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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長三角區域一體化發展上升為國家戰略，政界、學界、業界等社會各界都對這一話題給予了極大的關注。“歷史可以告訴未來”!要深刻理解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為何上升為國家戰略，特別是如何進一步落實這一國家戰略，需要對長三角的歷史和現狀進行了解，通過對長三角地區的概況解讀，以及區域聯動發展的脈絡梳理，研究當前推動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的三個重要意義。
一、長三角地區的基本概況
長江三角洲首先是一個自然地理概念，即它是由長江和錢塘江在入海處沖積而成的三角洲，地理邊界一般認為是在江蘇省鎮江市以東，通揚運河以南，浙江杭州灣以北的長江中下游平原部分區域，包括江蘇省東南部和上海市，浙江省東北部，面積約 5萬平方千米。由於長三角沖積平原是一個逐漸成陸的過程，因此，其地理區位也是一個不斷變遷的過程，特別從重心而言有一個由北向南、由西向東的過程。例如，歷史上上海曾作為蘇州的“衛星”城被稱為“小蘇州”，這也是為什麼吳淞江上海段被稱為“蘇州河”的一個重要原因，因為當初在上海登陸的各國人士通過吳淞江到達蘇州，因此，把上海段的吳淞江稱為“蘇州河”;當然歷史上也有傳言，蘇州曾被稱為“小揚州”，曾憑藉京杭大運河的交通樞紐優勢，造就為兩淮鹽運中心的揚州城是長三角，乃至中國最為繁華的城市。杭州、寧波等則作為江南富庶之地，在宋朝，特別是南宋定都杭州後，成為中國人口最多的區域之一。
從政區地理概念而言，目前的長三角區域包括了上海市、江蘇省、浙江省和安徽省四個一級政區;從泛長三角而言，也包括了江西省以及福建省，例如，解放初期的華東行政區就包括江西和福建，而1986年江西和福建也曾先後加入《上海經濟區章程》;從小長三角而言，則指上述長三角沖積平原中的江蘇省東南部和上海市，浙江省東北部，即包括上海市以及蘇錫常通揚泰、杭嘉湖寧紹臺等政區。
從文化地理概念而言，長三角的文化特點無疑是吳越文化和江南文化。吳越文化，從字面意義可知，是由吳文化和越文化構成。吳文化主要指以江蘇無錫為核心的環太湖區域的吳地文化;越文化，主要指以浙江紹興為核心區域的越地文化。歷史上雖有吳越兩國之爭，但兩者同源同出，特別是到了漢代，“吳越”文化基本上已經融合，兩字連稱而不分彼此。江南文化作為與江北文化或中原文化相對的概念，主要是指長江中下游以南的地域文化，吳越文化則是江南文化的主體。
從城市地理概念而言，由於長三角資源豐富、土地富饒、經濟發展水準高，使得這一區域的市鎮發展也更早更多更好，而圍繞不同的通勤範圍，長三角的城市發展也呈現從單中心超大城市、大都市區、都市圈，到灣區、城市群、都市連綿帶等多個不同空間尺度的組合。就長三角城市群的數量而言，從新中國成立以來有10城市、12城市、14城市、16城市、22城市、26城市等多個“版本”。無論市哪個版本的城市群組合，必須指出的是，長三角城市群被譽為世界級六大城市帶之一。上世紀50年代法國地理學家簡-戈特曼(Jean Gottmann)提出城市帶(megalopolis)的概念和標準，並根據標準認為，目前全球有六大世界級城市帶，包括以上海為中心的中國長江三角洲城市群以及以紐約為中心的美國東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以芝加哥為中心的北美五大湖城市群、以東京為中心的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以倫敦為中心的英倫城市群、以巴黎為中心的歐洲西北部城市群。
二、長三角聯動發展的歷程回顧
長三角一體化發展國家戰略，是基於長三角區域聯動發展順勢而為提出並逐漸升級的。從長三角的概況我們可以知道，長三角地理相近、人文相親、階段相近，因此，它們的聯動其實由來已久。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0週年，以新中國成立肇始，長三角區域聯動大致可以劃分為五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新中國成立初期到改革開放前的一體化行政階段。新中國成立後，長三角區域協調聯動發展就已開始展開，包括1949年—1954年中央施行的黨政軍一體化管理的“大行政區”體制，全國六大行政區中華東行政區包括七省一市，即上海市、江蘇省、浙江省、安徽省、山東省、江西省、福建省、台灣省，在這一體制架構上，長三角區域範圍屬於同一行政區劃內。1958年“大行政區體制”撤銷，推行以大城市為中心協調周邊省級政區經濟發展的“經濟協作區”體制，全國成立了七大經濟協作區，而“華東經濟協作區”成為長三角協調發展的平臺。1960年實行的由中共中央派出、具有全面指導區域黨政工作職能的“中央局”體制，這一體制是“大行政區”和“經濟協作區”體制的延續和繼承，中共中央華東局成為長三角協調行政的體制架構。此外，還可以指出的是，1958年為解決上海農副産品供應和工業發展用地等，國務院將江蘇省的上海縣、嘉定縣、寶山縣、川沙縣、南匯縣、奉賢縣、松江縣、金山縣、青浦縣和崇明縣，共十個縣先後劃入上海市行政區域，這也是通過行政區劃調整協調長三角發展的一種嘗試。
