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5月開始,醉駕入刑,酒後找代駕越來越成為一種剛性需求,據一份《2015上半年酒駕安全形勢報告》,2015年1至6月,全國代駕使用次數3300萬次,同比增長210%。而根據預算,中國的代駕日單量將可能達到500萬單,年市場規模超千億元。
而在網際網路+的大潮下,就著智慧手機平臺的美酒瓜分這塊蛋糕的公司也越來越多,而此前傳統代駕行業存在的問題卻依然存在:代駕出事故後理賠難、招聘司機把關不嚴、小公司業務不濟跑路……
近日,記者體驗“應聘”網際網路代駕司機,發現面試過程簡單,可輕鬆上崗,代駕公司甚至連應聘者的駕照都不看。
一些業內人士表示,長久以來,汽車代駕行業一直缺乏相應的行業標準和機構來規範運營,處於無主管單位、無行業規範、無準入門檻的“三無”狀態,行業參與者基本處於自律的狀態。
代駕前傳
草莽時代,魚龍混雜
北京人盧泳今年56歲,5年前成了一名專職代駕司機,目前,他服務於某知名代駕軟體。5年的代駕生涯,他經歷了傳統代駕公司到網際網路代駕的變革。
最開始幹代駕是2010年6月份,盧泳加入了北京一家大型國企旗下的代駕公司,他回憶,當時還是傳統代駕的天下,公司對司機的要求不是很高,5年以上駕齡就行,上崗就是在家等公司派單。
“有時候三天一個單,有時候一個月才能等來一個活。”100元的起步費,20%歸提供仲介的餐廳,其餘部分和公司對半開,活少賺不到錢,兩個月後,盧泳辭職。
那時候,除了一些代駕公司,還有不少個體代駕司機出沒在簋街、工體等地趴活。“也有一個小頭頭聯繫三五個司機組成的草臺班子,也就是常説的黑代駕。”
一位代駕業內人士稱,那時候代駕收費高,起步就是兩三百,沒有統一標準,都是口頭議價。出了四環五環,甚至會收到四百五百元。“還有司機看車收錢,比如你開了輛路虎,直接就問你四百走不走。”
除了隨口要價,一些黑代駕到了目的地後還會臨時加價。再加100塊,因為回去得打車,有時客人不願意,他們還會威脅道,“你不給,我可知道你車在哪。”
盧泳還記得,自己拉過的一個客人就遭遇過黑代駕:司機上車後表現得很生疏,開上路晃晃悠悠,一問,拿本一年,沒摸過幾次車,車主一路上都擔驚受怕。
行業過渡期
軟體盛行,傳統代駕式微
從那家小公司辭職後,盧泳加入了另一家有300人司機團隊的代駕公司,據他講,這家公司的規模在北京代駕市場已經算數一數二。
跟第一家不同,這家公司要求代駕司機參加上路考試,剛入職的三個月,屬於培訓見習期,每天下午,師傅都得前往固定的地點,接受服務流程、禮儀話術、操作規範等方面的培訓,通過測試後,才能正式上崗。
上崗後,司機需要在公司固定的站點等活,幹完一單後得打電話向公司報單,然後才能等下一單。
到了後期,這家公司也用上了手機軟體,但當時的軟體並不好用,有時候搶到的單比較遠,趕過去就得半個小時,“還有時候你在地圖中連自己的位置都找不到。”
代駕過程中的事故理賠,也是盧泳覺得不能安心幹活的一點。當時,代駕公司基本都規定先走車主的保險,不足部分則需要司機自己承擔。有的輪胎扎了,不在保險範圍,或者保險剛剛過期,就得代駕師傅自掏腰包。
也是在這個時候,盧泳再次跳槽,加入了目前代駕領域一個較為知名的公司。新公司的軟體好用了很多,在他看來突破了傳統:新公司的軟體會把活派給最近的司機,對雙方來説省事很多。
此外,新公司會收取每單2元錢保險費,出了事故公司會出面理賠,司機幹起活來也踏實了許多。逐漸的,一些傳統公司的單子越來越少,司機也留不住,“只能自生自滅。”
市場現狀
代駕招聘 駕照都不看
黑代駕安全沒保障,通過手機軟體叫來的正規代駕就一定靠譜嗎?
