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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騎白馬的不一定是王子，帶翅膀的也不一定是天使，如今還可以補一句，不回家過年的未必不是孝子。對於“過年回家”這個中國人本不該遲疑的概念，在京工作的湖北青年許駿卻徘徊在回家的路口望而卻步。“32了，沒成家、也談不上立業，一回家過年，親戚的各種關心讓人煩惱，同學聚會越來越像‘成功人士表彰大會’，還少不了年貨、禮品和不菲的紅包支出。為這，遲遲沒敢買票。”近鄉情怯，“恐歸族”怕什麼？有家難回，子女和父母誰更受傷？

　　是家鄉也是江湖 回家團圓有三“怕”

　　有著相似糾結的年輕人不止許駿一個。記者在調查中發現，在異鄉打拼的中青年群體中，“恐歸”成為“節前綜合症”的最典型表徵：一方面，在都市生活重壓之下的人們需要一個喘息的機會，在外的遊子也想暫別漂泊流浪的孤獨感；另一方面，家鄉鄰里親朋殷勤熱情的關懷甚至逼問有時又不禁讓人汗顏。

　　一怕，家長式盤問。

　　結婚了嗎、朋友怎樣、收入多少、房子多大，這類問題屬於例行盤問，考驗著每個歸家人的耐性，打磨著遊子思鄉的熱情。“重復著同一個答案，一開始還硬著頭皮，到後來答到麻木，就是有點寒心。”胡小慶在朋友圈中發佈了一條消息：“不逼婚，咱們還是親戚”。更有人吐槽家庭聚會最悲催，親戚們期待的眼神裏往往帶著些許問號，直逼餐桌前你的身上尋找答案。

　　二怕，“逆文化衝擊”。

　　後天建立起的觀念、方式和習慣在家鄉是行不通的，那個江湖有它自己的邏輯。面對瑣碎的審視，平日小心翼翼堆積起的海市蜃樓在現實面前瞬間崩塌。獨立電影雜誌的一個女編輯笑著説：“自以為是的活法和所謂的風尚，會讓姑媽大姨笑掉大牙。”

　　三怕，一事無成之“殤”。

　　王小恬很難忘掉馬年春節那次不夠體面的還鄉。連端茶、寒暄都不會的她遠遠不及口齒伶俐、早早嫁人的堂姐更討人歡喜。終於有機會陪外甥去唱歌、諾長的歌單除了“時間都去哪了”之外一支也不會唱。同學聚會攀比之後的失落讓她感覺“相見不如懷念”。“五年前一意孤行到動批開鞋店，沒賺到錢，來年還不知能不能租到店舖。留下生活也艱難，回家又無法融入家鄉的環境裏。”

　　處在“回鄉——強加的善意”與“不回——孤獨的牽掛”的拉扯之中，家在異地的中青年群體身心俱疲。

　　媽媽盼的是你，不是你的“衣錦還鄉”

　　不論是“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對母子感情的刻畫，還是魯迅的《祝福》中對年味的渲染，都讓人無法忘記在物質匱乏的年代人們對“鄉愁”的留戀和“年”字帶來的精神意味。

　　如今，回家團圓被賦予的更多的是一層情感價值。只是，那個鄉愁熟悉又陌生：閏土不再是那個閏土，少爺也不是那個少爺。像一名媒體人説的那樣，鄉愁作為一幅腦補後的畫面呈現，至於現世中，無人替你著色，無人陪你實現。

　　年，越來越安靜。與親人情感互動的虧欠被毫無新意的物質所彌補，橫亙于兩代人價值觀之間難以逾越的鴻溝越來越深。“在外打拼時常常有好多話攢著等回家跟爸媽説，真回來了，反而説不出話來。爸媽的叮囑不管同不同意，都會點頭稱是，自己心裏卻另有一套。交流太少，隔閡越來越深。”許駿説。

　　生存壓力不僅剝奪了中青年人快樂生活的權力，也剝奪了他們相聚團圓的勇氣。“不是不孝，也不是不願回家，是沒混出名堂沒臉回家。”顏面，拉遠了人情的距離。然而對於父母來説，這些都不成問題。

　　“過年就是要團圓，沒有孩子的節日不圓滿。年輕人工作忙，平時對孩子的擔憂，還希望借著過年這個機會好好溝通、紓解紓解。總要面對面聊聊情況，知道孩子做什麼、想什麼才放心得下。”劉女士説出了那些為子女生活狀態牽腸挂肚的父母的心聲，過年也給兩輩人的溝通交流提供契機，盼團圓也是盼著與子女拉進心理距離。

　　“我們要的並不多，就是一家人其樂融融一起過節。孩子方便就回來，孩子不方便我們就過去。”兒子在北京成家的范美蓉説。

　　綜合父母一輩的説法，“媽媽在意的是你，不是你的衣錦還鄉。”

　　專家支招平衡事業生活 家是永遠的港灣

　　關於“恐歸”，有人説是社會人口流動的産物、個人功利主義的體現，有人認為其反映的是中青年漂泊族“留不住又回不去”的窘境，也有人將“恐歸”歸咎於個人經濟狀況引發的心態問題。

　　專家認為，兩代人價值觀差異、對“同輩壓力”的焦慮或對個人成功的過分追逐、對鄉規民俗的日漸陌生成為“恐歸”的三大主因，此外經濟問題也不失為原因之一。

　　對於高中畢業離家到大城市求學工作的群體來説，個體主義驅使他們有選擇自己生活方式的需要、願望和可能性，但父母觀念較為傳統，價值觀以家庭為本位，習慣對孩子的事情行使決定權和指導權，這兩種觀念産生一定程度的衝突。

　　此外，同齡群體因生活環境的改變其價值觀也會産生斷裂。華東師範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劉琪認為，在外發展的這部分群體與家鄉朋友的觀點、習慣、人生選擇上産生分歧，但因曾經有相同的成長經歷，“攀比”也避免不了，成為“恐歸”的第二成因。

　　迫於生活壓力，不少受訪者會産生一種對身份的焦慮，在外打拼如果沒做出成績，就感覺沒法向家人交代。隨著社會階層的分化，個體對成功的追逐會更加強烈，然而追逐功利不會成為常態，發展中的問題將通過社會自帶的調適功能解決，這種趨勢將隨著個體對道德回歸的需要而改變。

　　對此，劉琪建議應重新審視成功的衡量標準，平衡好事業與親情的關係。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邱澤奇則認為，大城市中的個體通常是一種原子式的存在，人類擺脫不了對家的情感上的依戀，還會像“候鳥遷徙”那樣産生回歸家庭的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