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媒稱，安徽——中國最貧窮的省份之一，小鎮航埠的主要街道上滿是頗具鄉土氣息的小店。街道兩旁有售賣種子和化肥的店舖、堆滿了工具和機械的商鋪、幾家簡樸的小飯館和一家小旅館。而在這些店舖中，夾雜著一間與眾不同的店舖，iPhone和iPad正在櫥窗裏熠熠發光。

　　據英國《經濟學人》網站5月14日報道，從這些電子小玩意上就可以看出，曾被快速發展的都市映照的黯然失色的中國農村如今也開始有了起色。頗具爭議的是，這顯示出以城市和鄉村間巨大收入差距為縮影的不平等，或許正在減少。販賣蘋果手機的店主袁岳（音）説：“如果大家都沒錢買，我肯定不會開這個店。都是血汗錢嘛。不過人們的收入的確在增加。”

　　報道稱，過去35年來，中國經濟顯著增長一直都呈現出分佈不均的面貌。官方和獨立研究均顯示，中國從一個非常平等的社會轉變成為一個相當不平等的社會。衡量收入平均與否的最常用指標就是基尼系數。基尼系數在0到1之間（0代表所有人收入均等，1則代表一個人擁有一切）。中國官方統計數字顯示，中國的基尼系數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低於0.3，當時的中國位於全世界收入最均等國家之列。時至今日，該系數已將近0.5，中國也成為全球收入最不均等的國家之一。

　　其他數據來源則顯示，收入不均的實際情況要比官方數字更為嚴重。一份被廣泛援引的西南財經大學的調查報告總結稱，到2010年，中國的基尼系數已經攀升到了0.61，中國已成為全球財富最不均等的國度之一，不均程度堪比南非。

　　儘管中國的基尼系數很高，眼下也開始出現了下降趨勢。官方數據顯示，基尼系數已經連續7年出現下降，從2008年的0.49降到了去年的0.46。

　　報道稱，從整個國家來看，導致財富不均惡化的最大原因是城市與鄉村的差異。而今，這一差距似乎也成為不均程度減少的主要原因。2009年，城市人口的平均收入是農村人口平均收入的3.3倍。而目前，這一差距已經縮小到了2.7倍。同時，農村人口的收入已經連續六年保持快速增長。實際上，很多農村人都在城市裏工作，要麼在工廠裏做工，要麼從事于基礎服務業。不過即便如此，鋻於中國嚴格的戶籍制度，農村人口仍無法在城市安居落戶。

　　報道稱，農民工收入增加的原因之一是中國人口的變化。中國的勞動力大軍已經開始縮水。這一變化推動了藍領工人薪水的上漲。另一個原因是，尋求廉價勞動力的企業已經向內陸轉移，搬到了那些相對貧困的地區。袁岳説，自小鎮外來了幾家電子廠落戶建廠以來，他就開始在航埠售賣蘋果手機。在去航埠工業區的沿途，一名男子坐在小攤前招工。一個月3000元（460美元）的薪水比城市中一份普通工作的薪水低不了多少。“我們一年到頭都在招工。説白了就是薪水的問題。他們不高興，就會拍屁股走人，”招工者説。

　　這證明了曾獲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西蒙·庫茲涅茨在1955年提出的一項理論。庫茲涅茨稱，在一個國家的發展之初，那些能夠獲得可觀薪水的幸運兒和那些不景氣的務農之人之間會出現巨大的差距。不過，隨著經濟的持續增長，人們最終可融入經濟的現代化部分，不均衡現象會隨之減少。儘管隨著國家的日益強盛，該理論便不再適用，但中國目前的情況恰好符合庫茲涅茨所講的規律。

　　報道稱，不過這並非完全的自發性改變。導致改變的一部分原因似乎要歸功於再分配政策。過去幾十年來，中國擴大了基本醫療保險和福利的涵蓋面；在農村地區推行免費的九年制義務教育，並取消了長達幾個世紀的農業稅。

　　然而，要做的事情還有很多。政府對農村地區的投入仍然過低，在國家養老金制度上尤為突出。如若不做出改變，不平等現象還會繼續荼毒中國大地。西南財經大學的甘犁説：“如果我們完全依賴於經濟發展，那麼就無法真正消除不平等現象。”

　　此外，對於很多人來説，“收入不均在減少”的觀點或許並非是顯而易見的。財富不均（這裡指人們所擁有的，相對於人們所賺取的）現象依舊嚴重。2015年的胡潤富豪榜顯示，中國（以美元計算）的億萬富翁（596人）要多過美國（537人）。今年初，北京大學所做的一項研究顯示，金字塔尖1%的中國家庭控制著全國1/3的資産。

　　自2012年以來，中國的炫富現象就沒那麼多見了。不過跑車、豪華餐館和奢華服飾店在大城市依然遍地都是。即便蘋果手機進入農村顯示出中國農村人口的收入正在增加，大城市裏這些金錢堆砌起來的物質無時無刻都在提醒人們，一小撮城市精英是多麼富有。（編譯/文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