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徐悲鴻夫人廖靜文16日晚逝世 享年92歲

　　廖靜文：用一生延續徐悲鴻藝術生命

　　(本文來源：人民網-人民日報海外版 )

　　她與徐悲鴻先生伉儷情深，因徐悲鴻的突然離世，婚姻生活在第七年戛然而止。但她卻用一生的時間和精力為國家、為民族守護徐悲鴻的遺産，傳播徐悲鴻的思想，弘揚徐悲鴻的精神，延續徐悲鴻的藝術生命。

　　她把價值連城的畫作、藏品與個人房産都捐給了國家，她為保護國家財産竭盡所能，她默默資助著八十多個貧困兒童上學讀書，死後也不會有個人遺産，她敢於為正義鼓而呼，她渴盼中國美術健康發展再現大師雲集的時代。

　　廖靜文，一個偉大的女性，一個堅強的女性，一個令世人景仰的女性。無論是以往中國的特殊歷史時期，還是當今的商品經濟大潮，她的行動就是她最好的語言，將永遠被歷史所銘記。

　　燈昏已入夜 無計息相思

　　李樹森：您已九十高齡，獨身生活近六十年，依然對徐悲鴻先生懷著無比深厚的愛，讓我們很感動。能給我們講講您與先生從相識到相戀時的一些故事嗎?

　　廖靜文：我高中畢業正值抗日戰爭時期，去耒陽考大學錯過了時間，當時就剩下一個國立商學院在招生，我就陪一起去的一個同學參加了考試。發榜後，我考了第一名，但我沒有去上學，因我對學商不感興趣。後來在桂林的文工團應聘成為了一名團員。

　　一天，我從報紙上看到重慶的中國美術學院在桂林招考圖書管理員，當時我想去重慶工作，這樣就有機會在重慶讀大學了，於是我就去參加考試了。考試的時候，一位面容嚴肅、頭髮斑白的長者在黑板上寫了一個題目：談個人在過去和今後的追求。這位長者就是徐悲鴻，這是我第一次見到他。

　　考完試我馬上趕回文工團參加演出。後來我接到通知説筆試通過了，叫我去口試。我當時很年輕，社會經驗很淺，徐悲鴻問我為什麼要到重慶去。我不會撒謊，就老老實實地説我到重慶去是想考大學。説完就後悔了，我想人家要的是安心工作的，肯定不要我。結果真沒想到，我被錄取了。從這一點可以看出徐悲鴻是一個公平的人，他認為我在考生裏成績最優秀，所以並不受其他因素的干擾。我沒想到這個人後來竟然影響了我一生。

　　錄取後，我就隨徐悲鴻帶著從岩洞裏清理出來的圖書，到中國美術學院工作去了。這個學院當時是個研究院，在那裏只有徐悲鴻和張大千兩個人是研究員，其他十幾個都是副研究員，一共不到二十人。我負責管理圖書，實際上就管這十幾個人借書，總共只有一百多本，基本上都是徐悲鴻從巴黎帶回來的畫冊。我的工作很輕鬆，上班幾乎沒有事可做，於是我就去看徐悲鴻畫畫，經常幫他磨一個小時的墨。

　　當時我在重慶舉目無親，和其他人很少往來，與徐悲鴻最熟。這樣在美術學院工作了一年多，我才知道徐悲鴻無家可歸。我問他為什麼不回家，他告訴我他已經過了八年無家可歸的日子了，他的妻子跟時任國民黨宣傳部部長的張道藩同居，不讓他回家。他有兩個孩子，一男一女，都跟媽媽住在一起。

　　那年夏天，徐悲鴻帶學院的那些副研究員到成都青城山寫生和畫畫。到成都後，我一心想上大學，就報名考取了金陵女子大學。

　　那段時期，每次我生病的時候，悲鴻都主動關心我、照顧我，對我體貼入微。重慶那時流行瘧疾，我也得了瘧疾，悲鴻給了我很好的照顧。當時我已十九歲，從來沒有交過男朋友，徐悲鴻為人老實，待人誠懇，給予我很多關懷，這便使我慢慢地對他産生了感情。悲鴻對我也感情深厚，他感覺我最懂他，是我讓他從畏懼愛情到重新有了渴求愛情與家庭的願望。

