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28日發佈的統計公報顯示，2014年，中國共有19個地區調整了最低工資標準，平均調增幅度為14.1%。

　　其中，月最低工資標準最高的是上海市的1820元，小時最低工資標準最高的是上海的17元。根據“十二五”規劃，中國計劃到2015年爭取實現最低工資翻倍，也就是年均增長13%。不出意外，這個目標預計能順利完成。

　　中國規定，最低工資標準每兩年至少調整一次。調整要考慮多方面因素，包括勞動者及其贍養人口的最低生活費用、消費價格指數、平均工資、經濟發展水準等。

　　人社部數據顯示，2013年，共有27個省份調整了最低工資標準，平均調增幅度為17%；2012年，共有25個省份調整了最低工資標準，平均調增幅度為20.2%；2011年，共有25個省份調整了最低工資標準，平均調增幅度為22%。

　　“儘管最低工資標準增幅有所放緩，但刨除物價因素，仍然跑過了GDP增速，仍然屬於高增長。”中央黨校教授周天勇説，同時也高於勞動生産率增速和“十二五”規劃目標。

　　“過去20%以上的增幅是不可持續的。”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兼薪酬專業委員會會長蘇海南説，近年GDP增速有所放緩，物價水準也有所回落，因此最低工資增速下調一些很正常。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會保障研究中心主任鄭秉文認為，受最低工資標準影響最直接的是低收入群體，最低工資標準的上調對於這一群體的收入具有“立竿見影”的效果。

　　保持較快增長的不僅是最低工資——統計公報還顯示，2014年中國城鎮非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為56339元，與2013年的51483元相比，增加了4856元，增長9.4%；2013年，平均工資增加了4705元，同比增長10.1%；2012年，平均工資增加了4970元，同比增長11.9%；2011年，平均工資增加了5305元，同比增長14.3%。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保障研究中心主任鄭功成説，過去多年中國工資增長慢于GDP增長，導致勞動者報酬佔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持續下降，近幾年的較快增長可説是一種補償性增長。

　　“儘管中國勞動力總量上仍然供大於求，但無限供給的時代已成為歷史，‘招工難’‘用工荒’現象就是最好的體現。”鄭功成分析，“新生代勞動者基於受教育程度的持續提升，其對包括就業平等與合理報酬等的追求也在持續升級。”

　　鄭秉文也指出，每年農民工回鄉過年到出鄉就業這段時間是中國特色的工資博弈，當年的勞動力價格就在這段時間裏被基本確定。

　　“從國家發展進程來看，我們不能老是以勞動者報酬低水準為榮，而要從以低勞工成本為競爭優勢轉向以高素質勞動者和與之相匹配的薪酬水準，以及産業升級、核心競爭力不斷增強為追求目標。”鄭功成説。

　　蘇海南認為，只要工資增長水準不超過勞動生産率增長水準，這種增長就是可以持續的。

　　“實際上，初次分配結構還有調整空間，如減輕稅負、適度調節資本收益等都是可行的。”鄭功成認為，上述手段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人力成本上升對企業的影響。

　　他同時指出，工資增長雖然會影響生産經營成本，但應當看到它必然帶來消費增長，進而構成國民經濟持續發展的動力源。

　　“正常的勞動者報酬增長必定帶來良性的經濟發展，良性的經濟發展又必定為正常的勞動者報酬增長創造條件。”這位專家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