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石渠寶笈：排隊6小時進故宮看畫值嗎

　　◎張震

　　故宮舉辦的石渠寶笈畫展已成文化盛事與新聞熱點，慕名參觀的人需要排隊6小時，令人咋舌。那麼，這6小時的等待值不值？值！

　　晉唐以來，書畫即被視為“有國之重寶”“無味之奇珍”，成為官私收藏藝術類文物的大宗。書畫經典流傳千載，有賴於我國悠久的收藏傳統。從六朝開始到清末，皇家書畫收藏雖跌宕起伏而綿延不絕，成為中國文化傳承的獨特方式。宋徽宗之後，乾隆內府擁有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書畫收藏。

　　乾隆內府書畫到底有多少？

　　收藏不止萬餘件

　　乾隆內府書畫收藏，最典型的特點就是名作薈萃，品類寬泛，數量宏富。東晉顧愷之《女史箴圖》（唐摹本）、《洛神賦》（宋摹本）、《列女圖》（宋摹本）和傳為隋代展子虔的《遊春圖》反映了我國最早名家人物畫和山水畫的風格。東晉王珣《伯遠帖》為王氏家族唯一傳世真跡。唐代韓滉《五牛圖》為存世最早的卷軸畫。其他如北宋范寬《溪山行旅圖》、張擇端《清明上河圖》、王希孟《千里江山圖》、黃公望《富春山居圖》（無用師卷）等皆為傳世繪畫經典中之經典。

　　乾隆內府收藏的書畫，上至三國曹魏時期，下迄清代中期諸家，系統覆蓋眾多風格流派；裝裱品式包括冊、卷、軸等，在材質和工藝上，除紙絹質書畫外，還有緙絲、繡線、紙織、藤織等形式。書畫作者在身份上有帝王、專業院畫家、士人、僧道等。還有少數女性畫家，如明代馬守真、清代陳書等，還有一些歷史名人如文天祥、陸游的書跡。甚至佞臣蔡京署名的繪畫，也出現在《石渠寶笈》的著錄之中。據統計，僅《石渠寶笈》、《秘殿珠林》著錄初編、續編的書畫就多達10331件。另據筆者的不完全統計，還有至少數千件鈐蓋乾隆內府印璽而未進入著錄的書畫。

　　蒐羅書畫的主要途徑是什麼？

　　進貢抄家重金求購

　　乾隆的書畫鑒藏熱情一直持續近60年，最典型的就是《富春山居圖》（子明卷），乾隆經常隨身攜帶此卷，題跋多達55次，而且題在畫心中。從這些題記中，可以看到無論是在避暑山莊或靜寄山莊，還是在南巡、東巡中，子明卷都隨身攜帶。他興致高昂時，還常常令臣下“驛至”書畫以供賞閱，趙孟頫的《鵲華秋色圖》就曾受到了如此禮遇。

　　侍值南書房的詞臣經常與皇帝交流，以備皇帝顧問，很清楚皇帝的需要和喜好。乾隆收到唐代韓滉的《五牛圖》後，諭令蔣溥等詞臣題詩、唱和。此後，蔣溥就進獻了其父蔣廷錫的《五牛圖》。後來蔣還搜訪到了項聖謨的《五牛圖》，進獻入宮。他進獻的書畫還有《孔門弟子像》卷和程棨《摹樓璹蠶織圖》卷等，詞臣一般都有書畫進獻。例如長期侍值南書房的詞臣沈初在筆記中，一連提到了自己所獻的7件作品，臣勵宗萬呈獻進宮的繪畫藏品也不少於11件。

　　因唐太宗對王羲之書法的癡迷，王氏書法被四處蒐羅。由於康熙喜愛董其昌的書法，於是“當時海內佳品，玉牒金題，匯登秘閣”。乾隆也感慨：“蓋人君之好惡不可不慎。”以往論者，多強調乾隆以國家之力，公開徵集書畫。實際上，乾隆並沒有徵集書畫的諭令，還常常提醒自己不能玩物喪志。但乾隆默許甚至是贊同進獻書畫，臣工就以各種名目積極收集、進貢。

　　清代有嚴格、固定的進貢制度，作為封疆大吏的督臣，是進獻的主力軍。浙江巡撫王亶望一次就進獻了包括“唐宋元人畫計一百幅”的一百餘件作品。兩江總督尹繼善一次就進貢了唐代韓滉的《五牛圖》卷、宋代李公麟的《五馬圖》卷等傳世巨跡。經過臣工的蒐集並進貢，越來越多的書畫從民間進入宮廷。