　　但徐悲鴻不自私，他鼓勵我進大學。我接到錄取通知書第一天去報到時，就是徐悲鴻幫我拎著箱子，背著包卷送我去學校的。

　　路上，徐悲鴻對我説：“我為你考取金陵女大感到高興。”我説：“我進了金陵女大要讀四年。”然後我勸他説：“我畢業你已經五十三歲了，你要儘快找一個好的人，不要等我。”徐悲鴻説：“靜，你好好讀書，如果四年以後你還愛我，我們就結婚，如果四年以後你愛上了別人，你也可以不跟我結婚，我等著你就行啦。”我聽了他的話很感動，我覺得他這個人太不自私了，太為別人著想了。

　　這之後不久，悲鴻在成都舉行畫展，他住在陳離家裏，當時陳離是成都的防空司令，我就也住在陳離家裏。上大學時一個禮拜只能禮拜六齣來一次，禮拜天就要回到學校去。每次回學校去都是徐悲鴻送我，我們一路走一路談話。

　　人非草木孰能無情，我也感覺到此時的我有了明顯的變化，以前學習那麼安心，那麼努力，我在中學是學生會主席，還一直當班長，成績一直非常好。可是到了金陵女大以後我就常常想念悲鴻，睡覺的時候我就惦念悲鴻睡了沒有，總之我發現我對悲鴻産生了深厚的感情，經常非常想念他，讀書也不那麼專心了，再後來，慢慢的我就讀不下去了，心裏老思念著悲鴻。

　　終於有一天他送我回金陵女大的時候，我跟他説：“我要讀四年，你現在四十九歲，再等我四年你就五十三歲了，你已經八年無家可歸，再讓你等四年才有家，我覺得你太不幸了，你應該找一個人馬上跟你結婚。”徐悲鴻説：“愛是不能替代的，我現在已經對你有感情了，已經深愛你了，我願意等你，沒有一個人能夠替代你給我的感情。”

　　我當時非常感動，我覺得他是對我真的有愛情。我十一歲母親去世，父親每天上班工作，從來沒有人這麼深地關心過我。我跟徐悲鴻説：“我不想讀大學了。”徐悲鴻説：“那不可以，你一定要讀完大學，因為一個無一技之長的人是不能為國家做出什麼貢獻的。”

　　但是我實在讀不下去了，老想念著他，這樣我就向學校請了假，打算跟徐悲鴻回重慶待一段時間，再回去讀書。

　　我和悲鴻坐飛機從成都回到重慶，等回到重慶以後我就不想再重返學校了，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我看到了一首悲鴻寫的詩：

　　燈昏已入夜，無計息相思，

　　魂已隨君去，追隨永勿離。

　　這是我在成都上金陵女大的時候他寫的，我去上學了，他思念得晚上睡不著，“魂已隨君去”，説自己的魂已跟隨我到學校去了。我思前想後覺得應該犧牲自己，來陪伴徐悲鴻，讓他有一個溫暖的家，也能更好地為國家做貢獻。

　　所以，我寫信告訴家裏和正在讀大學的姐姐，説我不想再讀大學了，我打算跟徐悲鴻結婚。但是我的父親和姐姐都寫信來反對，説不能這樣，你怎麼能愛一個比你大二十八歲的人，更不該中途放棄學業。但我決心已定。當時我姐姐在貴陽師範學院讀書，重慶到貴陽有公路，我和悲鴻説：“我要去貴陽做姐姐的工作，讓姐姐再跟父親做工作，讓我們結婚。”

　　到了貴陽，我就把這些情況告訴姐姐，我姐姐知道徐悲鴻是一個很偉大的畫家，因為徐悲鴻在貴陽開過畫展，也知道了他是真心地愛我。所以，她就給父親寫信，請求父親同意我們結婚。經過姐姐的幫忙，父親也就同意了。

　　那年放寒假，徐悲鴻就從重慶到貴陽來看我，由於路上幾次車壞，後步行40華里，在除夕夜十二點才趕到，弄得滿身泥漿、疲憊不堪。來到貴陽以後，我們就在貴陽的《中央日報》上登了“徐悲鴻廖靜文在築訂婚，敬告親友”的消息，還請了幾桌的客人。這樣我們就正式訂婚了。

　　與徐悲鴻結婚不是為了追求物質生活

　　李樹森：相愛的人終於可以在一起了，但據説你們真正結婚並非一帆風順，能講一講曾遇到的困難嗎?剛結婚時生活狀況怎麼樣?

