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廣州個人車牌搖號中簽率還是8 .5%,儘管此後一路下跌但始終保持在2%左右,如今不同了:今年以來這個搖號中簽率直接跌破2%,7月更是創下新低:1.15%。如此低的中簽率和均價3.7萬元的拍賣價格讓7月成為限牌以來拿牌難度最高的月份。
限牌,就是抑制需求。無論是與日俱增的拍賣價格,還是與日俱難的搖號中簽率,都是旺盛需求無法滿足的信號。如果限牌政策延續下去,拍賣價格便沒有最高只有更高、搖號中簽率沒有最低只有更低。廣州現在車牌拍賣均價為3.7萬元,而上海都已經破9萬元了,上海的今天也許就是廣州的明天。車牌價格越拍越高、搖號中簽越來越低,這是我們需要的結果嗎?當然不是。限牌是為了限量、治堵,三年過去了,兩者效果如何?有必要進行評估。
就個人觀感,我沒有發現三年來道路擁堵情況、車輛增速呈現較明顯的放緩或減少趨勢,相反,一些原本不太堵的地區、道路也開始加入“路難行”行列。廣州市交委日前公佈,7月全市交通擁堵指數達5.71,與去年7月同比大漲73%。這個數據應該與公眾的觀感吻合。小區停車更是如此,絕大多數小區停車都處於滿負荷甚至超負荷狀態。這説明車輛增速勢頭依舊強勁。雖然搖號中簽率不斷走低,可相比上海,目前車牌拍賣價格還不算太高,對多數購車者來説,並沒有高到不可接受、不得不放棄需求的程度。另外,限牌不“限外”,一些人便跑到周邊不限牌的城市去購車、上牌,回到廣州使用,也是一種新情況。
倒是拍牌收入,一路飆紅,自2012年8月實施限牌到2014年上半年,累計上牌指標競價收入已超過13億元。拍賣收入並非限牌最重要的指標,是否達到治堵初衷才是關鍵。三年過去了,得失幾何,成效若干,有必要進行中期評估。如果社會效益遠低於預期,或者此項政策産生擠出效應,影響了其他解決擁堵政策的使用,就有必要對政策的走向作出調整,防止限牌政策淪為創收工具,違背初衷。在政策出臺之初,坊間就有議論,限牌對解決城市交通擁堵作用不大。論者以東京為例,面積僅有北京七分之一,機動車比北京多出300萬輛,但東京並未限制居民購車。
徵收高額登記稅和牌照費,是一種以“堵”治堵的思路,也為一些地區所使用,比如香港。但是,它只是“組合拳”中的一種招數,不可偏好。在使用智慧系統、科學管理以及經濟杠桿——高額停車費、燃油稅、登記費、擁堵費的同時,國外城市似乎更注重“疏”——增加道路資源供給、構建發達的公交系統。廣州的“組合拳”水準如何?三年來,除限牌外,還為治堵做了哪些工作,這些都同樣需要審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