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90後”大學畢業生開網店、自由撰稿、做資料翻譯……沒有單位、不用“朝九晚五”。

　　今年全國高校畢業生人數首次突破700萬大關，再創歷史新高，就業壓力進一步加大。每年9月至10月是大學應屆畢業生入職的最後一波高峰期，不少“90後”大學畢業生開始嘗試自由撰稿、開網店、當管家、做家教、教鋼琴、教畫畫、教游泳……工作不再限于投奔企事業單位，方向不再限于考研、考公務員，隱性就業正在成為擁有專長和技術的人才的一種新就業形式。

　　隱性就業同時可創業

　　畢業于山西旅遊職業學院的王文璐已經在家晃蕩了一年多，一直沒有找到可心的工作，讓她産生了先“喘口氣”的想法：“看現在的情形，找合適的工作太難了。我準備在網上先開個小店，有空的時候再充充電。”她表示，身邊有個在網上開店的朋友，經營走上正軌後掙了不少錢，所以她也下定決心專心打理網店了，“賺錢不賺錢先不説，我也試試，至少算份自己的事業！”

　　畢業于大同大學的于婷婷，在學校各方面都很出色，卻因為學校名氣不夠響亮而四處碰壁。朋友介紹了一份短期工作給她，就是翻譯。憑著出色的外語水準，她很快完成了這份工作，報酬是1000元。這件事情讓她茅塞頓開，“為什麼我一定要去公司就職呢？”有時她還會不固定地接手一些自由度較大的工作，比如做做婚禮主持人，雖然不穩定，但每月也是筆不小的收入。“和過去相比，生活也變得很有趣味，”于婷婷説，“但我不會一輩子都這樣打零工的，將來可能的話我想開一家翻譯公司。現在我還在學習日語，想趁年輕，多學一點東西。”

　　山西大學哲學社會學學院講師李雋説，“90後”“隱族”多數家庭環境還過得去，可以自由支配生活的條件相對比較成熟。跟“70、80後”相比，“90後”活得更加自我，認為做自己感興趣的工作很重要。據了解，目前越來越多有一技之長的人加入到隱性就業者行列，他們大多學的是設計類、藝術類、體育類、翻譯類和技術類等工作性質比較靈活的專業。

　　李雋表示，就業形式正在向多元化發展，隱性就業正成為一種新的趨勢。究其原因，其一，每年數百萬的大學生涌向職場，求職競爭壓力大，能找到一份自己滿意的工作極其不易。其二，求職者的就業觀念和形式發生轉變，現在的大學生在就業時更多考慮自己的興趣、愛好。其三，社會對勞務的需求呈現多樣性，這為隱性就業者的出現提供了市場空間。

　　隱性就業不是失業，而是就業甚至是創業，是新時代造就的新的就業形式。這種就業形式是對“顯性就業”的一種有效補充，豐富了勞務供給方式，分流了就業壓力，減緩了社會焦慮，也為經濟注入了活力。

　　隱性就業背後存隱憂

　　採訪了眾多隱性就業者後，記者明顯感覺到多數人的內心缺乏安全感。儘管有不少人每月賺的錢與在公司就職差不多，甚至更高，但“不知能幹到幾時”的説法卻屢屢聽見，顯然這並不是他們的終極目標。

　　家住陽泉市礦區的曹艷梅女士説，女兒小靜非常享受自己“自由職業者”的生活狀態，工作時間隨意，不用朝九晚五地坐班。她經常瀏覽網路上媒體的約稿版面，選擇合適的題材投稿。面對小靜的悠然自得，曹女士卻是“心慌慌”。“沒有四金沒有保險，總是沒著沒落的。”而且，有時稿費能不能順利拿到手也讓人擔心。“女兒的同學曾幫人翻譯資料，辛苦了兩個禮拜，發過去之後那邊人就再也找不到了，一點證據都沒有。”這種隱性就業者經常忽略保護自己的利益。對此，李雋表示，只要和用人單位存在勞動關係，就應該簽署勞動合同。一旦勞動合同缺失，雙方不構成契約關係，勞動者的權益就很難得到有效保護。