　　抄沒罪臣家産，也是乾隆豐富內府藏品的一種方式。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輯出版的《乾隆朝懲辦貪污檔案選編》收錄乾隆二十二至六十年間17個貪污等案件。籍沒涉案人員家産，既包括官員，也包括其家人，甚至長隨、廚役等，而這些人的家財凡有價值者，多解京，許多進入了內廷，其中就包括了書畫。從量上看，抄家所得書畫的數量甚至大於進貢所得。

　　為了獲求書畫珍品，乾隆還不惜重金購求。實際上，在康熙、雍正時期，宮廷內的書畫收藏已經頗豐。傳為王羲之的《快雪時晴帖》等已經進入宮廷。康熙時期，富有書畫收藏愛好的索額圖等權臣，大量藏品抄沒入宮。雍正時期的年羹堯也因為籍沒家産，書畫收藏進入宮廷。還有，乾隆在登基之前，也有一些書畫藏品。這些都匯入乾隆內府的書畫收藏之中。

　　皇家收藏有偽作丟人嗎？

　　有誤判也有故意

　　乾隆內府的書畫收藏真偽摻雜受到當代學者詬病，最典型就是乾隆將《富春山居圖》子明卷誤以為黃公望真跡的案例。實際上，乾隆內府不僅因誤判被動收藏著錄了不少偽作，也因乾隆的標準寬泛而接受了很多偽倣的作品。正因如此，被誤認為“下真跡一等”的《富春山居圖》無用師卷雖被認定為偽作或倣作，但仍留在內府，並得到妥善保管。乾隆在無用師卷上題：“其為贗鼎無疑，惟畫格秀潤可喜，亦如雙鉤下真跡一等，不妨並存。”

　　《石渠寶笈》初編在凡例中稱：“是編所收皆古今名跡雖或臨本逼真亦概置之次等，題疑俱仍其舊，而真贗自別（如次等書有二王、褚柳，次等畫有荊、關、董、巨）。”在幾卷他定為明人臨摹的馬和之《詩經圖》中，乾隆稱：“當是好手臨摹”、“高手所摹”，“存而不擯”。

　　乾隆在題宋人畫趙遹《瀘南平夷圖》中雲：“是卷舊署為宋徽宗書李嵩畫合卷，今證其偽，改署宋人畫趙遹瀘南平夷圖並題以句……但自元至今已閱五百餘年，即贗鼎亦屬古物。”明確表示對五百年以上“贗鼎”繪畫的珍重。《石渠寶笈》著錄了大量的佚名宋人和元人的書畫，還有一部分明人佚名書畫,顯示了宮廷對“古”畫、一般文物的關注。

　　在歷代書畫收藏中，一般都比較注重前朝、前代的收藏，當朝當代的作品比例都較小，甚至沒有。乾隆內府厚古不薄今，在著錄中收入的清代作品有數千件，與前代的作品數量幾乎相當，而清代作品中一半以上是乾隆同時代的書畫家的作品。不擯棄有價值的偽作、重視當代作品，是乾隆內府書畫收藏數量豐富的重要原因。

　　編輯陣容有多豪華？

　　乾隆帝就是主編

　　書畫鑒定是一項十分專業而深奧的學問，乾隆內府能收集到大量流傳有序的名作，幾乎把之前的書畫名跡一網打盡，其中協助乾隆鑒定的詞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乾隆內府日常的書畫鑒別中，除了皇帝，主要的參與者是長期侍直南書房的詞臣。翰林代表著中國古代最高學術文化水準，而清代南書房的詞臣可稱為翰林中的精英。除了經過嚴格的層層選拔，具有良好的經史、文學功底，南書房詞臣大多擅長書法或繪畫藝術，例如董邦達、梁詩正；有的還出身於翰林世家，如董誥、張若靄、勵宗萬、蔣溥、嵇璜。張若靄和其弟張若澄先後進入南書房，皆工繪畫。而董邦達和董誥父子，皆長于山水繪畫，名重於時。

　　歷史上很多皇室和收藏家都有收藏，但並沒有留下著錄。乾隆內府十分重視對藏品的著錄，令南書房詞臣組成編寫小組，選擇有價值的作品編入《石渠寶笈》和《秘殿珠琳》初、續編，儲藏于重要的宮殿內。乾隆本人也親自參與了編書的工作，並且承擔起主編的職責。

　　在故宮博物院現存的《石渠寶笈》初編編寫時殘存的數十冊底本中，有一冊的封面上有：“張司寇養心殿石渠寶笈上等、次等十一件、四十七頁訖”的字樣，行草書寫，有勾畫改動處，應是草稿一類的底本。司寇是當時編寫著錄者的官職，張司寇當是張照。底本上有下面兩則記錄：

