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書畫家群體與箋扇莊 清末民初是個風雲際會的時代，也是藝術大師輩出的年代，上海就是那個時代的一個縮影。上海書畫藝術品市場發端于清咸豐年間。清末文人袁翔甫在《望江南》中説道：“申江好，古玩盡搜探。商鼎周彝酬萬鎰，唐碑宋帖重千鐮。真偽幾曾諳？”充分反映了當時上海藝術品市場的風貌。 上海自開埠以後，工商業發展迅速，一躍成為全國的經濟中心，其書畫市場也隨之興盛，遠遠超過了昔日的揚州。張鳴河《寒松閣談藝瑣錄》中記載：“自海禁一開，貿易之盛，無過於上海一隅，而以硯田為生者，亦皆於於而來，僑居賣畫。” 可見，優越的地理位置與特殊的政治環境，使上海具有了中西交融的優勢，同時也賦予了它開放前沿的書畫市場環境，吸引了周邊地區大量的文人畫家來滬發展，賣畫為生。  至同治光緒年間，時局動蕩，畫家為了生計，甚至不惜迎合世風：“（文人畫士）多蟄居上海，賣畫自給，以生計所迫，不得不稍投時好，以博潤資”。當時有確切記載來上海求生存的畫家，共計六百餘人。黃式權在1883年的《淞南夢影錄》中指出：“各省書畫家以技鳴滬上者，不下百餘人”，其中“書家如吳鞠潭、湯塤伯，畫家如張子祥（熊）、胡公壽（遠）、任伯年（頤）、楊伯潤（璐）、朱夢廬（偁）諸君，潤筆皆有倣帖。以視雍、乾時之津門、袁浦、建業、維揚，局面雖微有不同，風氣所趨，莫能相挽，要不失風雅本色雲。”這些畫家大多不是上海本地人，以江蘇人最多，浙江人次之。成員來源的複雜性也使得海派藝術呈現出雜糅和包容的藝術特點。來自各省不同類型的書畫家聚集在上海，形成了一個巨大的書畫家群體，他們通過各種方式融入市場，以專業技能換取金錢來維持生計。由於來滬的文人畫家眾多，競爭激烈，故大多都制訂了潤例：“上海為商賈之區，畸人墨客往往萃集於此。書畫家來遊求教者，每苦戶限欲折，不得不收潤筆”。他們還通過各種渠道宣傳書畫和潤例，期望能在上海灘謀得一席之地。 然而，隨著上海藝術品市場的極度興旺，大眾對書畫需求不斷擴大，一些知名書畫家疲於應付,以致出現“代筆”的現象。通過吳昌碩與沈石友的往來信札，我們可以看到吳晚年就經常請沈石友代筆：“再奉去曹氏壽啟，請公一讀。元忠名，君直其號也，博學孝廉，官為內閣中書。缶素不相識。不能不有詩，另紙錄上，乞為改至典雅或略帶恭維，或再充暢最佳。四月二十二日要寄蘇，能早日擲下尤感。”這是請沈石友改詩寫聯的。此外，繁盛的藝術市場也吸引了大批宮廷遺老畫家前來上海。晚清遺老李瑞清“辛亥革命”後就來到上海，售賣字畫謀生。他的賣字潤例寫有：“自歐美互市，航軌東合，頃歲以來，商戰益烈；運籌用策，不出市廛；滅國爭城，無煩弓矢。是以大賈貴于王侯，卿相賤同廁役。尊富卑貧，五洲通例。若夫貧困不厭糟糠而高語仁義，誠是羞也。……不得已，仍鬻書作業。然不能追時好以取世資，又不欲賤賈以趨利。世有真愛瑞清書者，將不愛其金，請如其直以償。”可見李瑞清已經意識到商業社會書畫商品化為大勢所趨，迫於生計，也只好順應潮流了。 那麼，這些畫家又是如何賣畫的呢？ 其時書畫家大都集中在老城廂一帶賣畫，當時“福州路西頭三山會館墻上每到夜裏，常有賣書畫者挂滿了堂幅軸對，有書有畫，其中以箋扇莊為最”。這裡提到的箋扇莊，在上海書畫市場中扮演著重要的仲介角色。外地的畫家初到上海，除了靠同鄉關係或名流推薦外，主要就是借助箋扇莊展示作品，吸引買家，可以説它是畫家作品成功打入市場的一個重要平臺。 像“箋扇莊”一樣的書畫字號在上海還有很多。據清人葛元煦《滬遊雜記》記載，至宣統元年（1909 年），上海箋扇店字號達到了109 家。其主要業務之一就是“代乞時人字畫”，即直接雇傭畫家繪製書畫作品：“箋扇鋪製備五色箋紙、楹聯，各式時樣紈折扇、顏料、耿絹、雕翎，代乞時人書畫。”