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財經12月13日訊 中國網財經12月13日訊 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主辦的2023年《經濟藍皮書》發佈暨中國經濟形勢報告會,于12月13日以線上形式舉辦。
以下為發佈會文字實錄:
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高端智庫首席專家 蔡昉:第一,我先做一個判斷,就經濟增長本身,我們衝擊之後回到的常態可能會不一樣。從一般經驗來看,很多宏觀經濟學家關注一個現象叫磁滯效應,也就是説,一個短期的衝擊可能會把衝擊的一些表現帶到今後的經濟增長常態中,或者帶進未來的潛在增長力中。還有,我們可能有一些長期的趨勢,被這些短暫的衝擊催化了,加快到來。當然還可能因為某種巧合,也有可能是我們變得更加敏銳了,看到了一些新的趨勢。總的來説,我們從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看到,整個世界經濟和金融危機之前的趨勢都是不一樣的。無論從世界經濟的格局,還是從每一個國家自己的增長格局看,都有不一樣。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在預期回歸常態的時候,看一看我們的增長環境發生了哪些變化,預判一下我們應該主動順勢而為,做些什麼事,真正的化危為機,這是我們需要做的事情。
一個最大的基礎條件的變化,就是人口。過去我一直預期中國人口到達一個峰值,過去也是通過不同的數字去猜想。但是今年,聯合國根據我們中國最新的數據,調整了它的預測,這個新的預測。大家看這個藍色的線,2022年,我們的人口就達到了峰值,也就是説從明年開始,我們就進入到了一個嶄新的時代,叫人口負增長時代。虛線代表的情況也顯示出和過去預測的都不一樣了。也就是説,我們人口的實際結果和更符合實際的預測,和以前保守的預測之間産生了這麼大的差距,那麼我們也知道,中國經濟增長長期于得益於人口紅利,也就是説我們的經濟增長會有一些新的表現,和以前的不完全一致。
首先是供給側,如果説從2011年之後我們的勞動年齡人口負增長,從那個期間,2011年到目前為止,我們基本上屬於勞動年齡人口負增長的緩慢期,給了我們一個緩衝,讓我們做足了準備,最近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我們做好了準備,實現了合理的經濟增長速度,也使我們的實際增長符合我們的潛在增長能力。但是,總人口到達峰值轉入負增長之後,勞動年齡人口這條線的下降速度就加快了,也就是説緩衝期結束了,我們勞動年齡人口的減少速度越來越快。過去我們知道,它對勞動力的影響、人力資本的影響、資本回報率的影響、生産率提高速度的影響,這些不利在今後可能會加倍呈現出來。也就是説,今後我們在供給側也會有很大的不同。
説到供給側,我前一段時間就一直在説一個觀點,可能今後我們的經濟增長從供給側,從潛在增長率的角度來説,叫取乎其上,得乎其中。過去我們院的同事李雪松、陸旸做了一個預測,有一個高方案,就是改革的方案,能夠帶來改革紅利,潛在增長力就高一些。還有一個中方案,一切相對保持過去連續的方案。我説取乎其上、得乎其中的意思,就是説你可能需要花高方案的那麼大的努力,取得改革紅利,最後得到的結果是中方案預測的結果。前不久,我請雪松、陸旸按照新的人口數據重新估算,證實了我們確實是這個結果。你看四條線(見圖),原來預測的中方案、高方案,新預測的中方案、新預測的高方案,其中中間兩條恰好是必須用新預測的高方案努力,然後達到原來預測的中方案的實際結果,兩個線大體上是一致的。因此,第一,我們要承認,我們今後的增長要付出更大的努力。第二,這個努力是可以做到的。因為所謂的改革紅利的高方案,就是全要素生産率有更快的提高。因此我們有一系列的改革舉措,都可以實實在在地帶來改革紅利,就是提高生産率,因此來説,努力實現預期的結果,把經濟增長保持在合理區間,也是可以做到的。