第二個階段：改革開放後到浦東開發開放前的經濟協商探索階段。第一階段的長三角協同行政格局是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産物，加之各種原因，以上行政區劃體制逐漸被撤銷，長三角協同治理的體制機制也隨之中斷。直到改革開放，長三角協同治理才再次啟動。1982年12月，為推動長三角區域經濟聯動發展，國務院發佈了《關於成立上海經濟區和陜西能源基地規劃辦公室的通知》，決定成立“上海經濟區”，覆蓋範圍是以上海為中心，包括江蘇的南通市、蘇州市、常州市、無錫市，浙江的杭州市、湖州市、嘉興市、紹興市、寧波市，這 10個城市，構成了最早的長三角經濟區。1983年3月，又成立了“上海經濟區”領導機構——“國務院上海經濟區規劃辦公室”，其職能主要是進行調查研究、制定區域規劃、為中央提出建議等，並無實際行政管理權。1983年8月召開的上海經濟區規劃工作會議上，建立了經濟區省、市長聯席會議制度，這一制度成為長三角締結協議的第一個程式性平臺，1984年12月6日、1986年7月10日安徽省、江西省、福建省先後成為經濟區成員。在這期間也有一些專項的協同治理機構和平臺進行了探索，包括1984年成立的水利部太湖流域管理局和 1985年設立的長江沿岸中心城市經濟協調會。然而，這一波探索高潮隨著1988年6月國家計委正式撤銷上海經濟區規劃辦公室而中止。
第三個階段：浦東開發開放後到新世紀初期的自發協同發展階段。1990年國家宣佈開發開放浦東，長三角協調發展再次迎來又一輪重大契機。誠如鄧小平同志1991年視察上海時所言：“開發浦東影響就大了。它不只是浦東的問題，也是上海發展的問題，更是利用上海這個基地發展長江三角洲和整個長江流域的問題，抓緊浦東開發不要動搖，一直到建成。”這一輪的協同發展是首先從城市之間的自發經濟協作開始，1992年，長三角政府經濟技術協作部門自發成立長江三角洲協作辦(委)主任聯席會議，成員包括上海市、南京市、蘇州市、常州市、無錫市、鎮江市、揚州市、南通市、杭州市、湖州市、舟山市、嘉興市、紹興市、寧波市等 14個城市。1997年，協作辦(委)主任聯席會升格為，由各城市副市長和協作辦(委)主任出席的長三角城市經濟協調會。上海市作為協調會常務主席，在上海市政府合作交流辦公室常設了聯絡處，執行主席則按照城市名稱的筆畫順序輪流擔任。進入新世紀，長三角區域之間的經濟往來更加密切，城市之間的協作已難以滿足全面協同發展和治理的趨勢，規格更高、範圍更廣、領域更多的省級政府協同治理呼之欲出。2001年上海、浙江、江蘇兩省一市政府領導經過共同磋商，發起建立滬蘇浙經濟合作與發展座談會制度，為長三角省級政府之間的協同治理提供了更高的平臺。2004年該會議由兩年一次改為一年一次，並形成了更加完善的區域合作機制。
第四階段：新世紀初到2018年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召開的國家推動階段。2007年5月15日，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主持召開長三角經濟社會發展專題座談會，由此再次拉開了國家推動長三角協同發展的序幕。第二年的2008年9月7日，國務院頒布實施《關於進一步推進長江三角洲地區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的指導意見》;2010年6月22日，國務院批復《長江三角洲區域規劃》;2014年9月出臺的《國務院關於依託黃金水道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的指導意見》中提到，長三角要建設以上海為中心，南京、杭州、合肥為副中心的城市群，這也是新世紀以來，官方文件首次將安徽納入長三角;2016年5月國務院批准的《長江三角洲城市群發展規劃》明確將上海市以及江浙皖的25個城市定為長三角城市群，並指出長三角城市群要建設面向全球、輻射亞太、引領全國的世界級城市群。建成最具經濟活力的資源配置中心、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高地、全球重要的現代服務業和先進製造業中心、亞太地區重要國際門戶、全國新一輪改革開放排頭兵、美麗中國建設示範區。
第五個階段：2018年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召開至今的一體化國家戰略階段。儘管之前長三角發展也多次得到黨中央和國務院的支援，但中國首屆國際進口博覽會開幕式上，隨著習近平總書記鄭重宣佈支援長江三角洲區域一體化發展並上升為國家戰略，長三角區域一體化發展的國家戰略正式確立。2019年兩會上，李克強總理也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將長三角區域一體化發展上升為國家戰略，編制實施發展規劃綱要。”上海市委書記李強也指出：要全力以赴推進長三角一體化國家戰略落地落實，三省一市共同努力，把長三角建設成為全國貫徹新發展理念的引領示範區，成為全球資源配置的亞太門戶，成為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世界級城市群。近期，由國家牽頭編制的長三角區域一體化發展的規劃綱要也即將出臺。由此，長三角掀開了新的發展篇章，長三角一體化也進入了一個全新時代。
