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北京後的劉亞在學校參加春季招聘。四川大學席超/攝

　　夏夢怡在出租屋內製作視頻。四川大學陳睿雅/攝

　　李達偉武漢大學鄧昕/攝

　　楊威在出租房裏讀書。貴州工程應用技術學院李佳麗/攝

　　編者按：早前曾有預測稱，2015年的應屆畢業生預計將達到750萬人，就業形勢依舊嚴峻。伴隨著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大學生們，和普通務工者一樣，擁有從經濟欠發達地區遷徙到大城市的源動力—為了夢想，為了更好的發展機會，也為了改變自己的命運。這些應屆畢業生，或在秋季招聘時信心滿滿地搶佔先機，或在春季招聘時略顯焦灼地等待召喚，還有的，則期待用實習期間的優異表現，為自己爭取到成為正式員工的機會。

　　這也意味著尚未拿到畢業證書，還未正式走出校門，他們就要開始嘗試融入社會，自己解決一系列的生存問題。對於那些為追夢來到異鄉打拼的大學實習生來説，找房、租房，如何儘快踏上實習單位的節奏，幾乎成了他們正式入職前的必修課。而這看似波瀾不驚的幾個月，很可能將就此改變一個年輕人的未來。

　　這些身在異鄉的大學實習生，他們與其説是在為生存而戰，不如説是在為夢想打拼。我們從中尋找了4個頗具代表性的大學實習生，透過他們的奮鬥、努力和艱辛，不難發現或許起點有高低，但對夢想的追求沒有高下之分。

　　“能從北京公交車的擁擠中感受到壓力，還有活力”

　　劉亞接到了一家電視臺外包項目組的兩通電話，他估摸著比較靠譜，便內心喜悅地撥通了媽媽的電話：“媽，我要來北京實習了。”

　　父母欣喜之餘，和房東約定租下自己10平方米住處後面那間8平方米的屋子，每月房租350元。這裡是朝陽區崔各莊鄉黑橋村，東五環外的偏僻村莊，北京東郊典型的城鄉接合部，“從村東走到村西也就10分鐘”。黑橋村的人口流動性很大，大量的農民工居住在此。

　　劉亞是四川大學廣播電視新聞學2011級的學生，寸頭方臉，皮膚略黑，性格開朗。2014年6月24日，他拖著28寸的行李箱，踏上北上列車，箱子裏裝滿夏秋冬三季的衣服—這應該會是一場持久戰。次日中午，爸爸在北京西站迎接劉亞，媽媽在家準備了粥、青菜和肉，“按我們的慣例，遠途下來喝粥會比較爽”。

　　劉亞的爸爸在北京做木工活兒，媽媽的工作則是打磨水泥墻。

　　劉亞説，在黑橋村裏，人在北京的感覺並不強烈。接下來的幾天，同住在黑橋村的老家親戚—大舅、小舅、姨媽、姑媽等，輪流為劉亞接風，這既是對小輩的關心，也是對家族裏第一個大學生的重視。親戚們同劉亞的父母一樣，大約在10年前，被一場終於席捲到四川省巴中市平昌縣鎮龍鎮萬家村的“外出務工潮”裹挾到了北京。

　　劉亞的房間裏，只有一張床和一個櫃子，他辦了每月60元的寬頻。他住的村子裏有公廁、公用的簡易浴室和水房。

　　從2014年6月30日，劉亞正式接手工作。項目組正籌備2014年的“相約北京·童心如歌”全國青少年微電影藝術節。劉亞負責新媒體內容編輯、圖片視頻處理、跟拍藝術節中的選手和家長等工作。工作地點在東四環四惠附近，他每天6點10分起床，倒兩趟公交車，通勤時間將近兩個小時，車上不擠的時候，他就看手機新聞或電子書。

　　那段時間劉亞的媽媽恰好沒工作。劉亞7點多到家，晚餐已經在等他了。有時父母週末上班，他就在家給父母做飯。

　　項目組加班的時候也不少，晚了，項目組會請大家吃吉野家招牌牛肉飯。藝術節前後，盒飯的味道多了一種選擇—招牌雞肉飯。“一輩子都記得那個味道。”劉亞回憶道。

　　北京最悶熱的夜裏，屋內的小窗透不進一絲風，身邊的電風扇吱呀地叫喚，劉亞搬來一盆涼水放到床邊吸熱，但仍難以入睡，於是他索性把涼蓆鋪到地上。

　　8月期間，BAT在2015秋季校園招聘格外引人注目，彼時的劉亞天天關注校園招聘資訊，覺得擁有廣播電視新聞學的專業背景、知名媒體的實習經歷，應該有望轉型成為網際網路公司的新媒體運營，然而除了投簡歷和參加筆試，他沒能更進一步。

