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40年口述 ⑰】李廣鎮:只要下定決心 沒有辦不成的事

發佈時間: 2018-12-06 14:15 | 來源: 中國網 | 作者: | 責任編輯: 王靜

編者按:李廣鎮1950年赴深圳,見證了深圳地區前30年的變遷,也親身參與了深圳經濟特區建立35年來的跨越式發展。本文由李廣鎮口述《只要下定決心 沒有辦不成的事》,講述在深圳60多年的公職生涯。

2015年9月21日,李廣鎮講述在深圳60多年的公職生涯。

我對這個地方的一山一水一村一鎮都懷有深厚的感情。65年中,我見證了深圳地區前30年的變遷,也親身參與了深圳經濟特區建立35年來的跨越式發展。

我是1950年來深圳的。1950年夏天先從廣州去了香港。當時我才15歲不到,主要想出外打工。因為我們家裏很窮,剛好有個堂叔父從香港回來,就把我帶到香港去當學徒。在香港幹了一兩個月,我覺得香港很蕭條,沒有什麼出路,同年8月就來到當時的寶安縣。

一開始,我是在私營企業工作,當時參加工會並成為深圳工會的負責人。1954年我到了寶安縣貿易公司,從此走上公務員的生涯。先後當過業務員、購銷站的站長、葵衝區委的幹事、附城公社、坪山公社辦公室主任、副社長、社長、革委會主任,大鵬公社黨委書記等職務,在基層多個崗位上工作了20多年。

深圳經濟特區建立前的30年,經濟社會雖然有很多變化,但由於長期的社會政治因素,以及經濟體制上政社合一,吃“大鍋飯”,挫傷了群眾的生産積極性。所以社會經濟發展很慢,民生改善也很慢,造成了深圳與香港的差距越來越大,不少人、特別是青年偷渡外逃去香港。

從1955年開始,一直到1980年,這20多年間,從寶安偷渡去香港的大約有8萬多人。我在大鵬公社工作時,偷渡嚴重到什麼程度呢?我是1969年4月5號到大鵬上任的。第二天,我到東山漁業隊檢查工作,從公社到鵬城坐船過海,下午再乘船回鵬城,然後踩單車回公社。我剛拿起飯碗吃晚飯,電話來了,説送我去鵬城的那條船回去裝了十幾個人偷渡走了。

1980年,李廣鎮陪同港方考察松崗、公明以合作發展漁業、旅遊業。

大概是1971年,大鵬的鹿嘴村(現在屬南澳街道),全村幾十個人,除了一個人去探親之外,一夜之間全走了。1974年,南澳鎮的東涌大隊馬料河村也是一夜之間,全村人坐船跑了。到第二天,沒有學生來上課,大隊才發現有情況。去檢查的時候,村裏的灶臺上還有煮好的晚飯來不及吃。

這些事都説明當時偷渡外逃是多麼嚴重,當時深圳居民連年偷渡外逃以致人心渙散,邊防秩序難以維持,對生産帶來了很大影響。青壯年都走了,有生産能力的人、有頭腦的人都跑了,生産和經濟還能發展起來嗎?

我們在基層工作的同志就覺得偷渡問題很困擾,很著急。我們想了很多辦法去嘗試扭轉局面,但是偷渡的情況還是屢禁不止。後來,我們明白了:問題的關鍵還是經濟差距,要發展經濟,改善民生。

偷渡外逃的現象一直延續到80年代初,改革開放了,經濟特區建立了,慢慢的不單是再沒人偷渡去香港,甚至有些偷渡過去的人都回來了。

1979年3月,深圳市成立,撤銷了寶安縣。當時深圳市下面有7個區,我到了經濟體量較大、人口較多的松崗區擔任區委書記。那時候松崗區是包括了松崗、沙井、福永、公明、光明,和現在的寶安區差不多。

兩年後,1981年中央27號文件決定,要恢復寶安縣,深圳要搞經濟特區,分為特區內和特區外,特區內是327.5平方公里,其餘就是寶安縣。我又到了寶安當縣委副書記、縣長。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實行改革開放,那時大量的港資和台資進入深圳。這是一個難得的機遇。開始搞“三來一補”,外商需要大量的廠房,我們必須儘快解決資金建設廠房。

1980年代,李廣鎮陪同時任廣東省副省長曾定石視察羅芳村邊境耕作口。

與此同時,恢復寶安縣建制,縣城選址在西鄉,即現在的新安鎮。1981年選址的縣城,全都是荒地、山地,連塊瓦都沒有。全縣一年的財政收入只有2000萬左右,公務員、教師、醫生的吃飯問題都解決不了,你哪兒來的錢建設新縣城?