此外，這些箋扇店還擔負著幫助畫家謀生和建立聲譽的功能，甚至要為貧窮的新人提供食宿，併為他們的書畫作品尋找固定的買主。比如蒲華，剛從嘉興來到上海時就借宿于戲鴻堂箋扇莊，白天在店內作畫，晚上則借宿該店閣樓。又如任伯年1868 年初來上海時並無名氣，畫件也沒有銷路。他最初選擇的落腳點即是當時社會上有較高聲譽的古香室箋扇店，並“由胡公壽介紹在古香室箋扇店畫扇為生計”。 除古香室之外，民國前期上海地區的箋扇莊還有錦潤堂、戲鴻堂、得月樓、九華堂、朵雲軒、怡春堂、文華堂、兩宜堂及錦仁堂等。這些箋扇莊分佈于上海市不同區域，且各負盛名：“洋場以古香室、縵雲閣、錦潤堂為最。城內以得月樓、飛雲閣、老同椿為佳。”箋扇莊的老闆大都具有一定的書畫修養，有的也擅長書畫。為了獲利，他們在畫家身上嘗試了各種辦法，如箋扇店經常招攬來滬的大小書畫家，將其作品懸挂于店舖進行售賣，售後按十分之一收利：“接覽書畫，為便客起見，所點之人必求親筆，向無貽誤，所有書畫家明讓一成”。書畫箋扇莊主人平時還經常盛情邀請這些書畫家前來做客，喝茶飲酒，切磋技藝，甚至以詩畫酬贈，意在延譽。 此外，箋扇莊還承擔制訂潤格的業務。書畫家一般制訂好潤例，送到箋扇莊製成價目表，顧客到箋扇莊求畫時就會根據此表向箋扇莊訂購，然後再由箋扇莊聯繫指定的書畫家，畫好後箋扇莊取來賣給顧客。有的畫家為了提高銷量，不惜以潤例打折來促銷：“各界紛求畫扇，同人堅請減潤，以廣流傳，原潤花鳥扇面二元，今減收一元，限于夏曆四月初十止。其餘如例。” 隨著市場對書畫需求的增加，箋扇莊還會主動聯繫一些著名書畫家作為自己固定的客戶，有了他們的推薦，對畫家打開銷路無疑是很大的幫助。由於箋扇莊經營各種文房用品，又承辦一些與文事相關的業務，故而往來客人頻繁，書畫家於此作畫又十分方便。雙方各取所需，滿足了各自的需求。二、交易方式與流通渠道 作為開放的港口，上海商品經濟日益發達，帶動了當地藝術品市場高度繁榮，書畫流通隨之愈加廣泛，交易方式也變得多樣，除前文提到的箋扇莊外，還可以通過古玩店舖、報紙、畫展、社團等方式進行交易。 據記載，清末上海正式註冊的書畫古董及裱畫店商鋪就達109家之多。1860年前後，古玩商們由於資金有限，通常是在老城隍廟以及西側的侯家浜一帶設地攤營業。地攤的貨源大多是走街串巷收購來的。民國七年（1918），徐道壺在寶善街棋盤街口怡珍茶樓上開設了一古玩書畫流通處，“海內外藏家、好古之士紛至，生意日盛” ，開啟了以“茶會”形式進行交易的先河。到1921年，隨著交易範圍的不斷擴大，當時最大規模的怡園茶樓也已不敷使用，於是由李文慶和馬長生等人牽頭，在怡園茶社兩旁路邊設攤交易，最繁盛時曾一度出現過100多個古玩攤位。尤其是五馬路（廣東路）一帶的古玩街，在當時全國古玩業界享有盛名。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這裡的古玩店舖還曾達到過210多家。店裏商品琳瑯滿目，書畫作品則是這些古玩店舖中最重要的貨品。 除古玩店舖外，一些畫家還借助傳媒這種新穎的手段，大力宣傳個人的畫作。十九世紀末，現代傳媒的出現為畫家提供了一個全新的銷售渠道。報紙的覆蓋面廣，出版週期短，流通速度快，宣傳效果非常可觀，很快得到了畫家們的青睞。特別是《申報》創刊不久，就成為畫家自我宣傳的最佳選擇。畫家通過新興傳媒刊登廣告的方式印售自己的作品，不僅可以讓買主買到原稿，還能得到書畫印刷品，滿足了顧客對繪畫作品的更多需求。同時，舉辦書畫展覽也是民國前期書畫交易的重要方式之一。吳昌碩在滬舉辦的畫展，就引發了購買的熱潮，尤其是“日本人來定購的，幾及畫件的大半數，有若干幅定購了，再復定，三復四復甚至十復。”求購者太多，以致吳昌碩應接不暇。據統計，上海舉行的藝術展覽由1919年的12個飆升至1933年的105個。