　　“我的畫畫班挺紅火，賺錢也不少，自由自在的，比很多上班族都要好，但我家裏不是很認可。”畢業于西安三資職業學院的郭欣就生活在家人的不理解中，“他們覺得這是不務正業，還是應該找一份穩當工作，我媽老是質問我‘要是生病了怎麼辦，老了怎麼辦，接不到活兒了怎麼辦’。現在就業壓力這麼大，穩定的工作不好找，我有時候想到將來，也挺鬧心。”

　　市場經濟由市場調節勞動力資源，隱性就業者積極面對就業形勢，尋求突破，自食其力的態度和市場精神相契合，其樂觀的態度和奮鬥精神值得肯定。隨著高等教育大眾化的深入發展，大學畢業生中的隱性就業者將進一步增多，將來也可能由非常態向常態轉化。

　　但是，目前隱性就業者背後的權益保障缺位，社會缺乏足夠的理解、支援也是不爭的事實。李雋説，隱性就業不便於政府管理，就業者的個人社會保障不足。之所以稱之為隱性就業者，是因為他們的職業狀態並未反映在政府有關部門的統計、記錄或其他管理勞動就業的形式中。如果就業統計方法能隨著就業形式的變化而調整，“隱性就業”可能就成為了“顯性就業”。如果社會保障方式能考慮到各類就業人員的需求，也許這些就業者的社會保障也不成問題。

　　從制度上保護隱性就業者

　　由於隱性就業族與用人單位之間沒有固定的勞動關係，往往也沒有固定的勞動場所、勞動時間和勞動報酬，其權益很難得到有效保護，這就需要社會從制度上來保護他們，同時加強就業引導。李雋説。

　　儘快建立覆蓋全體勞動者的社會保障體系，使大學生隱性就業者“應保盡保”。在市場化的就業環境下，不管什麼性質的用人單位，都必須為勞動關係存續期間的勞動者繳納社會保險金。同時，加大徵繳和稽查的力度，利用國家強制力量向所有用人單位全額徵繳社會保險金；對於少繳或拒繳者，加大其“違約”成本，依法給予嚴懲。只有這樣，隱性就業者才能解除後顧之憂。

　　切實加強對用人單位的監管，確保隱性就業大學畢業生的合法權益。用人單位在招雇隱性就業者時，有不與之簽訂勞動合同的，有合同條款明顯不利於被招雇者的，還有不完全履行甚至拒絕履行法定義務的。對此，勞動部門應該加強監管，使大學生隱性就業者有能力、有條件與用人單位進行平等地談判，尤其是當其合法權益受到侵害時，能夠通過法律途徑得到補償，而這樣的用人單位也必須付出經濟上和聲譽上的代價。

　　積極引導大學畢業生到基層就業，使其眼光不只局限于大城市。大學生隱性就業的出現並增多，源頭在於大學畢業生競相進入大城市謀職創業。過多的畢業生集中于大城市，對用人單位來説，確實有利於人力資源的優化配置，但對大學畢業生來説，極有可能造成人力資源的浪費。一方面是大城市的人才貶值，大學生“就業難”；另一方面在基層、在邊遠地區、在艱苦崗位上，對大學生有著大量需求，卻鮮有人“屈就”。面對人才市場上的結構性矛盾，對於高等學校來説，可以從擇業觀教育入手，使大學生認識到基層蘊藏著無數的成才機會，在大城市就業市場已趨於飽和的情況下，選擇到基層是理性的、現實的；對於各級政府來説，可以在給予服務基層的大學生更多優惠政策的同時，建立起科學規範的管理體系，不僅要為他們的工作和生活提供最基本的保障，而且能為他們今後的優先發展和自由流動創造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