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藏家劉益謙在美國紐約蘇富比拍回的《功甫帖》,究竟是不是蘇軾真跡?這個真假之爭,不過是跨年而來此起彼伏的“功甫帖風波”的表像。其實,在文物鑒定界缺少權威、手段落後的大環境中,所謂“真偽”的公案,基本上無法達成最終定論。從這個意義上看,《功甫帖》爭論似乎無解。但,它一定有用!不管爭論各方背後的動機如何,至少它已經是一場搶眼的風波;至少它還引起了我們對當下收藏鑒定領域亂象的 搜索至少它還發出了對收藏熱潮中人們價值取向的追問。 真,真的重要嗎?不見得。在“義”的層面上看,它的確重要;但在“利”的層面上看,它未必重要,因為最重要的乃是有“利”(有時候,藏品不真反而更有利)。試想,在造假充斥于社會各個角落、偽作佔領古玩藝術品市場絕大多數份額的今天,在學術江湖化、娛樂化、利益化的氛圍裏, 有幾個收藏人、鑒定人的目標是僅僅在於求“真”呢?我注意過一個細節,也許可以算是一種提示:在眾多“鑒寶”類的電視節目裏,藏家們在得到關於真偽的指點之後, 最後的一問總是:“請專家給估估,它值多少錢?”有時,藏家不問,專家也會自動估價。這種心照不宣的共同指向是什麼?利。 這也許就是當今收藏界推波助瀾培育出的主流心態吧。 其實,趨利並不算錯。荀子就曾説過: “義與利者,人之所兩有也,雖堯舜不能去民之欲利。”漢代大儒董仲舒也承認:“天之生人也,使人生義與利,利以養其體,義 以養其心,心不得義,不能樂,體不得利, 不能安。”這都是很本質、很人性化的見解。然而,人對利的追求,其實也應該是有前提的。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先義後利 者榮,先利後義者辱(荀子語)。”如果到了唯利是圖的地步,那危害就大了,尤其是對社會具有引領意義的業界專家們,負作用會更甚。 然而,專家失義的例子在今天卻並不 乏見。 比如,前兩年轟動一時的華爾森集團董事會主席兼總裁謝根榮“金縷玉衣”騙貸案。為那件偽造的文物“金縷玉衣”開出24 億價值的,正是聲名顯赫的五位國家頂級 專家。看看他們的頭銜吧:故宮博物院副院長、中國收藏家協會會長、世界文物藝術品鑒定評估委員會主任、北京大學寶石鑒 定中心主任、中國寶玉石協會原秘書長。 “真”,在專家們的心中真的很輕。據説他們就是圍著玻璃罩轉了幾圈,並沒打開看, 更沒上手。結果國家銀行因此受騙,損失5.4 億元。 又如,在北京中嘉國際拍賣有限公司 舉辦的“2011年古代玉器專場拍賣會”上,“漢代青黃玉龍鳳紋化粧臺(含坐凳)”以2.2 億元成交。據悉,它創下新的玉器拍賣紀 錄。 至於在2010年6月保利拍賣會上,北宋劉益謙在上海辦民間美術館,搶了上海博物館的風頭,引起他們的不快;還有人透露, 目前在紐約蘇富比工作並負責《功甫帖》運作的張榮德與博物館專家之間曾有宿怨,因此上博專家們要給他點難看;也有一種推測認為,因徐邦達先生曾言《功甫帖》在上博收藏,而現在又流出海外,必須證偽才可洗清責任;還有一種猜測是,2013年9月份《功甫帖》在紐約拍賣成交時,有人曾寫文章稱 讚民間藏家,而抨擊國有單位的學術薄弱,於是惹惱了博物館系統的專家,上博“接招”,借機對這件惹事的《功甫帖》進行了“報復性”質疑,同時向世界表明,上博還 是有專家的。在筆者看來,分析猜測哪種理 由屬實其實也不太重要,因為,也許還有更多不為人知的潛臺詞;但是,它至少傳達出了一個資訊:今天的學術真的不純粹。僅就三位上博專家不請自來,主動對《功甫帖》辨偽,就略顯不合專業規矩。所以蘇富比在回復中稱:“蘇富比對於三位來 自世界級博物館的專家竟罕見地以個人名義 對個別私人藏家購買藝術品的商業行為作出公開評論表示驚訝。”其實,上博專家單國霖先生在《形體極相似,氣韻卻不暢——蘇富比拍品〈功甫帖〉辨析》中已經承認:“《功甫帖》從字的形體上看,與蘇軾的書體相符,尤其接近於《北遊帖》。”這就意味著,如果此件作品不是雙勾摹寫,就該是真跡了。而其餘專家則認為,字形“與蘇書公認的傳世墨跡差距甚遠”,這已是二見。