近日,新京報記者體驗應聘總部設在北京的一家網際網路代駕公司。該公司規定,駕齡達到5年,有本市戶籍人員擔保,通過筆試、路考即可入職。
這也是大多數代駕軟體招聘司機的要求,但事實上,該公司的入職標準並沒有這麼嚴格。
先在網上填寫一張表格,兩天后,這家公司就發來短信通知面試。面試的過程非常簡單,工作人員拿來一份代駕平臺使用協議,讓求職者讀完無異議後填寫入職申請表。
拿著填好的表格,對方問了一些問題:“以前幹過代駕嗎?”、“對北京的路熟嗎?”、“酒仙橋在什麼位置?”、“五道口呢?”
記者簡單答出了大致方位,對方説,看來你還不太熟,以後多看看地圖。至此,面試算完成了,記者也並未被要求出示駕照驗證駕齡。
工作人員稱,接下來就可以辦理入職手續了,交100元的服裝費和500元個人充值金,下載司機端軟體,接受安全知識、禮儀、軟體使用方法的培訓,當天晚上就可以接單幹活了。記者詢問,是否需要路考,對方説“不用考試,直接交錢就上崗。”
對於公司宣傳時規定的外地戶口司機需要找本市戶口人擔保,對方並未提及。
當天,與記者同時前往應聘的一名男子稱,他的駕齡確實達到了五年,但實際上很少“摸車”,好在公司沒有實際考察。
非強制性行業規範將出臺
市場很大,問題頻頻,一些業內人士表示,長久以來,汽車代駕行業一直缺乏相應的行業標準和機構來規範運營,市場參與主體魚龍混雜,處於無主管單位、無行業規範、無準入門檻的“三無”狀態,行業參與者基本處於自律的狀態。
記者從國資委主管的中國汽車流通協會了解到,早在去年2月,該協會就組織相關專家起草了《代駕經營服務規範》,《規範》對代駕企業與代駕司機都列出了明確規範,包括代駕保險、培訓、上崗等多個方面。目前《規範》已經報送商務部審核。
中國汽車流通協會副秘書長羅磊稱,這是一個非強制性的推薦行標,對代駕企業如何自律管理、規範經營可以起到引導作用。如果規範實施了,協會可能還會在行業內進行達標企業的評選,給消費者一個參考。
今年1月份,該協會發起成立了中國代駕聯盟,來自全國26個地區的101家代駕企業成為代駕聯盟會員。中國代駕聯盟成立後,將逐步解決目前行業普遍存在的規模小、管理不規範、無序競爭等問題。
該聯盟常務副秘書長柳靜向新京報記者介紹,按照聯盟條例,成員必須是具有一定經營管理實力、品牌影響力及服務水準較高、運作規範的代駕公司,且需要擁有50位代駕司機,並保持不低於10%的年增長率,不少於30單/天。
柳靜舉例,規範內明確規定,代駕公司必須購買代駕責任險,以保證車主和代駕司機的權益。此外,未來的代駕司機可能會持證上崗,“規範的企業肯定都希望所有代駕員持證上崗。”
亂象1
搶地盤鬧群毆代駕酒後上崗
不過,一些地方的黑代駕依然存在,這時,通過軟體接活的代駕司機們成了弱勢群體。
盧泳説有時會去東單附近的一家KTV外等活,常會有人來驅趕他,“説影響生意,我們就坐到馬路對面的長椅上等,對方也會跑過來趕人,甚至會動手。”
盧泳所説的為搶地盤發生衝突的現象時有發生。
今年3月,在廣州沿江中路的一家酒吧門口,保安與某網際網路代駕公司司機發生衝突,兩名代駕人員在酒吧門口攬客時,保安上前“勸阻”並踢了代駕司機。之後對方叫了很多人,圍住酒吧,雙方共發生3次衝突,一直從淩晨兩點持續到早晨六點。
此外,酒後代駕的新聞也常見諸報端。今年6月10日晚間,一輛豐田小汽車在北京朝陽區安立路慧忠路口處,追尾了一輛沃爾沃小汽車。經鑒定,豐田車代駕司機郭某血液中酒精含量為244.9mg/100ml。
在警方現場拍攝的事故視頻中,郭某已經意識不清,甚至醉倒在地扶不起來,而三位乘客也醉酒嚴重。
庭審中,郭某對指控罪名沒有異議。他稱來京代駕已有數月,平常都是在酒店旁邊攬活,事發當晚有三個醉酒的人從酒店出來,他正好路過就為他們代駕了。
郭某稱當天自己喝多了,不知道怎麼回事就上車了,“真的非常後悔。”最後法院以危險駕駛罪一審判處郭某拘役5個月,罰金5000元。
今年5月,還有媒體報道了一起代駕拍下醉酒女司機裸照敲詐的案件。