真正有一個新的不同,就是新的挑戰,我們過去可能準備不足,也沒有應對過,就是需求側,特別是居民消費越來越成為經濟增長的常態化的制約。也就是説,儘管你的潛在增長率通過努力還可以實現合理的增長速度區間。但是,能不能在需求方面加以保障,也是決定你實際經濟增長速度的一個非常關鍵的東西。從國際經驗看,(見圖)人口進入負增長,一般都伴隨著總消費超過總儲蓄。這個看不出來,過去我們找過人口負增長的國家,人口轉到負增長的時候,也恰好是消費超過儲蓄,就是宏觀經濟學裏説的“過度儲蓄”。同時這張圖更明顯地表現出,長期發展當中,把各個國家的數據混在一起會發現,居民的消費支出佔GDP比重有一個上升的趨勢,然後到達一個高點以後轉折,也就是相當於一個倒U字型曲線,而這個轉捩點是老齡化正好達到14%的時候,也就是説65歲及以上人口達到14%,被定義為老齡社會的到來,或者叫中度老齡化。這一點是個關鍵點,而我們去年正好是超過了14%,因此伴隨著人口負增長,我們會越來越感受到需求側的制約。當然,中國有潛力,因為我們目前的消費率還是比較低的,按照世行的數據,可能不完全準確,我們的消費率大概是39%,世界平均水準是56%,中等偏上收入國家是48%,高收入國家平均是59%,也就是説,我們可以利用一個趨同的潛力,實現加快提升我們的消費水準,打破需求側的制約。
我們將要回到一個常態的軌道,我設想有三種情景,分別是從不希望達到的狀態到比較好的狀態。第一種情景,就是所謂的我們遇到了磁滯效應,或者説的傷痕效應,受到衝擊時候的狀態,或多或少會帶入未來的常態中,可能你的增長能力下了一個臺階。針對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有一些衝擊效應確實已經發生了,比如説我們的産業鏈受損,甚至有些産業鏈是斷裂的,還加上剛才謝院長説美西方有意跟我們脫鉤,造成了我們修復産業鏈、重建産業鏈,也是需要一些時間的。當然最近我們看到,南方一些省市就派出了大規模的代表團出去,去續接前緣,都是很有意義的事。
同時,我們大家也知道,一部分企業比較早地就倒了,或者沒有倒的,他的資産負債表也遭到了一定程度的損害,這些我們都應該應對,應該鼓勵創業,鼓勵進入,修復供應鏈,消除消費能力下降、消費傾向下降的障礙,然後解決磁滯效應。
還有一種可能性,就是我們沒有受到很嚴重的磁滯效應的影響,就是回到了原來的水準上,我們一切照舊。就如同説過去按了一個暫停鍵,現在我們取消了這個暫停鍵,我們心滿意足回到了常態。但是從某種意義上説,我們不應該心滿意足,因為我們還是付出了代價的。經濟學家都説,不白白浪費掉一次難得的危機,危機不是好事,但是一旦發生了危機,你還是要把一些危機的結果為我所用。他的含義就是説,不管怎麼説,我們不甘心回到原來,我們要利用它。利用它就是第三種情景,叫做妥善利用“創造性破壞”的結果,一個新格局,借此機會營造全新的競爭環境和增長動能,從供需兩側推進改革。我們也知道,在衝擊中,那些低效的企業、過時的産能或者夕陽的行業,首先遭到了破壞。因此,衝擊過去以後,你在總量上可能會受到一些損害,但是你的結構的品質上其實可能比過去有更強的生産力。這不是我們期望的結果,但是某種程度上,過去我們在常規情況下捨不得破壞的一些産能、捨不得倒逼的淘汰掉的一些企業,也許這時候大自然替我們做了,我們不希望,但是不得以中發生了,在發生的情況下,我們要利用這個格局,保持創造性破壞,讓更多的企業進來,讓那些沒有效率的企業能夠退出,當然不以破壞性的方式來退出。
最後,我們中國未來的發展和改革會有一些新的特點。從改革紅利的角度來看,我們今後的改革是供給側和需求側兩側相統一的,也就是説,我們既要著眼于供給側,提高潛在增長率,同時也著眼于需求側,保障潛在增長率得以實現,最終産生一個合理的增長率。很多改革可以統計在一起,大家最常見,也是我最喜歡用的例子就是戶籍制度改革,農民工更多地穩定下來,既增加勞動力供給,也提高資源重新配置效應,同時他們也是巨大的消費主體、消費總量。
第二個新特點,我們應對現實的很多挑戰,可以著眼于從過去取其輕,所謂兩弊相權取其輕,應該轉向取其重的模式,兩利相權取其重。應對氣候變化的問題,不能説我們減少一些GDP,減少一些排放,必須靠新的技術、新的産業機遇才能做到這一點,才能抓住新的增長點。同時養老保障也是一樣,同樣是推進漸進式的延遲退休年齡的改革,但是出發點不再是著眼于讓老年人晚一點領取養老金,而是讓老年人盡可能延長他的生産性的時間,能夠就業和創業,從潛在增長能力上提供保障,同時也提高他們的消費能力。
最後一點,我們的改革在這個發展階段上,可以不再糾結于原來我們有帕累托改進時的“權衡取捨”錙銖必較。帕累托改進是機會,但是這個機會時,推進步推進,改革的成本是多少,改革的收益是多少,改革的凈收益是多少呢,再這樣做過多的斤斤計較。我們到了這個發展階段上,沒有那麼多的帕累托改進了,大部分是所謂卡爾托式的、希科斯式的,也就是説改革是有紅利的,改革紅利怎麼分配可以做頂層設計,我們通過建立中國特色的社會福利體制,社會保障、社會共濟、社會保護、社會福利,通過這種制度性安排共用紅利,就可以實現改革過程中的激勵相容。
(責任編輯:譚夢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