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有著悠久的歷史，創造過燦爛的古代文明。中國文明在整個人類文明史上居有重要地位。這種文明在什麼時候和什麼地方誕生，又怎樣興起和發揚光大，不僅中國學者在長期進行探討，國際學術界也將此當作相當熱門的研究課題。

　　這裡，我們要研究與分析古文字對於探索中華古代文明的意義與作用。

　　在此之前，我們先來看看開啟古埃及研究的一把金鑰匙：1799年，法國士兵在古埃及的尼羅河三角洲一個叫羅塞塔的地方發現的一塊古埃及墨色殘存石碑，被稱為“羅塞塔石”(Rosetta Stone)。這塊石碑是古埃及托勒密五世時代的一篇詔書，記載了前198年(相當於中國的漢高祖九年)在神廟中祭祀之事。這塊石碑的內容本身並不重要，但是這塊碑卻十分重要。因為它屬於希臘化的時代，所以這塊碑上有古埃及的文字，亦有古希臘文。它分為三欄對照，最上面是古埃及的聖書體，即類似中國古代的篆字，下面是古埃及文的民間體即類似中國的行書，最下面是古希臘文。這就第一次有可能用古希臘文去翻譯和解讀古埃及文字。這是研究古埃及文字的一把鑰匙。這個發現極其重要，因為這是我們解讀古埃及文字從而研究古埃及文明的最根本的一個依據。到1823年，即中國的道光三年，有一位法國學者商博良(F.Champollion，1790—1832)利用羅塞塔石作為鑰匙，正式解讀了古埃及文字，古埃及文明的大門也就被徹底打開了。大家今天看到的埃及學是非常豐富、深刻而且發展很迅速的一門科學。我們因此知道如何通過古埃及的文字研究來進行古埃及的文明研究。

　　其實，中國的古代文明研究也是這樣。1899年，即清朝光緒25年，中國發現了甲骨文。甲骨文最早是由農民出售，被古董商發現是在1898年，可是被認識是在1899年。確認甲骨文的人是山東煙臺福山的王懿榮。他是第一個發現、認識並對甲骨文進行研究的人。可王懿榮于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時，在北京自殺了。他收藏的甲骨文後來由他的朋友劉鐵雲即劉鍔收藏。劉鍔于1903年第一次出版了甲骨文的書籍即《鐵雲藏龜》。其內容大部分就是原來王懿榮的藏品。這部書的出版是受了當時南方的一位年輕學者羅振玉的建議。後來也是羅振玉第一個確定甲骨文的出土地點在河南安陽的殷墟。而羅振玉的朋友王國維從中讀出了商朝的世系，從而為甲骨文的研究奠定了基礎。羅振玉和王國維的學問大家是永遠不會忘記的。

　　此後，從1926年開始，中國有了自己的考古學家，進行了自己的考古發掘與研究。當時由清華國學研究院的李濟先生在山西夏縣西陰村發掘，發現了仰韶文化。後來，從1928年開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又聘請李濟組成考古組開始對安陽殷墟進行考古發掘。

　　甲骨文研究為中國古代文明研究打開了大門，而要對甲骨文進行證實就要通過考古發掘。當時安陽殷墟發掘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證實甲骨文，中國關於古代文明研究的考古學就是這樣開始的。所以大家比較著看，1798年拿破侖的士兵發現了羅塞塔石，1823年商博良解讀古埃及文字，創立了埃及學，從此近東有關地區的文明研究得以深入展開。1899年，山東煙臺的王懿榮第一個鑒定了甲骨文，由此導致了1928年安陽殷墟的發掘，中國考古學從此開始。這些都説明古文字的研究對研究古代文明所起的重要作用。

　　當然，現在絕大多數的書上説甲骨文是我國最早的文字，這是不正確的，因為甲骨文有多少單字，今天還沒有一個確切的統計。目前為止已經出版了兩本字典。一本是孫海波的《甲骨文編》，另一本是台灣金祥恒的《續甲骨文編》，這兩部書中的甲骨文字合起來有五千以上。我們今天看到的甲骨文，99%是商代王室的占卜記錄。今天我們看到的甲骨文約十萬片，不是商代甲骨文的全部，僅僅是一小部分。所以，我們估計商代甲骨文有六七千個字。中國最早的一部字典，是東漢許慎的《説文解字》，有九千多字。為什麼説《説文解字》有九千多字呢？因為漢朝法律《尉律》規定，如果有人要做史，必須能認能寫九千字。在出土的竹簡上我們發現了這條法律。正是因為要湊這九千字，有些字相當冷僻，有些字在現存文獻中找不到。商代比漢初早一千多年，它有五千或六千字就很可觀了。現在最大的漢字字典有五萬多字，而《康熙字典》也只有四萬多字。《人民日報》的常用字才六千多。所以從數量上看，甲骨文絕不是最早的文字。《説文解字》中講的“六書”，甲骨文裏都有，因此甲骨文不可能是一種原始文字。中國的文字起源只能從甲骨文以前找，這個論點在學術界逐漸為多數同志所認識。