　　直到2014年12月28日，劉亞才離開北京。9月至12月，他在一家名叫界面的財經新聞網站交通組當實習記者，除了每週二的選題討論會，其餘時間，他都在家電話採訪當事人或是直接奔赴事件發生地點。其間，帶他的老師曾透露過他有轉正的機會，但12月底，當他決意回學校做畢業設計時，界面向他發出了離職通知。劉亞説：“最後感覺老師對我不是太滿意。我對交通組的選題感興趣的不多。雖然最開始到界面，人事處就問過大家有沒有想轉去其他組的，但我想交通組的老師把我招進來，我總不能一進來就跑了吧……”

　　如今，他正在學校積極地參加稍顯冷清的春季校招，希望能在北京、廣州或成都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

　　劉亞説：“你能從北京公交車的擁擠中感受到壓力，同時也有活力。你身邊接觸的都是有理想有鬥志同時也很有才華的人，讓人深受感染。另外還有非常多的機會。這些可以讓你暫時忽略北京擁擠的交通，污染的空氣。”

　　“畢業之後做什麼都可以，只要是影視方面的”

　　夏夢怡是3月11日晚上到的北京，當晚住在貓宿的膠囊公寓，100元一夜。“我最壞的打算是，如果實在租不到房的話，就在那裏（貓宿）住一個月，而且不用買被子。”

　　3月12日，夏夢怡只翻看了一個資訊分類網站，便相中了一個看起來還不錯的出租房。仲介帶她到了這間位於某垃圾場附近的居民樓裏，單間房租加仲介費共3000元，夏夢怡認為窗外飄來的垃圾氣味還是可以忍受的，便開始跟仲介砍價，最終磨到了2300元，不料房東卻在電話裏表示不願意將房子短租出去。於是又開始四處找房源，最終在北京雍和宮附近的官廳衚同裏，找到了夢怡如今的住處。從此，夢怡每天花10分鐘就能步行到光線傳媒。能以2300元的月租拿下小屋，再花500多元置辦日常用品，她覺得很划算。“我必須要有自己獨立的空間，可以做自己的事情”。

　　她租住的是一間10平方米的次臥， 這個房間被緊密地嵌在一幢6層樓高的舊樓裏，樓梯間裏貼滿了“疏通下水管道”和“改裝空調線路”的“牛皮癬”。

　　夢怡的房間緊挨著衛生間，這套房裏還住著一位女博士和另外兩位女生。廚房有些破舊，但她已經嘗試過給自己下了碗麵條了。接受採訪時，夢怡剛剛從片場回到住處，有些疲倦地側坐在椅子上，招呼客人坐在她的床上，還遞來了木糖醇、費列羅和獼猴桃。床上有一張席夢思床墊和一床被芯，床頭挂著一溜花燈。3月15日北京停止供暖，她多墊了一個毯子，晚上穿兩件衣服睡覺。

　　這不是她第一次來北京實習，但這一次，關乎畢業後的第一份工作，極有可能是她作為職業影視人的起點。

　　夏夢怡大二開始接觸紀錄片，已經陸續完成的《外國人在長沙》、《隱居中國》和《我的第一位》3部作品，在國內各大視頻網站均有播放，作品講述了她眼中的外國朋友。《隱居中國》讓她收穫了包括巴黎青年國際電影節“最受觀眾歡迎獎”在內的多個獎項，並被湖南當地多家媒體報道。

　　2014年11月，22歲的設計藝術學院學生夏夢怡身著黑色連衣裙來到電視節目《職來職往》的舞臺，她説自己並非科班出身，想謀求一份月薪5000元的微電影導演工作，“能力很高，姿態很低”，最後她得到了光線傳媒副總裁劉同的“爆燈”，劉同誠懇地説：“因為你沒有畢業，我們就只能是（提供給你）試用期的工資，每天100塊；你畢業之後呢，我們可以給你一個定薪，比方説3500～4000元。”最終，她接受了光線傳媒遞來的橄欖枝。