增幅如此之快，當是受到了市場需求的強烈刺激。此時的藝術展覽集中在繁華的商業中心南京路舉行，熱門的展覽場地包括寧波同鄉會、大新百貨公司和新世界酒店等。每次展覽都往往展出數以百計的展品，而且均用作交易。通過畫展形式賣畫，對於畫家來講可謂名利雙收。因其選擇性大，又更為便捷，故也大受買家歡迎。因此畫展也是風靡一時，“其時日人既素嗜中國畫，而偽方新貴又附庸風雅，每有展覽會,莫不爭購一空”。當時的畫展有“個展”、“會員展”、“同門展”和“師生展”等多種形式，賣畫之盛前所未有。 書畫社團是藝術品流通的又一種方式。隨著上海藝術品市場的逐步繁榮，寓居上海鬻畫為生的畫家越來越多，具有商業性質的書畫會開始出現。這些藝術社團為畫家聚會、書畫研討提供場所，同時也代定潤格銷售畫作。借用書畫社團的名義售賣作品，書畫家不能獲得全部利潤，因為運營書畫社團需要基本經費，所以會員繳納的茶水費外，潤例所得也是社團經費的主要來源。 民國初年比較著名的書畫社團有海上書畫公會、文明書畫會、豫園書畫善會、宛米山房書畫會、上海書畫研究會、海上題襟館金石書畫會、青漪館書畫會等十余家，涉及畫家幾百人。其中豫園書畫善會是1909年由上海的一些書畫家如姚鴻、黃俊、汪混、高邑、楊逸等基於慈善互助的動機發起組織的。成立時有會員百人，主要書畫家有高邕之、錢吉生、吳昌碩、王廷信、馬瑞西和楊佩父等。他們租賃豫園得月樓為會所，訂立章程，將各家合作書畫陳列出售。 這些書畫社團的出現不僅標誌著畫壇規範的逐步完善，為書畫家提供了穩固的交流平臺，還體現著“捐賑之舉”、“承接收發”的主要功能。 上海高度繁榮的書畫市場還催生出了藝術品經紀人，即所謂的掮客——指的是掮著別人的貨物去兜售的方式。他們事先與畫家約定好價格，然後找買家出手，自己賺取中間的差價。在晚清民國的書畫市場上，掮客的活動異常活躍。據《海上墨林》記載，海上題襟館中就常有掮客活動，“書畫掮客幾乎每晚拿金石書畫、古玩到題襟館兜售。”民國時期，上海藝術品市場的掮客隊伍已有相當規模。他們承擔接受訂件、轉交作品和收受潤金等事務，成為書畫家進入市場的另一條渠道。他們不僅為書畫家介紹訂戶接收訂件，還代為收轉潤筆，為畫家推廣銷路。三、 消費主體與海外貿易 掮客在市場上之所以如此活躍，是因為他們面對的是龐大的購藏群體。上海經濟十分發達，素有“十里洋場”之稱。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後，大批財閥、政要、駐華使節和文人聚集於此。眾多外來的普通市民和外國人也都紛紛涌至上海，最終形成了一個規模較大的消費市場。在民國初期，這個巨大的消費群體就是主要由豪紳買辦、富商大賈、官僚政要、普通市民和外國人構成。 商品經濟催生的大買辦和資産階級儼然已經成為藝術品的主要消費階層，而且是書畫交易市場中的引領者。這些富商大賈、工商巨頭在一定程度上延續了中國商人附庸風雅的傳統，客觀上推動了書畫藝術品市場的發展。例如民國時期上海房産大亨周湘雲就曾收藏了大量的字畫，有唐代名跡懷素的《苦筍帖》、宋米芾的《向太后挽詞》、元趙孟頫手卷等。 還有清末民初上海三大洋行買辦之一的王一亭，也收藏了豐富的書畫藏品，還拿錢創辦了不少社團，例如“上海書畫研究會”（1910)、“上海中國書畫保存會”(1922)等。王與日本商界聯繫緊密，曾利用擔任日本商務代理之便，為吳昌碩在日本多次刊印《昌碩畫存》、《吳昌碩畫譜》提供幫助，並贊助其在長崎、大阪等地開辦了多次畫展。可以説，吳昌碩之所以能成功開拓了日本的書畫市場，並在更大程度上帶動起日本的“吳昌碩熱”，跟王一亭的幫助和推薦是分不開的。 此外，有著“中國商父”之稱的近代著名實業家盛宣懷，也十分熱衷於書畫收藏，並對藝術社團有著濃厚的興趣，是清末民初對藝術品市場贊助最突出的人物之一。