　　那麼，關於漢字的起源，《荀子》、《呂氏春秋》等古書都説黃帝時倉頡造字。倉頡是黃帝時候的人，根據史書的記載，是在西元前二千五百年左右。傳説當時“天雨粟，鬼夜哭”。“倉頡”這個名字確實是很古的，意思是白下巴的人。黃帝的年代約當西元前第三千年的前期。這一傳説當然有待考古材料加以證明。

　　不過，可以肯定的是，甲骨文以前的文字是有的，可是有的已經破壞，有的還沒挖出來，有的已經看到了，有些還不敢叫做文字，只能稱為陶器上的符號。陶器上有類似文字的刻劃符號，這個發現已經很早了。20世紀30年代在山東章丘城子崖的考古發掘，就獲得了一些有刻劃符號的龍山文化陶片，不過沒有得到太多注意。50年代陜西西安半坡的發掘，發現了一大批仰韶文化陶器刻劃符號，這在1963年出版的《西安半坡》報告中公佈，很快就引起古文字學者的重視。

　　有刻劃符號的仰韶文化陶器，都屬於半坡類型，迄今已在渭水流域的陜西西安、長安、臨潼、郃陽、銅川、寶雞和甘肅秦安等不少地點發現。在這一地區早于半坡類型的文化的陶器上，也出現有刻劃符號。半坡類型的陶器符號大多刻于器物燒成以前，器種絕大多數是陶缽。符號有固定位置，一般在缽口外面的黑色帶緣上。符號有的簡單，有的則相當複雜，接近文字，比如臨潼姜寨的一個符號就很像甲骨文的“岳”字。

　　文字起源與陶器符號有關的情形，在其他古代文明中也有實例。據有的外國學者研究，古埃及文字的起源可追溯到陶器上繪寫、浮雕或刻劃的符號，年代和中國的陶器符號是差不多的。當然，這類符號並不限于陶器。1984年至1987年在河南舞陽賈湖進行的發掘，從相當於裴李崗文化的墓葬中發現了一版完整的龜腹甲和另外兩個龜甲殘片，上面都刻有符號，有的像甲骨文的“目”字，有的像甲骨文的“戶”字。還有一件柄形石飾，也有刻劃。墓葬的年代，據碳素測定不晚于西元前5500年。這項發現的意義，還有待進一步研究。

　　上面談到的各種符號，性質如何，學術界尚有不同意見。還有一種陶器符號，大多數學者認為可能是原始文字，這就是大汶口文化的陶器符號。大汶口文化分佈在山東、江蘇北部及河南東部一帶，年代在西元前4300—前2500年之間，其後身是山東龍山文化。陶器符號屬於大汶口文化晚期，發現最早的是1959年山東寧陽堡頭(即大汶口遺址)出土的一件灰陶背壺，上面有毛筆繪寫的朱色符號。後來在山東莒縣、諸城陸續發現一批灰陶尊，都刻有符號一處或兩處，有的還涂填紅色。這些符號的位置和結構很像商代青銅器銘文。1977年，唐蘭曾把他所見到的幾種符號釋為“斤”、“戌”、“炅”等字。到現在為止，這類符號已出現9種。

　　值得注意的是，分佈地域和大汶口文化毗連的良渚文化也有類似的符號。良渚文化在江蘇南部到浙江北部，年代同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相當。良渚文化個別陶器有成串的刻劃符號，同時在不少玉器上也有符號。有符號的玉器有璧、琮、環、臂圈等，符號的刻劃位置獨特，不同器上花紋混淆，有的符號為了突出，還特別施加框線或填有細線。良渚文化玉器符號已發現11種，其中5種和大汶口文化陶器符號相同或近似。這些符號試用古文字學的方法分析，大多能夠釋讀。

　　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是兩種頗不相同的文化，但互相有密切的關係。1987年在江蘇新沂花廳發掘了一大批大汶口文化墓葬，其中出土不少良渚文化玉器，説明兩種文化的人民存在著交往。兩者符號的相通，很可能標誌著這些符號是原始文字。

　　我們希望的是，就如同甲骨文之於古史研究的重要意義一樣，隨著我們不斷發現與確認更早的文字，抑或是趨近於文字的符號，我們對於中國古史，特別是中華文明起源的研究能夠更進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