三、長三角一體化上升為國家戰略的重要意義
隨著長三角區域一體化發展上升為國家戰略，其背後的重大意義至少體現在探索高品質發展新路徑、高品質生活新方式、城市群治理新機制三個方面。
一、長三角一體化對探索高品質發展新路徑的重要意義。通過推動長三角區域的一體化，探索我國經濟高品質發展的新路徑至少體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是目前正在加緊規劃建設的“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示範區”如何體現新發展理念;另外一個是依託長三角整體優勢，通過跨界合作塑造科創中心建設新動力。對於第一個方面，通過目前的相關報道，為更好推進長三角一體化，上海市、江蘇省和浙江省擬在兩省一市交界處設立“長三角發展一體化示範區”。示範區現有地理區位欠佳、發展基礎相對薄弱、生態涵養任務較重、居民收入和生活水準相對不高，如何在“人跟著技術資金走”向“資金技術跟著人走”的發展模式深刻轉型下，通過將生態優勢、邊界優勢和後發優勢轉換為高品質發展優勢，進而探索出一條獨特的高品質發展之路，帶動這一相對落後區域實現跨越式發展，具有重要意義。高科技創新創業是我國經濟實現轉型升級的重要路徑，也是我國解決核心技術“卡脖子”問題的關鍵，然而，由於基礎研究和原創技術的外部性，使得這一領域大多是以國家力量介入的方式進行發展，原有體制慣性則制約了這種基礎研發的持續動力推進和精準方向選擇;與此同時，市場化力量則主要集中在應用技術環節和商業模式環節進行創新，對基礎環節和關鍵技術投入還是較為有限。長三角地區是我國區域一體化發展起步最早、基礎最好、程度最高的地區，各城市和地區的科教資源相對均衡、金融資源相對豐富、人才資源更是充沛，在科創領域既有國家力量，也有市場力量，還有諸多仲介組織和社會組織。如何在長三角一體化國家戰略背景下，通過錯位競爭、拉長長板、跨界聯動、聯合攻關、形成合力，推動産業轉型升級，推進高科技創新創業發展。
二、長三角一體化對探索高品質生活新方式的重要意義。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城鄉公共服務和區域間公共服務的不均衡是影響我國百姓追求美好生活的重要約束之一，長三角一體化試圖在探索城郊鄉公共服務一體化，區域間公共服務一體化方面進行制度創新，無疑對於破解公共服務不均衡難題具有重要意義。異地就醫、異地養老、異地培訓、異地上學、異地就業、異地保障等體制性障礙一旦破除，優質服務資源和充沛土地資源、廣闊社會需求和政府職責要求、人才高地優勢和運營成本優勢以及生態環境優勢等就可以充分對接、有機整合、高效融合，進而迸發出創造美好生活的勃勃生機!
三、長三角一體化對探索城市群治理新機制的重要意義。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以城市群為主體構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的城鎮格局。我國在歷經40餘年高速城鎮化進程後，進入城市群發展的新階段，然而我國的市制，即城鎮型政區制度並沒有對這種城鎮區域化發展格局設計專門的治理體制機制。儘管在長三角聯動發展歷程回顧中已有諸多實踐，如“大行政區”、“經濟協作區”、“中央局”、“上海經濟區”、“長三角城市協調會”、“江浙滬區域合作”等體制，然而在新中國成立70週年之際，國內外經濟社會和技術條件都發生了深刻變化，特別是長三角一體化明確為國家戰略的新背景下，已有的跨界治理制度出現了邊際效應遞減。因此，如何持續深化探索長三角區域一體化發展要有新的思路、新的路徑和新的制度。此外，在我國城鎮化進入城市群時代，長三角、京津冀、粵港澳以及其他城市群都面臨如何跨界治理、一體化發展的制度挑戰，長三角如能探索出一條既保留政區邊界明確屬地責任、又可根據經濟社會發展實際跨政區邊界構建市場要素圈、公共服務圈、社會治理圈的新制度，無疑對於我國整體城市群發展都將大有裨益。此外，在區域一體化理論研究領域，區域主義、新區域主義、新郊區主義，都市連綿帶、城市群、大灣區、都市圈、大都市區等概念，多層級治理、跨界治理、合作治理等治理理論都已多有論述，然而從中國實踐來看，這些概念和理論還是缺乏直接的現實指導性，如何以長三角一體化為樣本，從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的角度探索和提煉具有中國特色的區域一體化理論，無疑對於講好中國故事、傳播中國聲音具有重要意義。（作者：熊競-上海交通大學中國城市治理研究院《決策參考》編輯部副主任，助理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