然而,蘇富比的回應雖然坐實了它不是勾摹,卻不能權威地説服對方收回“差距甚遠”之見。其實,《功甫帖》雖然字少,但要素並不少。要想證偽,印章、紙張、筆跡都要全面證偽。然而,至少在印章的證偽上,其與蘇富比的回應相比,顯得缺少説服力和專業性。考證,是個慎之又慎的事,但然而,這套由故宮博物院資深專家認定 的古董,卻被爆料為現代倣品,而且據説找 到了邳州作坊中的倣造者。此後,據《中華古玩網·市場諮詢》的記者樊大彧報道,該 拍品並未真正成交,而是以放棄3萬元保證金收場。是做局嗎? 黃庭堅的《砥柱銘》書法長卷拍出了4.368 億元後,引起的一片質疑之聲到今天還未平 息。這件長達8.24米共計82行407字的手卷, 因為文字內容、書法風格等方面與黃庭堅其他作品存在差異,早在乾隆時期曾被認為是 贗品,至今仍存有諸多猜疑。經台灣學者傅 申研究,最終確定是黃庭堅書風轉換期的真 跡。但也正是這位學者,35年前發論文表示了對《砥柱銘》的質疑。於是,這位學者又站出來説,自己的研究也經歷了一個“從存疑到肯定的過程”。有人揣測,35年前,《砥柱銘》在日本有鄰館裏藏著;35年後,《砥柱銘》已經從日本流到中國台灣,又拿到內地市場上來拍賣,這位台灣學者恰好在此時推翻了自己昔日的質疑。這是簡單的巧合嗎? 由此推及《功甫帖》的真偽之辯,顯然也不簡單。雖然上海博物館三位專家的質疑 文章以及蘇富比的回復文章都各據其理,但 是《中國青年報》載文《當藝術遭遇市場, 學術為誰説話》(2014年02月25日09版)的 分析還是認為:“《功甫帖》的真假已經不 只是一個學術問題,還是一個利益問題。雙方陣營中,都不乏一流專家,都是言之鑿 鑿。書畫鑒定是一項專業性極高的工作,鬧 得沸沸颺颺的《功甫帖》,行外人其實並不 明白鑒定結果中那些深奧的專業詞彙。而學術上的爭論一旦摻雜了利益,再加上媒體 炒作,普通的圍觀者就如同買不起越炒越高 的藝術品一樣,如今連真假都不夠資格知曉 了。”對於上海博物館的三位專家的質疑, 其背後的潛臺詞是什麼呢?曾有人分析,劉 益謙這次攜帶《功甫帖》入境沒有按購買 入文物報關,而是按照短暫時間入境展覽報關,因此規避了1000多萬元的關稅和增值稅,惹得上海政府不高興了;也有人認為,劉益謙在上海辦民間美術館,搶了上海博物 館的風頭,引起他們的不快;還有人透露, 目前在紐約蘇富比工作並負責《功甫帖》運 作的張榮德與博物館專家之間曾有宿怨,因此上博專家們要給他點難看;也有一種推測 認為,因徐邦達先生曾言《功甫帖》在上博 收藏,而現在又流出海外,必須證偽才可洗 清責任;還有一種猜測是,2013年9月份《功甫帖》在紐約拍賣成交時,有人曾寫文章稱讚民間藏家,而抨擊國有單位的學術薄弱, 於是惹惱了博物館系統的專家,上博“接 招”,借機對這件惹事的《功甫帖》進行了“報復性”質疑,同時向世界表明,上博還是有專家的。在筆者看來,分析猜測哪種理由屬實其實也不太重要,因為,也許還有更多不為人知的潛臺詞;但是,它至少傳達出了一個資訊:今天的學術真的不純粹。 僅就三位上博專家不請自來,主動對《功甫帖》辨偽,就略顯不合專業規矩。所以蘇富比在回復中稱:“蘇富比對於三位來自世界級博物館的專家竟罕見地以個人名義 對個別私人藏家購買藝術品的商業行為作出公開評論表示驚訝。”其實,上博專家單國霖先生在《形體極相似,氣韻卻不暢——蘇 富比拍品〈功甫帖〉辨析》中已經承認: “《功甫帖》從字的形體上看,與蘇軾的書 體相符,尤其接近於《北遊帖》。”這就意味著,如果此件作品不是雙勾摹寫,就該 是真跡了。而其餘專家則認為,字形“與蘇 書公認的傳世墨跡差距甚遠”,這已是二見。然而,蘇富比的回應雖然坐實了它不是勾摹,卻不能權威地説服對方收回“差距甚遠”之見。其實,《功甫帖》雖然字少,但 要素並不少。要想證偽,印章、紙張、筆跡 都要全面證偽。然而,至少在印章的證偽上,其與蘇富比的回應相比,顯得缺少説服力和專業性。考證,是個慎之又慎的事,但專家們卻借助媒體,吵得熱火朝天,這氣氛 已經難以讓人信服。這種景象,不由讓人想 起前些年關於河南安陽曹操墓的大論戰,其 背景中的商機之爭,才是各方激動的根源。 