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修復完成的《本草綱目》扣皮

　　修復敦煌遺書

　　觀察紙張纖維

　　觀察紙張纖維

　　書籍是流轉在時間裏的智慧結晶。日久年深，書籍也會衰老、生病，需要醫治。在國家圖書館裏就有這麼一所“古籍醫院”，裏面的十幾位“醫生”也終日忙碌著“治病救命”，只不過病患不是人，而是一部部珍貴的古籍文獻。在第10個“中國文化遺産日”到來之際，讓我們一同走進國圖善本部文獻修復組，看看這裡的“古籍醫生”是怎麼運用傳統技藝“醫治”古籍的吧。

　　破碎“紙棺材”變身珍貴文獻

　　古籍的修復看似不是體力活兒，但其中的辛苦只有個中人了解。國圖文獻修復組專家、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産項目古籍修復的代表性傳承人杜偉生入行至今已有40多年了，他就遇上過不少棘手又艱巨的任務。

　　杜偉生入行“上手”的第一件重要文物是1976年新疆出土的一口“紙棺材”。糊在簡易棺材上的紙張是驛站的賬本，上有唐代文獻，杜偉生和幾位同行的任務就是把這些有價值的文獻取下、復原。修復的地點是故宮一間十幾平方米的廊房內，“東西很臟，熱水一泡，臭氣熏天，加上工作間面積狹小，那種感覺我至今記憶猶新。”此外，由於時間久遠且保存環境不善，棺材上的紙張支離破碎，“時常快要完成時，又會發現一塊有價值的碎片，令所有的拼接、修復工作又要從頭來過。”這口破舊不堪的“紙棺材”最後被杜偉生與同行們變為了30多卷珍貴的文獻，“化腐朽為神奇”的滿足讓剛剛入行的杜偉生深深體會到了對職業的認同感。

　　另一個較為棘手的例子是朝鮮刻本《厥裏誌》的修復。這件古籍相當於中國明代時期的刻本，至今也有幾百年了。古籍的紙張全部絮化，“跟棉花一樣，一打開到處都是‘毛毛’，沾哪兒哪兒癢癢。天又熱，修復組十幾個人都過敏了。”這種情況不能使修復人員們退卻，經過水洗，最終這本令人頭疼的文獻還是被修復妥善。

　　“我們就像是醫生一樣，醫生救人的命，我們救書的命。看著古籍修復完好，那種感覺就像是醫生看著重病患被治愈、出院一樣滿足、欣慰，”杜偉生説。

　　“整舊如舊”修復敦煌遺書

　　國圖對敦煌遺書的修復至今也歷時二十幾年了，這真是一個慢工出細活、要求盡善盡美的過程。

　　敦煌遺書的修復始自1991年。上個世紀90年代，作為文獻修復組組長的杜偉生受大英博物館的邀請來到英國，參與修復散藏在大英博物館的部分敦煌遺書。在國外工作的經歷讓他積累到了許多與國內傳統修復原則不同的經驗。“國外的修復方法是把文獻四週都‘鑲’起來，但是不托裱，按文獻原樣修復。”杜偉生解釋，敦煌遺書本就是裝幀簡單、古樸的古代文獻，如果按傳統修復如裱畫般的工藝來操作，“邊兒也裁齊、前後都加上綾子”，那就不是原來的敦煌遺書了。

　　參考國外的經驗、依照我國的特點，自敦煌遺書起，文獻修復組開始採用新的修復原則——“整舊如舊”。“紙張本身也攜帶著重要的歷史資訊，因此現在的修復不講究過去的‘天衣無縫’，這是圖書保護認知的發展。現在的修復要求真實性，不能干擾原有的文物資訊，讓人能看出哪兒是原件、哪兒是修補的地方。”

　　這種修復方式不僅最大限度保留了敦煌遺書原有的文獻資訊，也簡化了流程、提高了修復效率。國圖現藏敦煌遺書16000余件，實在是卷帙浩繁。文獻修復組的幾位專家每天大約可修復完成6米左右，一個月約修復180米長卷。“由於辦公場所的搬遷等客觀原因，為了保證敦煌遺書良好的保存條件和修復環境，目前修復項目處於暫停狀態。復工後，預計起碼還需四五年才能修完，”杜偉生説。

　　“掏補”修好原裝《永樂大典》

　　由於文獻的保存狀況不同，文獻修復組對不同典籍採取不同的修復原則，《永樂大典》的修復方式與敦煌遺書又不盡相同。敦煌遺書是西元4至13世紀的古寫本，是時間跨度巨大的長卷；而《永樂大典》則是明永樂一朝的大部頭皇家文獻，曾被譽為“世界有史以來最大的百科全書”。一個是卷子、一個是包背，二者修復的難點不一、要領也不同。

