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段時間我出門都打專車。”3月18日下午，在中國社科院資訊化研究中心主辦的“網際網路+城市交通”市場融合政策研討會上，北京大學教授周其仁對打車軟體“點讚”。他表示，打車軟體利用資訊技術降低了計程車空駛率，激活了城市道路資源。

　　和周其仁一起的還有來自法律、經濟和資訊技術等不同領域的15位專家。他們共同探討了“網際網路+”時代下城市交通新思路。

　　交通共用經濟創造市場需求

　　“‘網際網路+’的提出，讓專車發展與整個國民經濟緊密聯繫起來。”中國社科院資訊化研究中心秘書長姜奇平認為，專車服務對於滿足運輸市場高品質、多樣化、差異性需求具有積極作用，對整個産業的優化具有重要意義。“專車是分享型經濟的典型代表，它有可能在經濟發展上提供增量。”

　　一項關於“專車服務”的調查數據顯示，59.5%的專車服務用車是自由的閒置車輛，96.9%的司機表示，如果有額外獎勵，願意在出行高峰階段提高接單頻率。這能促進專車與傳統計程車形成良性互補，提高城市交通運力。

　　工信部電信研究院副總工程師何霞表示，從人們對打車軟體、專車模式的接受程度來看，交通共用經濟的整體發展趨勢是可以期待的。“未來交通共用經濟的發展絕不止于現有的計程車、專車，像智慧公交、共用班車都是可能的發展趨勢，比如南韓已經出現了定制化高鐵。”何霞説。

　　北京市統計局公佈的數據顯示，北京市現有計程車約為11萬輛，全年計程車訂單量超過7億人次。北京市城市人口還在不斷增加，現有的交通運營體系很難滿足人們的出行需求。

　　北京大學法律與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薛兆豐認為，通過網際網路大數據，發揮資訊調動作用，能實現市場供給需求對計程車行業的有效影響。

　　然而，也有計程車司機反映，專車極大衝擊了計程車市場。山西寶利出租汽車有限公司負責人韓彥明算過賬，在乘坐了十幾趟專車後表示，專車名義上價格高於計程車價格1.1倍~1.2倍，但經過各類優惠券補貼，最後價格基本持平，導致計程車乘客被分流。

　　滴滴打車品牌公關部副總裁朱平豆介紹，專車模式在定價標準上有一個計算方式：根據汽車的類型、品牌、檔次等，定價高出計程車30%~50%。

　　中國網際網路協會副理事長高新民表示，專車在發展的過程中要避免與傳統計程車的費用發生衝突。“可以放開專車，允許網際網路公司擁有車輛，收購或者改造車輛，降低成本，推動計程車公司調價。”

　　也有專家認為，專車應用可以激活現有汽車租賃公司的大量閒置車輛，滿足商務個性化出行的體面需求，為中高端乘客群體提供一個高於計程車層次的出行服務選擇，實現中高端移動出行市場的雙向共贏，加速推進傳統計程車行業轉型。

　　兩會期間，交通運輸部部長楊傳堂一句“禁止私家車參與專車運營”，讓原本暗流涌動的專車市場瞬間風雲突變。

　　何霞認為，私家車固然對傳統計程車造成衝擊，但從降低出行成本和發展網際網路共用經濟的角度看，這種創新利大於弊。她建議讓計程車公司逐漸適應市場發展，讓政府逐步向私家車釋放牌照資源，再平穩過渡到通過保險登記、備案等方式完全開放專車市場。

　　“私家車加入專車市場是必然的。”國家發改委綜合交通研究院院長張國華説，在中國家庭小汽車保有量逐年增長、但利用率逐年下降的環境下，這種做法有助於解決閒置車輛造成的空間浪費和無序停車帶來的道路擁堵問題。但張國華也表示，私家車參與專車運營在一定程度上會對計程車行業形成競爭，尤其在管理成本、份子錢等方面，兩者的競爭是不平等的。

　　北京市政協委員陳小兵認為，在一個國家或一個城市裏，任何一項服務都不應該是單一的。“市場才是裁判。”陳小兵説。

　　監管應走向融合

　　儘管頗受市場歡迎，但“滴滴打車”、“快的打車”等專車服務一推出就陷入了爭論。“網際網路+”的背景下，如何對專車進行監管？

　　姜奇平談到了一種現象——當“網際網路+”到地方的時候，規則統一由地方決定。“凡是涉及‘網際網路+’的，恐怕就不應該一個部門説了算，要聽兩個部門的意見。”姜奇平説，在“網際網路+X”的大趨勢下，凡是涉及“X”的問題都需要加強部門協同，並不應該由“X”一家獨大去做決定。

　　據何霞介紹，在談論“網際網路+”新業態的監管方案時，首先要對應監管業務。如“網際網路+城市交通”，這是一個基於移動網際網路平臺的業務，應該是交通和網際網路相結合的業務，即“融合性業務”。該模式的優勢在於解決了信任問題和資訊不對稱問題，同時能夠降低空駛率，也能提升消費者的體驗。

　　何霞認為，“網際網路+”意味著“+”的對象可以是任何一個傳統行業，包括交通、教育和醫療等，但其中與監管體系的分歧問題頻現。

　　“過去對於計程車管理採取的方法是交通監管，不過現在各種業務相互交融，導致主體也會交融。”對於最近一直在熱議的專車，何霞認為應當受到工信部的監管。“專車是融合監管的領域，相對於傳統監管要松一些。”何霞解釋到，“因為這些業務是較新的業務，傳統業務管得最緊，融合性稍微松一些，這是包容化的趨勢。”

　　目前，工信部的電信監管目標主要有三個：一是消費者利益最大化，二是有利於産業發展，三是網路與資訊安全。面對日益複雜的監管形勢，何霞表示要用積極的態度設計更有包容性的監管目標，並且能強化新業態和老業務的關係。

　　會上，她舉了工信部處理傳統電信電話和IP電話發展的例子。中國只發了6個IP電話的牌照，也存在新技術與已有傳統業務間的衝突。隨著網際網路的發展，産生了大量的網際網路PC-PC的電話，並且即時通信和微信等社交平臺的發展也不斷衝擊電信市場。“工信部把相關責任人聚集在一起開會，讓各方陳述自己的問題。”

　　在“網際網路+X”的新業態下，何霞認為“融合監管”是一種創新式做法。允許新業務先行試點，在試點之後總結經驗和教訓，再出臺管理辦法。“因為在試點期間，存在的問題基本都找到了，所以在試點之後就集中解決這個問題。”何霞以專車為例，認為可以把相關主體集中到一個地方，互相指出對自己打擊最大的那一部分，並討論怎麼進行調整，商量出可行的試點辦法。“必須協調好老和新的關係，既不能只管新的不管老的，因為老的在經濟總量和就業方面都佔據了很大的量。也不能只維持老的，因為這樣行業就不能發展。”

　　何霞説，“要實現這個目標就需要更加豐富的交通業態，同時要滿足消費者不斷增加的需求，把産業做起來，這是最根本的監管目標。”（實習生 文麗娟 記者 寧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