早1900年左右，由他投資創辦的上海著名書畫團體“海上題襟館金石書畫會”就已遠近聞名。 除這些大買辦、大資本家外，還有大批普通商人進入上海書畫市場，對繁榮市場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當時的上海，商人都以手中持一把畫扇為榮。為了附庸風雅，他們不惜高價求購書畫。方若在《海上畫語》中就記錄了一則粵商乞求海派藝術家任伯年畫作的趣聞：“粵商索畫者累候不遇，值其自外歸，尾之入。伯年即登樓，返顧曰：‘內房止步！內房止步！’相傳為笑柄。”當時的上海，粵商是個很大的群體，“中外貿易惟憑通言一事，半皆粵人為之，頃刻間千金赤手可致。”這些賺錢容易的粵商們自然也是上海書畫市場的重要主顧。 1927年，政府南遷，一大批官僚政要隨之紛紛涌入上海，不僅為藝術品市場帶來龐大的消費人群，更重要的是帶來了大批貨源。很多政要原本就是書畫市場上舉足輕重的人物，如馮玉祥和張學良就都非常熱衷於書畫古玩的收藏，並且經常把個人所藏書畫古董拿來出售，不僅提升了市場貨品的檔次，更促進了市場的進一步繁榮。 上海的經濟、商業、交通在開埠後迅速發展，吸引了外省大量移民，他們後來都成了普通市民。受到上海文化風氣的熏陶，這些市民漸漸有了更多的藝術需求，逐漸進入書畫市場，成為書畫消費的另一股主力軍。這些市民渴求適合他們文化水準和欣賞口味的繪畫作品，用作居室、客廳、辦公室的裝飾，還要用作饋贈親友的書畫禮品。因此，市場上到處活躍著普通市民購買書畫的身影。不僅國人熱衷於購買書畫藝術品，外國人尤其是日本人更是早已成為了上海書畫市場的消費群體。馮天瑜的《千歲丸上海行》中對日本人購買書畫古董進行了較為具體地記述。 民國時期 “外人蓄意收集中國古物，國人營之者亦多銷行外國，可得厚禮”。書畫古玩成為了海外貿易的重要商品。作為遠東第一大貿易港，上海成為當時國內古董出口的第一大港，上海書畫古玩市場也迅速成為全國藝術品交易中心之一。古玩藝術品的豐厚利潤，吸引了大量古玩商轉向洋莊生意。其中規模最大的是盧芹齋和張靜江創辦的上海“盧吳公司”。同時盧芹齋在巴黎還設立了運通貿易公司以及一家名為“來遠“的古董公司。通過這幾家公司，盧、張二人把中國大批的書畫名跡源源不斷地運送到國外買家手中，其中不乏像宋代名畫《睢陽五老圖》之類的珍品。 盧芹齋1918年開始經營“美國莊”，為了迎合美國人的口味，改為專進書畫、銅器、陶器和鈞窯瓷器。經過積極的市場推廣，盧吳公司在幾十年時間裏迅速成為當時中國向海外販運珍貴文物數量最多、經營時間最長及在海外影響最大的私人公司。許多流傳海外的書畫名跡都與盧芹齋有著密切關係，包括宋人摹本《八公像圖》、宋李公麟的《華岩變相圖》和《列仙圖》、南宋米友仁的《雲山圖》、元初錢舜舉的《王羲之觀鵝圖》、元趙雍臨李公麟《五馬圖》、趙孟頫《人馬圖》等等。 當前，上海書畫市場正處在蓬勃發展時期。中國近現代書畫已步入億元時代，書畫拍賣的最高紀錄屢屢被刷新。當地的民間博物館與藝術品市場也越加繁榮，形成了一支龐大的收藏隊伍，收藏愛好者號稱已近百萬，使上海享有“收藏半壁江山”的美譽。但我們也應清醒地認識到，由於一些拍賣會上存在暗箱操作，作偽猖獗，造成贗品橫流，擾亂了市場秩序。加之一些書畫家不再專心創作，試圖靠包裝炒作、沽名釣譽等手段出名，矇騙消費者的情況廣泛存在。因此對清末民國上海書畫市場的探析與總結，讓我們進一步了解近代書畫買賣的市場機制如何運作，書畫家又是如何介入市場等問題，以期對當前市場的發展提供可能的啟示。總之，清末民初上海那種開放自由的藝術環境及多渠道的書畫流通方式，都是值得我們對比、借鑒和學習的。 （文/ 呂友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