　　廖靜文：悲鴻的那個與別人同居的夫人知道了我們訂婚的消息後，就提出來要辦正式離婚手續，但要求悲鴻給她一百萬生活費，畫一百幅畫，還要悲鴻把收藏的四十幅古畫送給她，另外還要悲鴻每個月給四萬塊生活費。

　　悲鴻是一個很重感情的人，雖然不在一起了，但還很珍惜過去的感情，不願意傷害她，所以她提出的這些要求悲鴻就都答應了。

　　一開始悲鴻畫了五十張畫送去給她，她退回來二十多張，説畫得不好，要他重新畫。悲鴻很生氣，説給你的畫都是我簽了名的，不好的我不會簽名。在老畫老退的情況下，悲鴻也請了很多朋友，讓大家説説公道話。但那些朋友都知道他的老婆與國民黨宣傳部部長同居，不敢得罪，反而幫她説話。甚至有人説那就把你沒賣的畫打開來讓她挑，悲鴻不同意。這事一直拖到抗日戰爭勝利，她要跟那個宣傳部長回南京去了，急著拿夠一百幅畫和一百萬塊錢。悲鴻託人在昆明賣了很多畫湊足了錢，也給足了她一百幅畫，這樣才請律師到場辦了正式離婚手續，那天是1945年12月31日。

　　我跟悲鴻是1946年1月14日在重慶結婚的。結婚時，我們住的房子沒有電燈、沒有自來水，連一床新被子都沒有。吃飯基本吃食堂，吃的是那種配給的發了霉的平價米，喝水只能喝泥塘裏的水，連到嘉陵江去挑的水都買不起。我們結婚的時候生活是很艱苦的，我並不是為了追求和悲鴻過很好的物質生活才與他結婚的。其實自從我認識徐悲鴻開始，看見他一直過的是艱苦、質樸的生活，甚至生病時多次手頭拮據得無錢付醫藥費。

　　結婚後的1946年，國民黨的很多人都遷到南京去了。當時悲鴻留學德國的同學朱家驊是中央教育部部長，他聘請悲鴻擔任北平藝術專科學校的校長，這樣我們就來到了北京，那天是1946年8月30日。

　　剛到北平我們是租房子住，後來悲鴻的學生在上海替他開了一個畫展，用賣畫的錢在北平買了一個房子。我在重慶結婚後就懷了徐慶平，為什麼取名“慶平”呢，是因為在重慶懷的，在北平生的。第二年又生了徐芳芳。

　　責任和愛情的力量 決定為他做點什麼

　　李樹森：徐悲鴻先生去世得太過突然，痛失愛偶的打擊一定十分巨大，您是怎樣熬過那段最痛苦時期的?

　　廖靜文：悲鴻是1953年去世的，那年北平藝專已改叫中央美術學院了，悲鴻是院長。1946年結婚到1953年悲鴻去世，也就只有七年。那年慶平才剛剛六歲，芳芳五歲。

　　悲鴻死得突然，所以他沒有留下遺囑。他參加全國文藝工作者代表大會，坐在主席臺上，從早到晚開會，在會後接待外國代表團的宴會上突發腦溢血，送到醫院以後幾天就去世了。

　　悲鴻家裏父母已過世，沒有兄弟姐妹，悲鴻一走，家裏只剩我跟兩個孩子。我從醫院回到家裏，中央美院派人來看望我，晚上給我吃安眠藥，好讓我能夠入睡，可是夜裏醒來我又哭。六歲的兒子慶平很懂事，他學著大人勸我説：“媽媽，爸爸已經死了，你哭也沒有用。”勸完我他自己拿被子蒙著頭哭了起來。女兒五歲，她還不太懂事，她就問我：“媽媽，人有兩條生命沒有，爸爸死了一回還能活過來嗎?還能有一條生命嗎?”當時境況非常悽慘。