　　“明代原裝的古籍本就不多，皇家的東西更是罕見，《永樂大典》的散佚是由於戰亂，並不是被人看壞的，國家圖書館現藏的220冊《永樂大典》裏有100多冊都是原裝文獻。傳世的明代刻本中大部分裝幀都不是明代的，但《永樂大典》絕對沒有問題。”由於《永樂大典》的完整性，文獻修復組決定在修復時要保持裝幀原狀，不能像修復一般古籍一樣，將書脊拆開，把書頁分成單張一一修補。

　　《永樂大典》是傳統古籍的“包背裝”，印好的書頁白麵朝裏，圖文朝外對折，配頁後將書頁撴齊、壓平。由於不能拆裝幀，“被逼無奈”的條件下，杜偉生發明瞭一種“掏補”的方法，把工具伸進折頁中間，一點一點“掏”著修補。“修復的時候需非常仔細，進度也較慢。補完一頁之後要壓平，待幹透之後才能修補第二張。”而這種“掏補”的新方法在2002年《永樂大典》修復項目開啟之前從來沒有被使用過。

　　多方合作“治愈”《西夏文獻》

　　一部重要古籍的修復方案，並不是修復專家一方就能決定的，通常需要多方專家的討論才能拍板、確定。“起碼要版本、編目、庫房和修復等幾個方面的人員參與討論，才能制定出既符合圖書保護原則，又適應修復實際情況的方案。”多方合作的力量體現得最突出的例子就是《西夏文獻》的修復。

　　2003年初，採納著名西夏學學者史金波的提議，國圖文獻修復組正式著手開始修複國圖藏《西夏文獻》。然而，《西夏文獻》由古西夏文記載，這讓修復專家們“撓頭”了，“沒人認識西夏文，這讓大家在文獻內容識別上産生困境。”同時，《西夏文獻》流傳至今已有千年，流傳的過程中必然曾被前人修補過，前人同樣存在語言不通的問題，因此錯頁的情況時有發生。為保證文獻資訊的完整、可讀，修復組必須將前人搞錯的頁碼調整回來。

　　這種情況下，文獻修復組的專家們選擇聯手史金波等西夏學學者，由他們負責調整內容，將《西夏文獻》的實物圖片編號、排序，整理完成後，再交由修復組完成頁碼的調整和紙張的修補。

　　“但在古籍的修復中，也不是所有的錯頁都必須調整，有些錯頁則是獨特的文獻特徵。”杜偉生舉例，在一部國圖藏宋代文獻的修復過程中，專家們發現了一個頁碼的錯誤。後經調研發現，這部文獻全國存世僅三四件，僅國圖收藏的這一部存在錯頁的情況。“這個錯頁不影響資訊的完整性，且獨具文獻特徵，我們決定依‘整舊如舊’原則不進行調整、保持文獻原貌，可以説是‘錯有錯的價值’。”

　　對私藏《本草綱目》伸出援手

　　國內古籍修復行業內也會出現不專業、不負責的情況，這讓國圖文獻修復組的專家們看著挺心疼。杜偉生就有過這种經歷，“有一次，北京一個博物館展出某研究所收藏的西夏出土古籍，我跑去觀展，一看古籍冊頁被修補得亂七八糟，心裏很難受。”出於對珍貴古籍的“不落忍”，國圖文獻修復組不僅僅修複國圖館內收藏的文獻，對一些通過申請的博物館、檔案館和私人藏珍貴文獻也會伸出援手。比如從2010年開始修復的私藏金陵本《本草綱目》，修復組就無私地投入了很多精力。

　　這部34冊的文獻，斷斷續續經歷了長達幾年的修整。參與修復項目的年輕修復師田婷婷告訴記者，金陵本《本草綱目》的修復較一般古籍而言更為複雜、麻煩。“文獻為竹紙製成，老化程度非常嚴重，紙張強度很差，尤其是書頁四週的情況尤為嚴重。這種情況下，常規的操作不能滿足修復的要求，於是修復組決定將其修整為‘金鑲玉’的形式。”

　　所謂“金鑲玉”就是在書頁的四週做鑲襯以起到固定、保護的作用。這就要比常規的修復多出超過1/3的工作量。經過“古籍醫生”們的孜孜努力，今年6月初這部修復完成的古籍剛剛交回藏家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