　　“二月廿三日，上發出養心殿國朝人書畫四卷，先行辦理，將來辦養心殿書畫時歸入上等”。

　　“二月廿七日，養心殿發來字畫冊四十九冊，發來字畫卷二百卷”，同日又“發來畫軸二百五十八軸”。又記：“古人書卷上等十五卷”，下列十五卷名稱，其中有王羲之《曹娥碑》真跡、懷素《論述帖》、米芾《苕溪詩》等，下注：“五月十四日送園中，十六日交回訖”。

　　第二則記錄中的“園中”，當指乾隆夏季的居所--頤和園。從中可以看出，當時著錄的書畫，在著錄前已經定好書畫所在的宮殿，經皇帝分類之後，分批、陸續發給了詞臣，有的書畫上還有皇帝親自所標出的等級。而詞臣著錄的草稿底本，有一些也要交給皇帝審閱。

　　在現存的底本中，還有一類是小楷書所寫，此類底本的書寫格式已經十分接近現存的手抄本，僅有少數漏、改的字，有些地方是粘紙簽修改、批註。

　　在底本中，有一則記雲：“乾隆九年十一月十三日謹奏，臣等辦理《石渠寶笈》，所有乾清宮、重華宮、養心殿三處書畫俱以謄寫草本進呈禦覽。其御書房書畫草本亦已辦完，俟清時再行進呈。”由此可以推測，小楷底本即謄寫草本，是詞臣送呈皇帝禦批之本。而這些禦批本，是在詞臣完成了整個或幾個宮殿所有的書畫著錄後，用小楷謄寫，正式呈交皇帝審閱。

　　在《石渠寶笈續編》中，有一段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七月的題跋，是當時參與《石渠寶笈》續編的詞臣所書，其中談到“每卷呈請（皇帝）指示”，皇帝發現了此冊中畫法與詩題跋與冊頁中署款（五代）趙榦的時代不符，敕令詞臣考證，詞臣經過一個月的研究，終於證實了皇帝的判斷，並改正了此卷的命名。從這段題跋來看，乾隆皇帝每卷都要審閱，還不時糾正其中的錯誤。乾隆皇帝以天子之威親自審定書畫著錄的每一冊（卷），承擔了“主編”的職責。編書過程中，皇帝與詞臣經常進行磋商，甚至因為編書的詞臣常與皇帝見面，勵宗萬“遂恃此虛張聲勢”、“縱容伊弟門客招揺生事”，最後被革職。在續編時，乾隆除了自己審閱書稿，還令皇子和撰修四庫的詞臣審閱。不少詞臣因為編書，得到了乾隆的褒獎。

　　藏畫保護保管有多複雜？

　　為驅蟲一次用去川椒三千包

　　乾隆內府書畫收藏的另一個重要特點是十分注重對藏品的裝潢、保護和保管。

　　乾隆十一年（1746年）閏三月，內務府活計檔記載：“初四日，太監白世秀來説，太監胡世傑交黃公望《山居圖》（即子明卷）一卷，傳旨交薩木哈換好包首、玉軸頭、玉別子，欽此。”從現存裱工看，子明卷畫幅的前隔水、包首的綾錦也是乾隆內府裱工所常見，子明卷的包首還有乾隆的題簽。故宮博物院成立前的點查報告記載：“黃公望《富春山居圖》一卷（帶錦套，套內為董邦達畫並題簽，為畫禪室藏）。”可見，乾隆當時專門為《富春山居圖》製作了錦畫套，並且令董邦達在畫套上繪圖並題簽。現存乾隆內府藏唐虞世南（傳）《臨蘭亭帖》和米友仁《瀟湘圖》卷外簽為乾隆親自所書，畫套亦為董邦達所繪。

　　書畫，尤其是上等書畫，都按皇帝的指示，具體的用料有極為標準的裝裱要求和形式。例如挂軸多根據畫的內容和色調選用淺米色或淡青色花綾作裱邊。包首用絹，簽用倣古紙如金粟山藏經紙，軸頭有玉、象牙或紫檀等，畫軸外包裝有織錦面，單色綢裏畫套，套簽為白綾墨筆書作品名稱。而包裝內府書畫作品的木匣，以紫檀木、漆器為主，兼有質地輕巧、易於雕刻的竹器。紫檀的木質堅硬，表面潤滑，漆器防腐抗酸，堅固耐用，不易變形，用其作為手卷盒匣、冊頁夾板最為合適。以紫檀、漆器作為包裝材料，有利於紙、絹質地的書畫藏品長期妥善保存。正是由於採取結構嚴謹的包裝，層層保護，才使得許多珍貴的文物保存至今，仍完好如初。