　　每天我們在家裏都是等著悲鴻回來吃飯，突然沒有悲鴻了，我都不知道生活該怎麼過。悲鴻在法國時就認識周恩來，周總理對悲鴻最關心，他看我那麼痛苦，就勸我：“你是不是到外面去旅行下，暫時忘記悲痛，以後再回來。”我説：“不行，我不能把兩個孩子放在家裏沒人照顧。”悲鴻死了以後眼睛還是睜著的，中國人常講最悲慘的是死不瞑目。悲鴻為什麼會死不瞑目，我想是因為他放不下兩個幼小的孩子，也放心不下他的美術事業。從我在悲鴻身邊工作開始，就知道他對國家和人民懷有強烈的責任感，以復興中國美術為己任。在任何困難面前，他一直以頑強的意志和毅力，堅持自己的思想和主張，追求自己的遠大理想。他的突然去世，與幾十年來不知疲倦的操勞很有關係。

　　所以，我想在照顧好孩子的同時，也應該為悲鴻以及他的美術事業做點什麼。於是我跟周總理説：“沒有了悲鴻，家裏就像空了，我也不想到外面去旅行，我想到北京大學去讀書，因為我跟悲鴻結婚的時候我是想進大學的，現在悲鴻死了，我還想回到大學去讀書。”周總理也很贊成，他親自寫信給北京大學的校長，推薦我到北京大學中國文學系讀書。我打電話給老家的父親，讓他找了一個保姆給我照看孩子，我就進北大去讀書了。

　　當時在北大讀書很不容易，上課的時候老想著悲鴻死的事，一邊上課一邊流淚，也掛念兩個小孩，所以上了兩天我感覺還是不行，我要回家跟兒女在一起。當時北大的女同學都勸我不要回去，説你回去還是要痛苦的，你在集體生活裏面會忘掉很多。我很感謝她們，是她們把我留下來的。那時禮拜六上完最後一節課午飯也不吃我就往家裏跑，因為一個禮拜沒有看到兒女了，非常想他們，他們也想媽媽。

　　徐悲鴻遺産全部捐給國家 唯一住宅捐做了紀念館

　　李樹森：1953年徐悲鴻先生去世後，您將其遺作一千二百幅，及先生收藏的唐、宋、元、明、清和近代著名書畫一千余幅，還有圖書、圖片、碑拓、美術資料等萬餘件全部捐贈給了國家。那年您才三十歲，剛剛而立之年就有如此偉大的心胸，實在難得，您能講講當時的情況嗎?

　　廖靜文：當時我要去北大讀書，我想悲鴻所有畫作、所有珍貴收藏，還有他那些畫冊資料，交給國家是最好的保存方式。所以我把家裏的鑰匙送到文化部去，交給文化部沈雁冰部長，請他們到家裏去把悲鴻所有的畫和所有的收藏都清點出來，所有的書也清點出來，都交給國家保存。周總理説：“既然東西都交給國家，那就拿過去造紀念館吧。”當時才剛解放，國家經濟比較困難，沒有錢蓋紀念館，我就把唯一的住宅也捐給國家，做了紀念館。周總理還親筆寫了“悲鴻故居”四個字。

　　這個故居是個大院子，有二十多間房子。此前，悲鴻考慮到他的年紀比我大很多，若他比我死的早，我也能有個好的房子住，所以用我的名字買了這個大房子。捐的時候我把房契也交給國家了。

　　創新的教學體系 嚴格的治學精神

　　李樹森：一代藝術大師徐悲鴻先生具有獨特的藝術思想，他對中國美術以及中國近代美術教育體系的建立做出了巨大貢獻，是中國現代美術事業的奠基者。對徐先生的治學精神和貢獻，您怎麼看?

　　廖靜文：我不僅愛徐悲鴻，也是他的崇拜者。我同他一起生活，對他最了解，他擔任北平藝專校長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擴大校區、擴充教學規模。原來學校只有中國畫係、西畫係等，悲鴻添加了圖案美術系、實用美術系、陶瓷科、雕塑係等。

　　悲鴻去找了當時的北平行轅主任李宗仁，説明瞭自己的想法，李宗仁就把協和醫院對面的日本小學學校批給了北平藝專，那個校園很大，還有兩層樓的教室。

　　但當時那學校裏面還住了很多國民黨部隊，部隊不搬走李宗仁也沒辦法。悲鴻就親自去找部隊的司令員，還給他們各級當官的送了好幾十張畫，部隊才搬走了。這樣，北平藝專終於有了一個能容納下更多師生的校園。

　　他主持中央美術學院以後，按他自己的構想建立了教學體系。徐悲鴻的教學體系首先要求重視素描。素描是基本功，他認為學哪一樣都要把基本功學好才能有成就，所以不管你進哪一個係都要先畫兩年素描，素描畫好了才能畫油畫、國畫。