為了解決資金的問題,一是通過銀行貸款,但這是有限的,另一個就是面向社會集資,充分動員居民的閒散資金。所以1982年我們成立了寶安縣聯合投資公司,在《深圳特區報》上發了一個廣告來招股。

當時我不認識股票,更沒有搞過什麼股票。只是一心想著集資,要有個憑證,讓人感覺有信用,才會放心投資。所以就找人設計,去廣州印股票,印得好像貨幣一樣,表面有個大鵬鳥,這就是參股憑證了。

然後我們還發股金證,像過去的醫療證一樣,紅色的一個小本,作為另一個憑證,可以記錄分紅派息。為了吸引大家投資,我們決定由縣政府帶頭,從財政裏拿出200萬元來參股作為墊底。

新中國發行的第一隻股票就這樣在寶安縣誕生了。股票第一年分配,1000塊就可以分紅100元。到1991年深寶安上市時,1股原始股變成了12股。現在看來,集資搞一個寶安聯合投資公司,從它的經濟體量和作用來説,始終是有限的,更重要的是推動全縣、全市股份合作公司的建立。你縣裏可以搞股份合作公司,那我們鎮裏也可以搞,我們村裏也可以搞。

從1983年開始,深圳的股份合作公司就像雨後春筍般建立起來了,現在(編者注:2015年9月,李廣鎮接受《深圳口述史採訪》)全市有835家社區股份合作企業,賬面資産原值1000多億,實際上的市值資産超過1萬億。

發行第一張股票算是一種集資的方式和標誌,但不是目的,它的重大意義在於推動深圳市的股份合作經濟建立和發展,加速引進外資,推進城鄉協調發展,改變農村政社合一的體制。

當然,回想起來那時,我們這種做法是有風險的,弄不好就叫“非法集資”,但是我們一條心,窮則思變,只要能發展經濟,對國家對人民有利,我們就一心一意地幹,改革就是要走前人沒有走過的路。

從1984年3月起,我擔任深圳市副市長,在這個崗位上幹了11年多。我分管的工作包括農業、商業、外貿、旅遊、工商、民政、計劃生育等。

當時,中央和省裏都提出要建立菜籃子工程,叫做市長負責制。我們深圳經濟特區正經歷著跨越式快速發展,人口大幅增長,居民的消費水準不斷提高。如何解決市場供應,保障深圳居民對農産品、特別是鮮活産品的需求,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另一方面,經濟特區的發展要佔用很多土地,為此耕地越來越少。一個是人口增加、消費提高,一個是耕地減少,那你如何來保證這個菜籃子啊?1988年,深圳市鮮活農産品生産正在發展高峰,不但滿足本地需求還有大量出口,當年深圳供港的活雞就有1000萬隻,還有幾萬頭豬,一天幾百噸蔬菜。但是隨著經濟特區經濟社會的高速發展,還是不夠的,要另覓途徑。

為此,我提出來要搞一個不用耕地的菜籃子工程——建設農産品批發市場。有了這個市場,就能把全國優質的農産品運到深圳來銷售。深圳原來有的農貿市場、肉菜市場,這些只是零售平臺,來源怎麼辦?那就得有一個批發市場才行啊,尤其是新鮮的蔬菜水果。

1990年代,李廣鎮參加海峽兩岸學者專家發展旅遊觀光事業論壇。

1988年初,我們開始組建布吉農産品批發市場,當年年底就正式開業了,前後不到10個月的時間。過去的體制是政府辦市場,我們搞這個農産品批發市場是企業辦市場,我組織了七家公司來合資創辦這個農産品批發公司,當時共投入570萬元作為股本。

新建的批發市場第一解決了日益增長的消費需求,保證了居民日常所需的鮮活農産品;第二穩定了市場物價,過去靠自己種,颱風暴雨一來,菜價馬上就上升,要一個月或20天才降下來,現在有了這個市場,三天就解決了。為什麼呢?這就是市場經濟的魅力。見到深圳市場菜價高了,海南、江西、湖南的菜馬上連夜運來,價格自然就掉下來了。

