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國當代藝術院”的歷史陳述

官方沒有説出為什麼可以將這些“江湖好漢”——中國人的習慣用詞——納入其中，美術家協會的官員也沒有表明他們將修改堅持了數十年的文藝思想與標準，的確，沒有誰説出“我過去錯了”。可是，由於建設全球化時代背景下的國家形象任務的提出，由於那些在市場裏擁有“天價”記錄的藝術家強大的影響力與號召力，由於三十年來市場經濟在事實上嚴重地瓦解了舊有意識形態的控制力，由於舊的官方藝術機構實在難以勝任對這個國家文化建設的推動，才有了這樣一個各方擁有各自的立場卻心照不宣的握手與“言和”——一個對姓“資”姓“社”意識形態問題繼續保持不爭論的懸置狀態 。然而，那些強調保持與官方立場對立的藝術家和批評家認為：這樣的握手與“言和”沒有什麼實質上的意義，只能表明這些成員已經失去了他們的批判性與創造性。

文化部副部長，中國藝術研究院院長王文章——他被認為是推動當代藝術院成立的重要角色——在典禮儀式上這樣説到：

當代中國風格流派的藝術探索都在藝術的當代性探索中以赫然的藝術成就做出了自己的貢獻。中國當代藝術作為一個與中國20世紀80年代以來新潮美術相連的流派或風格概念，他逐漸集合起的一批藝術家，也作為當代中國在當代性探索中的一個勁旅，在當下的藝術創作中佔有她的地位。中國當代藝術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佔有不可忽視的位置。

作為文化部門的領導人之一，王文章的講話不屬於個人的，他的講話意味著更高權力的默許。無論如何，有歷史經驗的人容易同意，中國當代藝術院的成立具有一種象徵性的意義：之前被認為與官方主流意識形態對立的“當代藝術”這個充滿矛盾的詞彙具有了合法的性質。無論人們對“當代藝術”是否持有相同的理解，這個事件意味著隱含在“當代藝術”中的價值觀開始有了部分合法的可能性。

可是，什麼是隱含在當代藝術中的價值觀這個問題從來就沒有被勾畫清楚。即便將官方的標準拋開不論，在批評界裏，始終存在著對王廣義、張曉剛、方力鈞等人的作品的價值的懷疑，不少批評者認為這些藝術家的藝術成就那不過是西方勢力陰謀的結果，至少，藝術家們的成功是因為他們的作品符合西方的意識形態標準。可是，什麼是真正的中國當代藝術及其標準呢？之前兩年就討論不休的“什麼是當代藝術”的問題再次被提示出來，不過，這時，批評家們對價值觀及其標準問題的討論更加瑣碎和缺乏一致性。這説明，中國藝術領域的變化急劇並缺乏穩定性，她缺乏一個基本的社會價值觀背景和道德準繩。

2010年8月18日，由中國藝術研究院和中國美術館聯合主辦、由中國當代藝術院承辦的“建構之維——中國當代藝術邀請展”在中國美術館舉行。這是那些曾經以反叛和前衛姿態從事藝術工作的藝術家集體在代表國家或者官方意志的中國美術館舉辦的第二次展覽——第一次是1989年2月的“中國現代藝術展”，在官方機構的操作下，那些曾經表現出自由精神的藝術家不得不站在美術官員的後面，機械地與他們共同製造“和諧”——一個官方使用而不是佛教含義的詞彙——的場面。展覽次日，組織機構還召開了學術討論會，可是，展覽中的作品連同學術會上關於“什麼是當代藝術”或者“當代性”的學術話題並沒有引起太多的議論，在媒體上，除了零星的批評與指責，也很難讀到對這個事件富於歷史經驗的分析，至於那些參加展覽的藝術家，他們各自的處境、思想與以後的目標同樣也是難以取得一致的，種種現象表明，人們因判斷上的困難和內心複雜的糾結而顯得非常疲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