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杭間主編《中國當代美術現象文叢》 趙：結合中國晚清以來的的歷史，你認為文化建設對於當下中國的意義是什麼？ 杭：近現代的精英知識分子，無論是蔡元培，還是陶行知，最初他們都對社會現實感到不滿。然後就到西方尋找真理，進而發現文明的結果包括傳統文化和科學技術兩部分，西方的傳統文化顯然無法取代中國的傳統文化，但中國的科學技術卻又相對處於落後狀態。最後，教育成為眾人之選擇，成為興邦救國之良藥。這是中國近代一百年來最優秀的知識分子所走的一條路，最後都回到教育問題。所以，面對社會現實問題，儘管每個人的思維習慣不一樣，但解決或者超越它的根本方式卻往往只有一個。對於中國，幾千年來一直存在著君權高於民權的權利分配不均問題。但我們現在流行的民主概念來自西方，不在中國傳統文化概念裏。中國傳統文化裏還是有一個“明君”，還是一個多數服從少數的體制，當然這個“多數”在今天是通過集團的利益來體現的，但因為這個集團的利益有了一個“明君”概念存在，故而就不需要有另外一個集團來制衡，這是孔子及儒家文化的厲害之處。 事實上，要改變中國還是要回到改變觀念的問題，要改變中國的傳統文化結構，讓中國傳統文化更具活力，歸根結底的辦法就是教育，所以自梁漱溟、陶行知以來眾多知識分子最終都選擇了教育事業。但可惜的是，從“五四運動”到“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甚至到改革開放三十年後的今天，這一問題仍沒得到解決，教育還是一個最大的問題。所以，我覺得教育問題就是一個文化問題，它從來都不是一個單獨的問題。 趙：如何在延續傳統和文化民族主義之間斟酌？ 杭：晚清以來破多於立，破就是革命，立就是建設，而破立問題本身都是民族主義的問題。對中國主流意識而言，肯定是破多於立，但從當代藝術視覺本身來説，立還是不少的，至少構成了九十年代一個非常豐富的當代藝術圖像景觀。事實上，最終民族、民族文化和民族主義三個詞是要分開的。隨著全球化進程的不斷加快，民族問題會逐漸淡化。而民族文化是一個族群里長時間所形成的一種生活方式和價值觀，應該予以保留，因為它是世界文化多元化非常重要的一個源泉。民族主義則是這個族群中的某些利益集團，為了保持集團利益而虛構出來的一種功利性的理念，所以它是我們要警惕和不可取的。 趙：中國當代文人、知識分子的理想存在方式是什麼？你如何理解當代文人的責任？ 杭：人類可能很難超越時代的束縛，包括我自己在內。目前中國沒有真正的知識分子，或者只有少數的幾個。在我看來，“當代文人”已經成為一個貶義詞。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形象，應該是有血有肉的，他可以有優點，也有缺點。但當下，無論是思想，還是行為舉止，現在的所謂知識分子往往都透露著內心的浮躁與庸俗，其中的大多數人很難擺脫體制而獨立自由地生存。在中國古代知識分子需要內外兼修，但今天已經不再被社會所強調。 趙：中國文化體系中能為今天世界貢獻出的核心價值有哪些？最為糟粕的因素又有哪些？ 杭：僅僅是以自我體悟的方式，我認為中國文化體系能夠向世界輸出的就是遵循生態過程中生生不息和生態之間要遵循的倫理，包括人和人的關係、人與自然的關係。但糟粕的因素也有很多，比如中國的農耕文化太注重經驗，天生偏向於保守。對於一種文化，與西方那種截然另起爐灶的方式不同，我們不會系統地去否定，而是習慣於不斷地作注、修正，而這也令中國傳統文化缺少了活力。 趙：你認為中國文化的最高境界是什麼？ 杭：對於文化，隨著人的年齡的不同而有不同的體悟。隨著年齡慢慢變大，我認識到了儒家的入世的可貴，但我在現實面前碰壁時，又會想到老莊的超越。這是西方人所不能理解的，在根本上東西方的價值觀是不同的。但是今天中國的文化並沒有被很好的推廣，也許經濟上取得了一定的發展，但是讓西方人真正地去尊敬中國人，目前還沒有實現。因為在中國，大眾並沒有得到真正的文化啟蒙。 李：那麼你認為真正的啟蒙是什麼？如果今天中國開始文化復興，它應該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態？ 杭：在全球化的當下，我們希望在充分了解西方文化內核的情況下，盡可能客觀、正確地反思中國文化。啟蒙的關鍵在於如何重新發現，文化現實已經客觀存在，而發現是文化復興最重要的一步。此外，我們還要考慮復興的內容及方向是什麼？是不是明代、清代、民國，亦或其他任何一個歷史時期？有時我不願意提文化復興這個詞，因為這個重新發現的過程存在很大的危險。中國歷史上的形態和今天的形態是非常不一樣的，我們很難找到一個復興的具體方向與內容，更何況這一百年來由於科學技術的變化，社會形態可謂日新月異、一日千里。即便今天的文化內核沒有改變，但文化越來越精緻化、豐富化的變化趨勢，已經註定了不可能恢復到三千年前那種簡單的社會形態。即使傳統文化中優良的成分也並不一定能適應今天的中國，中國的文化發展還需要進行艱難的探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