　　筆者面前的夏夢怡是一個染了一頭黃色短髮，穿黑T恤、黑皮靴、黑色緊身褲以及黑白相間毛衣外套的幹練女生，身高不到1.60米，大學期間常常熬夜剪片遺留的黑眼圈和“泡泡眼”，掩藏不住黑眼珠子望向你的那分執著。她操著一口非常有港臺范兒的普通話，性格則透著北方人大大咧咧的爽快勁兒。

　　3月13日，夢怡在光線傳媒報道。劉同問過她想幹什麼，她回答是“電影紀錄片”，劉同説那就是EPK啊。EPK包含針對電影的預告片、花絮、採訪、紀錄片等。於是3月14日下午，夢怡和來自紐約電影學院的實習生一起去了攝影棚，跟拍由光線傳媒投資和製作的電影《左耳》的後期花絮。

　　夢怡和學影視的很多人一樣，對紐約電影學院、北京電影學院有種本能的憧憬，“我沒有錢出國留學，所以我不會去想這些東西……人還得現實一點。”她本來打算去讀北影的研修班，但一年學費得4萬元，家人説：“你還是慎重考慮吧。”

　　影視是一個“燒錢”的專業，而她的家庭並不富裕。她的父母在她5歲那年和村裏很多人一起離開廣州增城去了長沙，做小型汽修生意，隨行帶上了兩個兒子。夢怡是一年後才第一次到長沙，由於她堅持不願與家庭分離，父母才把她留了下來。

　　她上高一那年，因為戶口原因回到增城。增城有很多學生的父母遠在異鄉打工，她在學校受到排斥，因為大家認為她是外地人。男同學經常打架、吸煙、上課跟老師拍桌子—夏夢怡覺得，留守兒童在缺乏安全感和愛的環境中長大，太容易變成那個樣子。

　　夏夢怡説：“你不能總跟家裏人説我要什麼，我就跟家裏斷絕關係，你要考慮家裏的實際情況，我以前都不懂這些……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現今，她手頭還攥著某知名視頻門戶網站、某知名電視媒體、某知名旅遊節目的offer，而光線傳媒也給了令她滿意的實習待遇。

　　“其實，畢業之後做什麼都可以啊，只要是影視方面的。”夏夢怡自得其樂地説。

　　“一群年輕人住在一起，有點像美劇《老友記》”

　　李達偉，華中科技大學電氣與電子工程學院大四學生，目前已經被保研到上海交通大學，專攻電子方向。在學院提供的眾多資源裏，李達偉看上了上海伊頓電氣中國研究院的實習機會，院裏只有4個名額，他躍躍欲試，“一方面我想感受一下外企的工作方式，另一方面也想親身體驗一下上海的生活”。最終憑藉公平競爭他拿下了實習機會，實習時間為3～6月。此外，他還計劃在此完成自己的校外畢業設計。

　　他的實習工作主要是參與軟體開發。公司的大部分職員都是海歸博士，對新員工的培養採取一對一的幫帶制度，李達偉感覺收穫非常大。

　　“本科學的都是基礎知識，課堂上講的多為理論。而進入到企業真正了解到軟體開發的具體流程以及企業分工，對我而言是非常新鮮的。”同時，作為一個研發機構，研發成果雖然不會直接投入生産，但能夠把握科研的最新趨勢，還是讓李達偉受益匪淺。對於還想出國讀博士的他而言，“在這種西式的工作環境實習，開闊眼界，肯定對申請出國讀博是有幫助的。”

　　李達偉與5個朋友一起合租了一套複式的房子，每人每月水電房租加在一起1400元左右。雖是一套新房，但裝修比較粗糙，而且是商住兩用房，環境比較吵，但交通方便，步行至地鐵站只需10分鐘。附近還有菜市場和球場，生活也比較便利。儘管公司提供的住房補貼和少許工資並不足以抵消他在上海的全部花銷，但是他和父母都覺得這筆錢花得值了。

　　5個室友，有一個是同班同學，兩個是同院同學，一個是不同學校但在相同單位實習的，還有一個是在上海找工作的同學。“一群年輕人住在一起，有點像美劇《老友記》。”他們下班回來一起做飯吃、夜聊，週末玩桌遊打牌或一起出去旅遊，感覺很開心。

　　雖然剛剛實習不到一個月，但是李達偉非常享受：企業職員大多是海歸博士，工作環境、思維方式都比較open，人與人之間的交流直接簡單，相處融洽，大家平時下班也會一起打球。此外，他感覺與實習經理的溝通就像朋友一樣，完全沒有上下級間的拘謹。