一次醉酒後,溫州女子阿琳讓熟識的代駕小周將自己送回家,第二天醒來卻發現自己赤身裸體躺在賓館的床上。小周趁她不省人事時,拍下裸照和視頻,並勒索20萬元。
代駕小週一度威脅稱,如果阿琳報警,就把照片和視頻都傳到網上。一番交涉後兩人約定,阿琳拿兩萬元贖回照片,而在交錢時,小周卻因為膽怯沒有出現。
阿琳最終報警,法院以敲詐罪(犯罪未遂),判處代駕小周有期徒刑八個月。
亂象2
理賠無標準 代駕撞車車主掏腰包
雖然大多數客戶的使用習慣和信任程度已逐漸向app代駕傾斜,但因為沒有統一的行業規範和門檻,事故理賠難問題依然存在。
今年4月20日晚,北京車主孫洋和朋友飲酒後,通過某總部位於上海的手機軟體叫來了一名代駕司機。服務開始後,車還未駛出車位,便與一輛奧迪車相撞,當時的交通事故認定書顯示,孫洋的車負全責。
事發後,代駕公司表示需要孫洋先墊付兩車約4萬元的修理費,隨後再對其賠償。
但賠付的過程並不順利,該公司表示,經過調查後發現,當事司機早已離職,事發時並非其簽約司機,所以不能報銷相關費用。
孫洋認為這個説法站不住腳,因為他是通過軟體叫來的代駕,當事司機的手機截屏也顯示,其司機端軟體明確有當時的訂單。
今年8月,有媒體報道此事後,該公司工作人員再次聯繫孫洋,表示願意報銷其損失。但車主告訴新京報記者,該公司許諾之後再未聯繫他,報銷事宜又一度擱淺。
事實上,各家公司對代駕服務中的事故處理辦法不盡相同,一些主流的代駕公司規定,出險後由車主自身保險先行賠付,不足或拒賠部分,再由代駕公司賠付,並對因事故可能造成客戶次年保費上漲部分進行補償。
一些規模較小的代駕公司則直接規定,事故造成損失由當事司機承擔,公司只負有督促責任。
亂象3
代駕公司欠薪跑路 司機維權無門
除了車主會在代駕服務中碰到麻煩,一些加盟的司機們也遇到了維權難的問題:賬戶工資無法提現,找到府發現公司已經跑路。
2013年12月,張海成為了北京7080代駕的一名司機,公司與他約定,客戶通過手機支付的服務費將存入後臺賬戶,司機可以定期提現。今年8月份,他按往常那樣發去提現短信,申請將賬戶裏的2000余元提出來,但這次錢卻遲遲沒有到賬。
此時,公司客服和業務經理的電話也打不通了,他趕去公司辦公地點,發現原址已經是另一家公司在辦公了。
張海打了110,警方表示,因為他和公司簽有協議,這種情況無法立案,只能通過訴訟解決。此後,他還前往朝陽區勞動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但因為自己與公司屬於勞務關係而非勞動關係,申請未被受理。
在維權過程中,張海了解到公司有300余名司機和他面臨同樣的問題。他加入了一個有49人的維權群,經過統計,這些司機中少的被欠500元,多的有5000余元。
除了公司跑路,在整個代駕行業生態鏈的末端,一些小公司也很不靠譜。
今年3月,北京人李文在網上看到了一家代駕公司的招聘啟事,“公司名沒聽過,但一百度能搜到它的很多廣告”。
入職後,所有司機都需繳納500元的資訊服務費,培訓時李文發現公司的規模並非他想的那麼小,和他一起培訓的有上百人。
而此後的半年間,李文一個活都沒接到過,最後連公司的電話也很難打通了。”
有意思的是,記者通過手機的應用商店,並沒有找到該款代駕軟體,只能通過掃描公司網站上的二維碼下載。
9月17日晚上8點44分,正值代駕需求的高峰期,而該軟體在全北京範圍內,只有6名司機線上。
李文説,遇到同樣情況的不止他一人,面臨公司慘澹的業務情況,在他想終止與這家公司的合作時,卻發現想要回500元錢的資訊費卻並非易事。
公司與司機的合作協議寫著,合同有效期內,任何一方無特殊情況不得解除合同,而這份合同的有效期為一年,特殊情況則為“自然災害、乙方違法犯罪、亡故或直系親屬亡故”等。
也就是説,正常情況下,自己一年後才能申請將這筆錢拿回來,“而一年後,我還找得到他們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