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國當代藝術院”的歷史陳述

之前兩年多裏，批評的聲音集中在資本與市場對當代藝術的侵蝕上，而這些大多數卓有影響的藝術家被懷疑和指責為與資本和市場有不正當的關係，至少，他們已經不同程度地向資本與市場投降。現在，他們又接受了官方的“招安”並在官方的控制下參加贏得虛假恭維的展覽“建構之維”，在那些激烈甚至憤怒的批評者看來，這些藝術家已經處在資本與權力的雙重控制下。批評中隱含的激烈程度是如此地充滿非理性的敵意，不僅藝術家們在此刻的行為遭到了指責，他們過去那些具有普遍影響的藝術也似乎成為質疑的對象。同時，人們在“建構之維”的開篇序言裏仍然能夠讀到政府官員對參展藝術家曾經的藝術的批評之詞。於是，缺乏歷史經驗和明確立場的人很難看清楚這個事件所包含的那些有價值的核心問題。

有趣的是，在近年來表現出野心勃勃、試圖建立批評新秩序的一些年輕批評家沒有參與對這個事件的討論，他們繞開或者根本就沒有意識到這類涉及權力、政治與意識形態的敏感問題。可是，他們卻也沒有避開資本的訓斥，當他們在嘉德投資的展覽學術會議中聽到資本的傲慢之詞的時候，沒有任何人自信地給予當場反擊（1）。同時，不少人在“當代藝術院”這個事件上保持沉默。結果，這個事件的歷史價值就被民間的憤怒、同行中的嘲笑、激進分子的指責、官方的利用、朋友的誤解、批評家的沉默、藝術愛好者的茫然以及藝術家內心的難言之隱給遮蔽了。雖然這些不同的現象有著複雜的原因，可是，很少有人注意到，這一切的一切究其最後，都是由於這三十年的改革中的體制及其意識形態問題給導致的：道德感、理解力、同情心、價值觀、藝術理想、協作思想更不用説犧牲精神，統統被粉碎了，所謂的個人主義立場，或者從德勒茲這類西方人那裏弄來的一個詞，也大致成了“叢林法則”的工具。可以很明確地説，當代藝術院既是這個背景的産物，也是構成這個背景的一個因素，而中國當代藝術的真正問題，正好被揉在這樣的背景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