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在社會上還是藝術界中，張大千的名字都是響噹噹的。其作品的市場價格基本在每平尺100萬元左右，傲視與之同輩的絕大多數畫家和不少古代畫家，更令其師曾熙、李瑞清等難望其相背，堪稱市場中絕對的“領頭羊”。生前的成功和目前作品高昂的價格是否等同於藝術成就，值得當下的收藏投資者和藝術家深思。 著名學者傅雷曾對張大千的畫作發表過如是看法：“大千畫會售款一億余，觀其所臨敦煌古跡，多以外形為重，至唐人精神，全未夢見，而競標價五百萬元（一幅），仿佛鉅額定價可抬高藝術品本身價值者，江湖習氣可慨可憎。”且説大千創作“俗不可耐，趣味低級，仕女畫尤其如此”。 還稱張大千是“投機分子，一生最大本領是造假石濤，那卻是頂尖兒的第一流高手”。一向以嚴謹著稱的傅雷的批評，不是金針，但道出當時一些人對張大千作品的不同看法。 但凡一個有成就的藝術大師必然于藝術的長河中、在時代精神、民族文化和個人獨創風格等方面有重大開拓，繼往開來，卓立於前賢，彪炳于後世。 張大千生性放曠，一生漂泊。民國時的大陸，內憂外患，然而張大千此階段的作品絲毫沒能表達一點時代精神和社會關切。50歲後長期旅居海外諸國和地區，張大千依然缺乏一以貫之的融入時代的生存體驗，藝術作品也欠缺對時代和人生的獨特看法和感受，其作品終其一生都沒能跳出師承有緒、傳統功力、畫技三昧上的“為藝術而藝術”的小天地。生前，他的處世精明機巧，攀附在高官、富商之間為世人所知，是其人格特質的反映，致使其作品格調不高，媚俗迎人，一定程度印證了傅雷所言並非空穴來風；在傳承民族文化上，他是全能型畫家，于中國畫人物、山水、花鳥、魚蟲、走獸、工筆、無所不能，無一不精，繪畫、書法、篆刻、詩詞亦無所不通。但全通全能並不意味著達到了形神渾然天成的至高之境。其碑派的用筆特點，給人一種直率、剛猛的感覺，外觀漂亮，細品則缺乏傳統文化蘊藉、含蓄的基本涵養，也常為人所詬病。個人風格上，他所模倣的王蒙、八大、石濤以至敦煌壁畫等，是傳統寶庫中早已有的成就。他幾乎一生都是描摹古人，用前人的筆法進行創作，在個人的人格、思想並由此誕生的表現風格上，卻多有欠缺。這或許是由於其成名過早的緣故。在市場對他的認可和自我對市場的認同的雙重作用下，張大千在風格突破上並沒有多少建樹。 敦煌壁畫的精細臨摹成就了他，實際上也限制了他。書畫筆墨講究“因材而變、因勢而生”。然而，張大千臨摹過程所形成的瘦硬線條延續其一生，應用到了他的各類題材的作品中，難免有“程式化”的嫌疑。甚至有人譏其有“行畫”之弊。儘管晚年受日本和西方的影響，嘗試用潑墨潑彩的形式，力求突破，但並沒有闖出新路，依然沒有跳出他自己營造的有形藩籬，達到中西融合的無像境界。有學者認為，儘管張大千反覆宣稱自己這是源自唐人王洽的潑墨，但卻未能讓眾人信服。潑墨潑彩法的運用，有效掩蔽了張大千晚年精力、筆力衰退的頹勢。對比黃賓虹的晚年，患眼疾之期，也是黃老作品達到化境之機。黃老衰年作品老筆紛披，元氣淋漓，一派無我氣象，與張大千的無奈選擇，形成了筆墨功夫差距的鮮明對比。 就金石氣而言，他不如吳昌碩；就文人畫所蘊涵的典雅、蘊藉而論，他不如溥儒；就筆墨時代感而論，他不如徐悲鴻、齊白石；就中西融合而言，他不如林風眠。然而，他的價格卻令以上諸位中的大多數望塵莫及，反映了當下藝術市場的收藏審美淺薄的現狀。細究其因，不外如下：其一，以為藝術知名度等同於藝術成就，名頭大的自然更加值錢，跟風購買，樂此不疲；其二，市場人士對中國傳統文化了解還停留在表面程度，以為好看的就是好的藝術作品，對中國藝術發展缺乏高屋建瓴的理解和正確的分析判斷。其三，缺乏對藝術水準較高而名氣相對較小的藝術家予以認可的勇氣。 藝術家沒有最好，只有更好。一定程度來説，藝術也不具可比性。但藝術是有標準的，一個藝術家無論全能還是專精，都應該縱身於大化，遨遊于天地，以小我成就大我，創造出既有民族特色又有世界語言的藝術作品來，才堪稱大藝術家。從這個意義來説，張大千稱不上大藝術家，只能算一個大畫師。 （文/堯小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