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的2014年中青年改革開放論壇（莫幹山會議）農民工問題分論壇上，青年學者、NGO調研者均指出，農民工社保和福利的壁壘亟待打破。

　　戶籍壁壘下的“三六九等”農民工

　　論壇上，爭鋒聚焦于一個矛盾的現象：

　　今年4月14日至26日，阿迪達斯、耐克等知名品牌的重要代工廠——東莞裕元鞋廠，上萬名農民工提出“還我社保”，要求企業上社保。但另一方面，一份調研報告顯示，過半農民工不想上社保。

　　這份報告來自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香港理工大學、南京大學等多所高校師生組成的“關注新生代農民工課題組”。

　　他們的調研涉及天津、上海、南京、深圳、東莞的多家大型工廠，包括蘋果、三星、優衣庫、coach、可口可樂、百事可樂等全球著名品牌的代工廠。有效樣本297人，其中電子行業116人，服裝行業92人，食品行業102人，深度訪談50余人。調研時間為今年7月下旬至9月初。

　　“新生代”課題組發現，農民工社保不足額繳納的情況大量存在。“不足額”裏面，企業還按照戶籍壁壘，分“三六九等”。

　　“根據我們的調研，外地農民工只有三險：養老、醫療、工傷保險。本地農民工交五險一金，但不交公積金。本地城市戶口的打工者才全交。”北京大學—香港理工大學中國社會工作研究中心研究助理吳瓊文倩説。

　　過半數的被訪者認為，企業應對工人沒有足額繳納社保的現狀負主要責任；但在就整個五險一金制度運作過程中所起到的作用而言，59%的被訪者認為是政府在起決定性作用。

　　調研師生發現，農民工用醫保的次數非常少。“這不是因為他們身體好，是因為他們根本不敢請假去看病。如果請病假，他們的全勤獎200元就沒有了。”吳瓊文倩説。

　　莫幹山上，浙江金華永康農民工NGO“小小魚勞工服務部”帶來了一份調研報告，對1643名農民工的調查發現，“70後”和“80後”青年佔總人數的7成左右。前四名的地區分別是：貴州佔33.96%，雲南14.39%，江西佔12.98%，湖南8.48%。

　　“所有這些人中，有五險一金的只有一人，不足千分之一。1%～2%有養老保險。40%有工傷保險，35%沒有工傷保險，有20%多回答不清楚有沒有。”“小小魚勞工服務部”負責人黃才根説。

　　“根據我們調研的金華永康五金産業帶2009年～2012年用工情況，平均100人中有5個人要斷掉手指。而獲得賠償的金額只能達到國家法律規定的50%。比如規定賠1萬元，只能拿到5000元。”黃才根説。

　　地域障礙使得異地轉社保成功率很低，農民工認為社保“等於白交”

　　同時，工人對社保的“毫不渴望”卻出人意料。一名珠三角的工人激動地告訴“新生代”志願者：“社保等於白交錢。因為工廠逼我交社保，我才不願意在這兒幹了！”

　　“新生代”調研顯示，49.3%的工人表態：“我知道企業沒有依法繳足我的社保、公積金，但我不願意和企業一起補足。”甚至有不少工人提出：“我連現在不足額的社保都不想交。”62.7%的工人表示不願補繳住房公積金。

　　這到底是為什麼？

　　吳瓊文倩總結了三大原因：一，工資太低，“月工資2000～3000元，十分之一要交社保。”二，擔心政策變化、領不到現在允諾的金額。

　　第三個原因、也是最大的制度原因，就是戶籍造成的地域障礙，讓異地轉社保成功率很低。一名來到東莞的農民工對志願者訴苦：“我以前在深圳打工，交過三年的社保，來了東莞，那三年就不算我的了，好幾千塊錢呢！我以後還要回老家，那就虧大了。交了也不知道交到哪去了。”

　　而公積金對於很多農民工來説更為遙遠，甚至從來沒聽説過。

　　志願者解釋政策後，農民工就回答：“從來沒有想過要在城市裏買房，也不可能買得起。”同時，領取出來租房的手續非常複雜。不少工人租住的房屋本身就是非法建築，更不可能拿到這部分公積金。

　　東莞的鞋廠為何有3萬人想交社保，為何“新生代”調查的農民工不想交？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教授潘毅認為，背後的原因是農民工的“代際分化”。

　　不想交社保的是10多歲、20歲的“第二代”、“第三代”農民工。“而希望交社保的是第一代農民工，到40歲沒有任何本錢可以跳槽，到了50歲就撐不起這個勞動強度了。他們在東莞超過了15年，農村土地也流轉出去了，沒有社保，根本沒辦法維持在城市的生活。”

　　戶籍改革後，“新的福利分隔”再生

　　今年國務院推行戶籍改革，取消了城鄉“二元戶口”。這將對農民工的福利待遇有什麼改變？

　　“城鄉差別雖沒有了，新推行的居住證制度，又導致了一種新的差別對待。”南京大學社會工作與社會政策係副教授、副系主任鄭廣懷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

　　“常住人口用的是身份證，流動人口則需要居住證，又是一種新的福利分隔。”鄭廣懷説。

　　戶籍改革中對外來人口提出了“積分入戶、積分入學”的政策。但鄭廣懷介紹，根據一份對廣東佛山數百名農民工的調研，“只有0.7%利用了積分入學政策，53%以上的人還是通過捐資入學的”。

　　城鄉戶口剛剛取消，農民工還遠沒有被城市接納。

　　“我告訴你們一個數字，你們不要不相信。”杭州蒲公英社區服務中心總幹事李磊説，“杭州舉報一起沒有簽勞動合同的事件，企業罰款是多少？50元！”全場頓時發出一陣無奈的笑聲。

　　有的農民工講交的社保是“白白貢獻給國家了”，潘毅認為，這筆錢“其實是城市政府白白吞掉的”。

　　她算了一筆賬：我國現在有2億多農民工，約1.5億是外地務工人員。如果平均交月300元社保，每月全國就是300多億元。

　　“而同時，城市政府難以從住房、醫療、工傷等方面給予農民工充分的保障，所以我認為農民工的福利在城市之外，社保卻捆綁在城市之內，沒有合法性和合理性。”

　　“很多人認為農民工自己不願意守法、不交社保是愚昧的。”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博士王洪喆説，“我認為‘不交社保’恰恰是農民工被動的無奈的抗爭，並不是維權意識低下、愚昧的表現。”

　　王洪喆提出，這種現象恰恰反映，國家應該支付這部分社保轉移支付的成本。“現在資本、勞動力都可以自由流動，為什麼勞動福利保障體系不能自由流動？”

　　實際上，社會福利是上億農民工的“剛性需求”。

　　廣東木棉社會工作服務中心負責人童菲菲也採訪過深圳富士康的工人：“40多歲的農民工，上有老、下有小，負擔非常重。子女成了第二代農民工，也沒法反哺他的養老，所以他們非常渴望養老保障。”

　　莫幹山會議“農民工體面生活的制度保障”分論壇的青年學者對政府部門提出四條建議：

　　一是全國社保部門聯網，簡化社保異廠、異地轉接的手續，打破社保制度的區域分化；二是加大廉租房建設，同時將廉租房和公積金關聯起來，簡化公積金租房的手續；三是各地方政府、人社局需對企業加強監督，定期核實其工廠人數，以及是否按照工資總額合法為職工繳納社保，對沒有合法繳納的嚴格整改。四是增加因企業原因沒有足額繳納社保的滯納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