　　據相關記載，宮內書畫像其他陳設的物件一樣，一般是由各宮的太監負責日常的收存、傳取、除塵等工作。乾隆在《新正學詩堂聯句（有序）》中稱：“笥分寶笈，濃熏辟蠧之香”，説明當時在學詩堂內通過熏香來驅散侵蝕書畫的蠧蟲。在現存的一份《逼蟲香底簿》中記載：“（乾隆三十年）三月十一日，首領（太監）李金文、張永泰呈為養心殿熏書畫、羽、緞、機、氈毯、姑絨等，即用川椒三千包，每包重五分。”熏蟲的川椒，一次就用去三千包，重達十五斤，可見所熏書畫、羽、緞等物之多，熏香驅蟲之廣泛、細緻程度。乾隆還在詩文中提到了南薰殿歷代帝王像“夏曝”。看來，當時宮內也有夏天曬、晾畫的習慣。

　　當時每個宮殿都有相應的陳設檔，包括書畫在內的陳設、儲存之物送取、撤換都有記錄。即使皇帝取用，也需要辦理相關“手續”。乾隆之後，宮內繼承了乾隆時期保管書畫的制度。從後來的記載，可以推測當時宮內的管理措施。清末，溥儀的堂弟、伴讀--溥佳記載：“從1922年起，我們就秘密把宮內所收藏的古版書籍（大部分是宋版）和歷朝名人的字畫（大部分是手卷），分批盜運出宮。這批書籍、字畫為數很多，由宮內運出時，也費了相當的週折。因為宮內各宮所存的物品，都由太監負責保管，如果溥儀要把某宮的物品賞人，不但在某宮的賬簿上要寫清楚，還需要拿到司房載明某種物品賞給某人，然後再開一條子，才能把物品攜帶出宮。”正是有了嚴格的管理制度，末代皇帝溥儀才不得不以賞賜給溥傑、溥佳的形式，把書畫等珍貴古物運出宮外。就若干片段記載，也可看出當時存儲和保管制度之嚴密。

　　如何看待乾隆這位點讚狂魔？

　　也是文化遺産保護者

　　很多傳世名作，例如傳為王羲之的《快雪時晴帖》、王珣的《伯遠帖》，幅心已經被乾隆的印章、題跋、乾隆和詞臣的畫跋重重包圍，乾隆內府的“再創作”已經遠遠超出了原作的比例。

　　《石渠寶笈》著錄的名作中，乾隆的書畫題詩和題跋不少於3000次。這些題跋分別題寫在書畫的引首、隔水、畫心、尾紙。乾隆還喜歡在畫心鈐蓋收藏印。乾隆與書畫品賞、收藏有關的印章，收錄在《中國書畫家印鑒款識》一書的就有一百七十余方。名作上皆留下了皇帝少則幾方多則幾十方的印章，他為書畫題簽和引首的數量也數以百計。

　　乾隆富有開創性的鑒賞活動是為書畫留下“畫跋”和“小像”。乾隆還為繪畫上缺的詩文補寫書法。在馬和之《邶風》圖上，有其補書的詩句。在李公麟《九歌圖》上，他補書了《九歌》的詞句。

　　這些題記和印璽，見證了作品在清宮的經歷，成為作品的組成部分。也成為後來藝術史研究者批評乾隆破壞原作的證據。毋庸諱言，乾隆內府對書畫的考鑒失誤比較多。因乾隆癡愛繪畫，他的題字、題跋以及用印等對書畫本身的藝術佈局和整體美感造成了一定的負面影響。

　　但不可否認，乾隆內府建立了比較完整的書畫收藏，收藏觀念開放而包容。乾隆內府利用當時優秀的人才、精良的技藝對書畫進行鑒考、保護和裝潢，重視書畫著錄的編寫，對書畫藏品進行了系統的整理與總結，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正如近人余紹宋所言：“是編（《石渠寶笈》）所登既皆藝苑之精華，而確按方幅稽核詳明，尤非尋聲懸揣者可比”。乾隆內府的書畫收藏和著錄，是對中國古代書畫藝術的一次系統整理與總結，在客觀上保護了中華民族乃至世界藝術的珍貴遺産，為後人研究中國古代藝術、文化史提供了無比豐富的資料。

　　（本文作者為故宮博物院書畫部副研究館員。本文內容為作者數年研究成果，請勿擅自改寫、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