隨之,當洛陽又發現其侄曹休大墓時,卻無 人爭論質疑,這倒反證了那些“高人”們背後的功利心態。 也許我們需要回過頭看看老前輩,或 者看看國外的業界同行們。拈一段2011年9 月23日《南方週末》採訪收藏家馬未都先生 的文稿吧:“我1980年代開始接觸國外文物 收藏界。國外的文物鑒定基本採信個人口 碑。比如原蘇富比亞洲區主席、瓷器鑒定 專家朱廉·湯普森(Julian Thompson),很 多大買家就聽他一句話......他不可能被一大 堆人裹挾著參與鑒定,也不可能為了拿幾個 錢就放鬆鑒定尺度。技術上出錯可以原諒; 道德出現瑕疵,終生就不可能再在文物行業 混了。在市場經濟之前,所有的專家都面臨 著極強的單位約束力。一旦你出了問題,就 有可能被單位除名。過去專家根本不可能出 去給人家看東西,更不可能收錢。我記得王 世襄先生家門口貼一張紙,上面寫著‘奉上 級指示,不給任何人做鑒定’,其實上級也沒有指示他,他就是心裏指示自己。”對於今天的亂象,他説:“文物鑒定有可能看 錯,但天天看錯,以錯為生,這就是問題 了。”“我敢説,把電視上一些專家推到市 場上,大部分專家都活不下去,他買不到真東西。” 今天的收藏鑒定亂象固然讓人揪心, 但也發人思考。在因《功甫帖》事件而引發的大眾討論中,我們可以看到大義。其中不僅有對種種亂象的揭露、抨擊,也有從制度上、方式上乃至技術上對收藏鑒定的科學性、權威性秩序的建設性呼聲。比如,浙江大學教授陳振濂先生在《杭網娛樂·書畫雅集》發文:“我最感興趣的是在面對質疑後 劉氏的反應方式:他所採取的自證方法,正是我們浙江大學中國書畫文物鑒定研究中心 從2006年起倡導的‘高科技+藝術+人文’ 三結合的方法。而且順序也一樣:先以高科技手段作證明基礎;其次以文史敘其可靠性 與合理性;再以藝術分析證其真偽作出判 斷——8年前我們提出的這一理想鑒定模式, 在《功甫帖》之爭中獲得了一流的實踐樣 本。”這無疑是一種發見。對於事件對當今鑒定界的觸動,陳教授認為:“不管《功甫 帖》之爭今後走向如何,它應該是對當下書 畫文物鑒定傳統舊方法的一次巨大衝擊。它告訴我們:沒有科學手段的證明能力,僅憑 個人經驗的‘目驗’式老做法,在過去因為 是德高望重又愛惜羽毛的老專家老權威的身份規定,又沒有利益糾纏的誘惑,它是行得通的。但在今天,第一是沒有積澱深厚的公 認的權威學者,第二是市場利益誘惑太大令人很難堅守;‘目驗’式老做法就有可能成為落後、平庸、信口開河、不負責任的代名詞,雖然它現在仍然風行一時(因為沒有其他選項),但在今後,它必然會被淘汰。”這是客觀冷靜的理論和現實分析。  “漢代青黃玉龍鳳紋化粧臺(含坐凳)”以2.2億元成交。其實該 拍品並未真正成交,而是以放棄3萬元保證金收場。是做局嗎?不過,關於陳教授“市場利益誘惑太 大令人很難堅守”的論斷,筆者還是持可商榷態度。筆者以為,現存的亂象不是市場本身的誘惑大,而是市場體系的不完整、不純 粹。真正完整的市場體系,應該是完全建立 在“信用”之上的交易平臺。沒有了信譽, 就終生就不可能再在文物行業混了。這就是為什麼朱廉·湯普森可以擋住“市場利益的誘惑”,因為他們的信用成本足夠大。而們現在的鑒定專家很多時候是不必為錯誤買 單的,至少這一點就是差距。其實,誠信問題絕不單單是收藏界的短板,整個社會的市 場體系都明顯存在這方面的缺失。其中,有許多是制度上的深層次原因,僅靠説教是起不了本質性作用的,必須靠制度來制約、來養成。從另一個方面看,社會活動無論怎樣發展、怎樣設計,最後都是以人為主體。所以,人的素質養成才是根本。關於信用的意義,我們的老祖宗早就深諳,其實也比我們現在做的好得多。我國傳統商道中把關羽奉 為“武財神”,就是取他的“信義”精神。 今天,最好的市場形態,依然是“義”與 “利”的互成。我們呼喚這樣的業界盛世。 正如荀子曰:“雖堯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義也。” (尚曉周/河南美術出版社副編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