員與研究機構逐步增加，黨史研究隊伍不斷壯大，中共黨史、中國革命史作為必修學科和專業方向，開始走向規範化。《毛澤東選集》一至四卷的出版，對中共黨史研究産生了巨大影響，對中共黨史學科的建立和研究體系的形成起到了巨大作用。毛澤東同志的許多著作，本身就是運用馬克思主義原理分析中國革命與中國歷史的傑作，對中共黨史研究具有直接指導意義。老一代黨史學家胡喬木、何干之、胡華等歷來重視對毛澤東著作的學習與研究，自覺運用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導自己的研究。當時中共黨史學學術體系的核心內容是圍繞著《毛澤東選集》進行黨的各種歷史問題的研究，話語體系也深具時代特點。中共黨史學作為與時代距離最近、對時代影響最大的學科之一，具有當時特定的歷史特點。

　　改革開放新時期以來，中共黨史學逐步實現了政治屬性與學術屬性的融合，朝著更加規範科學的方向發展。“文革”時期極“左”思潮的盛行使中共黨史學遭受重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共黨史學界端正了思想路線，實現了撥亂反正，重新評價諸如五四時期的陳獨秀和李大釗、瞿秋白及其《多餘的話》、百團大戰、中共八大等一系列黨史人物與事件，學科規範化建設開始起步，學科發展日益煥發新的生機和活力。學界多次召開研討會重新討論與界定黨史學科的研究內容，鼓勵對黨史問題的理論與學術探討，鼓勵解放思想和開展學術交流等。1981年《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基本內容和指導思想成為中共黨史研究的理論與學術資源。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中共黨史研究具備了更加廣泛的學術自覺，一些重要的學術命題開始被納入研究視野。如從中共黨史學科建設和發展的訴求出發，通過深入反思黨史研究和黨史教學中存在的問題，較為集中地探討了黨史學科的性質、研究對象、研究內容和理論方法。這一時期，中共黨史研究成果數量不斷增加，品質不斷提升，新領域不斷開拓，新方法不斷運用，新史料不斷得以挖掘，組織機構不斷健全，《中共黨史研究》等專業學術刊物不斷增多，這些極大地促進了中共黨史學的創新發展。中共黨史學研究的學術自覺與研究主體的自主意識不斷增強，中共黨史學的“三大體系”建設朝著更加科學有序的方向發展。

　　進入新時代，構建具有深厚學理基礎的中共黨史學“三大體系”，成為中共黨史學新的使命與擔當。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對黨的歷史問題的研究，習近平總書記對黨史和黨史研究作出多次重要論述和批示，強調“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學習黨史、國史，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把黨和國家各項事業繼續推向前進的必修課”。習近平總書記關於黨的歷史的重要論述，集中體現在《論中國共産黨歷史》一書，立意高遠，內涵豐富，思想深刻，為深入學習和掌握黨的歷史提供了根本遵循，也為中共黨史學科建設指明瞭方向，提出了新的要求。黨史學界及時跟進黨中央的重大決策部署和理論創新，取得了系列研究成果。同時，構建符合中共黨史學自身屬性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構築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相適應的中國共産黨的歷史敘事，總結中國共産黨長期執政規律，成為新時代中共黨史學的重要使命與擔當。構建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中共黨史學“三大體系”，其最大的經驗之一就是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歷史反覆證明，什麼時候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中共黨史學研究就會繁榮，什麼時候背離馬克思主義指導，黨史學研究就會偏離正確軌道。構建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系統化的中共黨史學“三大體系”，堅持問題導向是基本要求。直面我國發展和我們黨執政面臨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正視並尊重“中國案例”和“中國經驗”，已成為社會發展對包括黨史研究在內的中國學術研究的重要期待。我們應以當代中國面臨的實際問題為研究起點，提出具有主體性、原創性的理論觀點，真正形成中共黨史學科自己的具有標識性的概念，構建具有自身特質的系統化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注重把黨史研究的豐富經驗進行總結和提煉，從中得出規律性認識，進而指導新的實踐。

　　(作者：宋學勤，係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高精尖創新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