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但仍然有問題在盤旋：這一切是否已經足夠？相信觀眾們都已經看到這個展覽出色的一面：就像世博會一樣，它和諧、豐富而製作精良，特別是它還充滿了打動人心的情感，以及屬於全人類的對美好未來的希望和夢想。觀眾們在這裡看到了藝術家本人對中國農民的發自心底的感情，以及農民在創造中所流露出的對生命和生活的溫情。蔡在提到這些農民發明家時曾使用這樣的語句：“他們一個個都很陽光，精神很開放，富於勇氣，都擁有一雙明亮的眼睛”。而無論是在現場，還是在蔡本人在展覽前後的多次發言中，到處瀰漫著一種夢想的氣息，以及對追求夢想的充滿溫情的謳歌。但豐富的情感和充盈的感染力是否真的可以保證展覽的效果？假如它不僅僅滿足於一個氣氛融洽的城鄉聯歡會，以及對未來和諧世界的許諾的話。 當然，作為觀眾我無意加諸藝術家超出其權能的負擔，但蔡國強本人也確實曾言明這個展覽所追求的目標及期望的效果：“我們不僅通過這個展覽討論農民對現代化和城市的貢獻，更通過展示獨立在集體意識和行為外的個體農民的創造力，以及一個個生命的感人故事，看到一個民族追求公平民主社會的希望。”（見展覽圖冊） 這聽起來當然很好。可惜它在展覽中的表達是如此模糊與曖昧，用感情的抒發友好地替換了問題的揭示和討論。“人情味兒的，太人情味兒的……”是我看過展覽後的感受，而我無法在其中尋找到真正的問題點。如果按照蔡國強一貫秉持的“文化現成物”的創作方法論來衡量，同“文化大混浴”肆無忌憚卻是有效的問題直陳相比，“農民達芬奇”顯得風格含混，不似前者的犀利和粗放總能給人以深刻印象；而同“草船借箭”語境的置換所激發的強烈張力相比，“農民達芬奇”缺乏同環境的對話及碰撞，以及生産多重意義的能力。 最後一個問題是，正如震旦大樓的LED螢幕上巨大奪目的“農民，讓城市更美好”一樣，蔡國強通過這次展覽本身及配合的宣傳，高調宣示了“農民”這一群體的存在，但僅止於此。對於這些貧窮、沉默、弱小、忍受著集體邊緣化的命運的同胞來説，呈現其存在並不意味他們從此能夠發聲和和對話。對於展覽的目標觀眾來説，即使打開了城市對農村的視野，缺乏反省的單向觀看同樣含有另一種危險。 如果僅僅將來自農村的故事嵌入城市的日常景觀，或許問題的關鍵也只能在空中盤旋而 “不知如何降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