　　素描不但要求能對著人體畫，還要能默寫出來。很多學生不願下苦工，但是徐悲鴻堅持推行他的教育方法。有時在提前沒有通知的情況下，把學生都叫到禮堂去，叫他們默寫。他的教學體系就是要求學生真正地掌握寫生技巧，不但默寫人的肖像，還要求學解剖學，默寫馬的解剖，悲鴻説你熟悉了馬的解剖就大體上熟悉了其他動物的解剖。

　　悲鴻作品的魅力我很欽佩，但是我更尊敬他嚴格的治學精神。悲鴻對教學很認真，一絲不茍，絕不徇私舞弊。他的目的就是要培養出真正的美術人才，為國家美術事業做出最大貢獻。他曾冒著生命危險堅持自己的主張，堅持聘請真正有藝術成就的畫家任教;曾頂著巨大壓力堅決解聘不合格的教授;還勸退過不適合學美術的學生。

　　他認為每個老師都要對學生負責任。當時有一個畫得不好的學生並不是不用功，悲鴻覺得他在藝術上沒有才華，就勸他轉學。那個學生的父親非常有名，是梁漱溟先生。悲鴻親自給梁漱溟寫信，説你的兒子不適合學美術，希望你讓他轉學學別的，也許那樣他會有成就。我當時還勸悲鴻：“你管那麼多幹嘛，你寫這個信人家家長看了會難過，人家已經入學了，你就不要再管了。”悲鴻説：“我是對他負責，所以才會給他父親寫信。”從這一點也可以看出悲鴻的品格和治學的精神。

　　為保護國家財産數十年費盡週折 無一遺失

　　死後也不會有個人遺産 現在靠自己工資生活

　　李樹森：徐悲鴻紀念館坐落在北京市新街口北大街，聽説要翻建新館了。請您談談有關徐悲鴻紀念館的情況吧。

　　廖靜文：在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費了很多週折，在周總理的親自關懷之下，徐悲鴻紀念館裏的書畫等東西才得以保存下來。這些都是國家財産，我遇到再大困難也要保護好。

　　當時國家要修地鐵，老紀念館被拆掉了。後來1972年，我給毛主席、周總理寫信，要求再建徐悲鴻紀念館，以便把這批國家財産保護好。毛主席批給周總理辦，周總理派人通知我，我非常感動。我拿著這個批件去找建委、房管局，當時還是計劃經濟時期，所有的材料都要批了以後國家再調撥，還要國家批地皮，還涉及到拆遷。

　　當時中國正處於特殊歷史時期，找人辦事很難。那時我六十歲左右，為了拆遷那些房子，我幾乎每天一到上班時間就站在房管局局長門口，去等局長上班，好求他給我們解決地皮拆遷問題。我這樣吃了飯就去求，整整求了一年時間，才騰給了我們地方。那時候我還跑得動，什麼事都是自己跑自己求，這樣跑了十年，才把紀念館蓋了起來。1982年批的，1983年蓋起來開館，就是現在的徐悲鴻紀念館。

　　以前展室太少，悲鴻的畫只能展出一小部分，他的收藏就更不能展出了。現在國家經濟發展得很好，對文化事業也越來越重視，國家將擴建紀念館，預計今年十月份拆建新館，明年完工。建成後的紀念館將由原來的兩層擴建成四層，將會有二十多個展廳，展室也加寬很多。晚年得知這個消息我真的是喜出望外，我已經90歲了，跑不動了，相信北京市文物局會把這個工作做好。

　　徐悲鴻的畫與收藏當時我全部捐獻給國家了，到現在一張畫都沒有丟。悲鴻死了以後，房子我也捐給國家做了紀念館，從那以後，我很多年都是租房子住，直到現在也沒有我自己的房子。我現在住的房子是我兒子買的，他出了一百萬人民幣，我出了十萬，房産證不是我的名字。我沒有任何産業，等我死了沒有什麼遺産，我現在就靠自己的工資生活。

　　財産都捐給了國家 兒女邊打工邊留學讀書

　　李樹森：您有一雙兒女，兒子徐慶平現在是中國人民大學徐悲鴻藝術學院院長，女兒徐芳芳曾以優異成績成為斯坦福大學管理學院中國內地學生第一人，都很優秀。孩子幼年就失去了父親，您把他們撫養長大、培養成人，一定付出了很多不為人知的辛勞吧?