第三呢,批發市場還逐漸發展成為我們國家農産品一個轉口貿易的聚散地。香港新加坡甚至日本等地的經銷商紛紛來深圳考察、交流、交易。北方的優質農産品經過挑選包裝,集中到深圳來,在深圳採購然後出口,就成為一個轉口的集散地,目前批發市場有30%的鮮活農産品是通過深圳轉口的。

當時因為企業辦市場,還鬧了矛盾,有關部門為了部門利益堅決反對,説市場應該是由工商來直接管理,來收租。我就説政府不會拿錢辦市場,企業拿錢建市場就應由企業來管理,企業來收租,工商部門只是依法監督,這是一種改革。這些部門的同志老是糾纏這個問題,多次提出爭論,我就有點火了,説只要我當一天副市長,你們就不要希望改變。

改革路上會遇到很多困難,但只要下定決心,沒有辦不成的事。深圳農産品股份有限公司在1997年正式上市。這個股份公司不斷發展壯大,從深圳輻射全國,到2015年,通過合資合作在北京、上海、山東、江西、成都等地,建成15個大型農産品批發市場。2015年的成交量達2400萬噸,交易額1400億元,成為中國最大的農産品股份公司。現在,深圳農産品的品質、價格已成為國內的標桿標準了。

1995年,我到深圳市人大工作,先後幹了5年。1992年,全國人大授予深圳經濟特區立法權後,我們第一屆、第二屆人大常委,在全國招攬人才,借鑒國內外經驗加強立法工作,不失時機地幹,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保駕護航,為這個城市的管理建立規章制度。同時,通過這樣把立法經驗輻射到全國。

1999年11月,李廣鎮與時任鹽田區委書記戴北方一起陪同時任省人大主任張幗英視察大梅沙。

目前市人大先後制定了150多項法規,許多法規都是先試先行的。其中,有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關於經濟的,百分之三十以上是全國、全省沒有立法先例的,例如特區股份有限公司條例、特區公司條例、深圳市股份合作公司條例、特區政府投資項目管理條例等等。我們把立法的決策,改革的決策,和發展的決策結合起來。這是我們立法的宗旨。

1998年,市人大做出一個決定,率先在羅湖區實施城市行政綜合執法。過去城市的亂擺賣、乞討、收容、計劃生育以及市容衛生、園林綠化等等,各個部門都有執法隊去查處,有利益的,大家都去幹,沒利益的,大家不去幹。一件事情往往你處罰完了他又去處罰。

怎麼解決這個問題?就要組織城市行政綜合執法。市人大授權羅湖區人大常委會和羅湖區政府成立一個行政執法局,與城管局兩塊牌子一套人馬,統一執法管理,解決多頭執法、重復處罰的現象。結果這個試點在一兩年內就在全市覆蓋,此後為全省、全國許多城市效倣。

1999年,我們依法治市領導小組和市人大常委會在市委的擴大會議上,提出了要加快建設法治政府,逐步實施“九個法定化”,這是加強依法治市的舉措。依法治市,市委要發揮領導作用,人大要發揮主導作用,“一府兩院”發揮主體作用,三位一體,形成合力。

市人大提出的“九個法定化”,分別是:機構編制法定化,行政程式法定化,行政審批法定化,行政收費法定化,行政處罰法定化,政府招標採購法定化,政府投資項目法定化,行政執法責任法定化,政府內部管理法定化。

經過各方十多年來的努力,這九個法定化基本建立起來了,對於我們實施依法治市,建設法治政府、法治社會,打下了很好的基礎。比如政府拿出錢來投資,就要有一個條例來監管,要有個法定程式,不能都是靠拍腦袋、隨意性。又比如政府好多部門要採購,我們現在就集中建立一個採購中心,來實行招投標,別的人不能插手,你需要的東西我按照你的要求給你,這就有法可依了。

市人大常委會在加強立法的同時,切實加強執法監督。現在不是無法可依,而是有法可依,但是有法可依還不行,必須要有法必依才行,嚴格執法。所以人大要不斷組織執法檢查,嚴格監督,使法律得到順利實施。這是我們依法治國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舉措。

深圳經濟特區的建立取得了巨大成就,可以説是世界發展史上的奇跡。未來我們必須繼續解放思想,真抓實幹,繼續勇當改革的排頭兵,率先實現“四個全面”,努力建成現代化國際化的創新型城市。

中國網政協頻道(議庫APP平臺)轉自《深圳口述史》叢書,部分內容有刪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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