　　愉快的實習過程讓李達偉收穫了許多課堂以外的知識，也結交了一群好朋友，漸漸地，他還喜歡上了上海這座城市。但是，李達偉也有淡淡的失落，這份實習讓他錯失了很多畢業活動，錯過了很多永遠無法彌補的記憶。“畢業籃球賽又要開始了，但是我在實習沒辦法過去，感覺很遺憾！”

　　“我喜歡可以通過每天的努力去獲得進步的工作”

　　因為之前交流較多，楊威得到了某知名媒體貴州站站長的賞識和信任，站長給了他一個實習機會。

　　2014年7月底，楊威收拾行李來到了貴陽，他和朋友找到了在貴陽的幾個中學同學—他們畢業于專科學校，已經出來工作。這些同學住在一套快要拆遷的職工宿舍內，三室一廳，楊威入住後，3間臥室裏就住了6個人。雖然房子比較舊，但相對400元的房租還算公道。楊威收拾了臥室，掃地拖地，自己買來布匹做了一副窗簾，再將椅子與木塊釘在一起，中間架上鋼管做成晾衣架子。楊威每天四五點起床，趕在6點之前到報社，更新客戶端的新聞。

　　由於房子要拆遷，楊威只好離開那裏。之後，他和朋友找到了另一處位於一樓的兩室兩廳，他有了自己單獨的房間，房租每月700元。宿舍有網路，楊威早上6點前可以在家將客戶端後臺的新聞更新好，然後9點前趕到辦公室就可以了。

　　但是在2014年11月的一個早晨，楊威醒來發現放在客廳的兩台電腦不見了。隨後他發現窗外的防護窗被撬開了。他回憶説：“我忘了關窗戶和窗簾，小偷可能用手電筒的光看到了屋內的情況。”丟失了自己和朋友的電腦，不僅再購置電腦是一筆不小的花費，而且電腦內資料的丟失也讓楊威內心很沮喪。所幸，之後報社提供了電腦可以供他暫時使用。

　　實習期間，楊威不僅要完成新聞客戶端後臺的內容更新，有時還會參與采寫報道、策劃活動的任務。一旦忙起來，便要連夜採訪、熬夜寫稿或製作活動宣傳物料，等等。楊威覺得這正是自己想要的工作狀態，“我比較喜歡可以通過自己每天的努力去獲得進步的工作。”他的勤奮敬業也得到了老師的認可。6個月後，也就是在2015年2月，這家報社貴州站站長透露了想留用他的意願。

　　楊威就讀的大學是貴州工程應用技術學院。他有時會心有隱憂：“面對來自985、211這些重本院校的學生，我就會擔心自己做得沒有他們好，擔心讓老師失望。”這種擔憂一直伴隨著他的整個實習過程，也成為他努力學習工作的動力，“我也希望自己能夠早點放下這種擔憂”。

　　在異鄉工作的楊威時常感到缺乏歸屬感：“感覺心裏挺孤獨的，找不到能夠訴説自己內心困惑的人，對未來生活的無力感便更加強烈。”

　　3月初，楊威回到學校，為了避免重新找房，他從報社的一個普通員工那裏借了2500元錢，和朋友續租了房子。這筆錢，他沒再問父母要，“我心理上有負擔，自己已經22歲了，父母為我付出很多，而我馬上就要走向社會了，所以想等自己工作後，再把錢還上”。

　　楊威的父母都是農民，雖然家庭條件不好，但父母一直盡力為他創造一個良好的成長環境。高考結束後，他被貴州工程應用技術學院錄取。因為曾經閱讀過普利策、法拉奇等知名媒體人的傳記，對他們的新聞理念和人生經歷心生敬仰，楊威便選擇了新聞專業。

　　楊威評價自己就是有種“下得爛”的精神，這是他家鄉的一句俗語，意思是能吃苦。他相信，就算做再困難的事情，只要能夠堅持下來，肯吃苦，就一定能夠看到成果，而他也慶倖自己已經看到了—結束在該報社的實習後，他又收到了幾家不錯的省級媒體的offer。

　　楊威希望自己未來的工作地點能在離家比較近的城市，他也很願意回到那家實習過的報社，因為那裏是他夢開始的地方。

　　（中山大學賈喻然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