　　廖靜文：徐慶平、徐芳芳，從小我就教育他們，要像爸爸一樣用功讀書，他們在小學就是三好學生，中學也是最優秀的學生，大學畢業樣樣都是5分。悲鴻留下的財産我都捐給了國家，兩個孩子後來到外國留學，都是邊打工邊讀書的。

　　慶平在中央美術學院附中畢業以後，正趕上美術學院不招生，就投考了外語學院，當時我説你雖然不能去美術學院學畫，但你父親有很多法文書可以看，他就到外語學院學法文，以全優畢業。

　　慶平畢業後，趕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來北京招生，要求會法語，他以最優秀的成績考取了教科文組織的高級翻譯，到巴黎工作。

　　到巴黎以後，慶平想進巴黎大學學習，但因為巴黎大學已與他父親在那裏學習時迥然不同，不重視寫生了，教師可以幾個禮拜不來看學生畫畫，隨便學生亂畫，不太注重基本功。所以，我跟慶平説進巴黎大學不要再學畫畫，讀外國美術史吧，他聽從了我的建議，並且拿到了博士學位。

　　因為教科文組織工作強度很大，他每天白天上學，晚上做翻譯工作，睡眠時間嚴重不足，去巴黎時頭髮都是黑的，回來時頭髮白了很多，現在他已六十五歲，頭髮全白了。

　　他教學很負責任，他在中國人民大學擔任過十年的藝術學院院長，繼而擔任徐悲鴻藝術研究院院長，現在仍然擔任徐悲鴻藝術研究院院長，還親自帶博士生。

　　在籌備中國人民大學藝術學院的時候，我的女兒芳芳本來要在美國工作的，她得知正籌備藝術學院，就從美國回來參加籌備工作。我女兒是學音樂的，從小就學鋼琴，她就倣照她爸爸辦北平藝專的方法，開設音樂系，使藝術和繪畫結合起來。現在她還是中國人民大學藝術學院的顧問，每年被邀請回人民大學三次，看音樂系的發展情況。

　　美術界比較混亂 “強元”有助於喚回大師雲集時代

　　李樹森：您對中國書畫的發展前景及方向怎麼看?

　　廖靜文：我覺得悲鴻所處的那個時期，是一個特殊的時代。五四運動以後，要發展新文化，所以涌現了很多了不起的人物，在繪畫上也涌現了大批有名的畫家。

　　悲鴻親自培養的優秀畫家有吳作人等，悲鴻去世了以後就是吳作人擔任中央美術學院院長。悲鴻當時聘請的很多教授都成了很有名的畫家，像李可染、李苦禪、蔣兆和等人。他們都是徐悲鴻教育體系倡導下培養出來的優秀人才，後來也把徐悲鴻的教學體系運用到自己的教學當中去，教學相長。那個時期出現了很多人才，可以説悲鴻所處的那個時代是中國文學藝術最了不起的時代之一。

　　現在，雖然有一些畫家還是很成功的，但整體來説缺乏老一輩畫家刻苦用功的精神。也許是時代不同了，經濟發達、人民收入提高是好事，但是年輕人不願意再吃苦了。

　　雖然有些學校還堅持運用徐悲鴻的教學體系，但是都不很嚴格，學生也不像以前那麼刻苦用功，所以現在要出人才就比較難了。不僅是中國，國外也一樣，這是整個大環境的問題。很多年輕人只是追求標新立異，像悲鴻他們老一批藝術家那樣忠實于藝術的人是越來越少了。

　　時間縮短空間，國外的流派也紛紛傳到中國來，現在中國的美術界可以説是比較混亂的。你們提倡“多元”環境下的“強元”，非常必要，必須這樣做，才能重新把悲鴻那個追求真正藝術的時代呼喚回來，希望你們繼續努力。也必須要有人發出這樣的吶喊，只有你們這樣努力的吶喊，才能喚回大師雲集的年代，否則沒有希望。但我還是在往好的一面看，因為今天看到了你們，讓我覺得希望很大，也相信中國會再次出現藝術人才輩出的時代，只是需要等待，不是一蹴而就的，這還需要你們的努力和付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