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討會現場時間：2009年4月18日 地點：伊比利亞當代藝術中心放映廳 主持：張亞璇 嘉賓：周強，馮艷，彭姍 張亞璇：我們請馮艷來談一談《秉愛》在日本發行的經驗。《秉愛》先是07年在日本山形電影節得了一個幫助發行的獎，08年馮艷在山形電影節的一個朋友就促成了這個事情，這其中他們自己做了很多努力，好像也不是走常規的藝術電影院線。我想請馮艷具體談一談他們做了什麼樣的工作，通過什麼樣的途徑，最終這個電影的發行效果如何？ 馮艷：山形的那個獎叫“社團電影獎”。因為日本有電影社團，就是很多小的電影院他們自己的一個組織。那個電影獎的錢也很少，有三千美金。有了這筆錢以後，如果有發行公司想給你做發行的話，這筆錢就給發行公司; 如果你決定不發行，他們就當做獎金把這筆錢給你，你接著搞創作、生活都可以。 我對發行一點概念都沒有，就覺得這件事不太可能。有一個當年小川攝製組的副導演，也是電影界的老前輩，他出來以後就説，這部片子我非常喜歡，很好，但是裏邊的聲音不行，有很多技術上的弱點。因為我完全是一個人用DV拍的，也沒有助手，也沒有使用（外接）麥克什麼的，確實有很多在技術上按常規來講是不過關的東西。後來參加釜山電影節的一個大師班，碰到原來在小川攝製組一直做錄音的那個菊池先生，他特別喜歡這部片子。結果菊池就認為，電影要是你那樣説就別拍了，有很多電影都不會誕生，特別是像這樣一部電影。 他有很多年做電影錄音的經驗，他説，我很想做這個電影的聲音，如果你願意做的話，我來給你做。我們在回國之前見了好幾次面，他一直在跟我説這件事。我説，不太可能，因為我沒有錢請你來做這個。他説，我們可以搞發行，用發行來回收製作成本。他是日本錄音界的叛逆，他的錄音思想，他的觀念，我非常欣賞，後來我跟他一起工作，學了很多東西，完全不是那種常規的降噪，而是如何用這種東西表達你的思想的創作。後來我就覺得這個想法很好，其實就是為了做聲音才考慮到發行這件事的。 菊池先生也有一些獨立電影的發行經驗。日本的獨立製作有一種傳統，像以前小川、土本他們拍片子都是這樣， 就是自己去融資。它融資的方式完全是民間的，不是商業的，就是按份分，比如一份十萬日元，你投幾份都可以，越多越歡迎，至少是一份。 他們會印一些宣傳資料，融資完以後都是個人出的錢，如果你這個電影回收了，這個錢就會回來，有時候就會有分成。出錢的那些人都是因為喜歡這個導演，或者覺得這部電影有意義應該拍， 然後這部片子就拍成了。 發行也是這種方式和形式。當時想了想，做前期的宣傳，最小範圍的也最起碼需要三百萬日元，合人民幣二十萬左右，這是最小的宣傳費用。當然大製作後邊的位數完全不一樣，我聽他們説《三峽好人》在日本做的時候有一億日元的發行費用。三百萬日元就是能最基本的雇很便宜的宣傳人員來給你做，但是得有人做這件事才有可能。 藤岡朝子是1997年我第一次參加山形的時候認識的，她一直都在亞洲部門工作。她對中國、對亞洲的導演都特別支援。最後討論來討論去，她就覺得要不然我來做這件事。山形這麼多年一直支援，鼓勵亞洲的年輕人創作，發行這塊還沒有嘗試過。尤其現在亞洲的導演，可能更多地在歐洲，在更大的電影節拿獎，根本不需要在山形來證明這個事情，在這種情形下，如何讓影片更多地和普通觀眾見面，對他們來講可能是今後的一個課題。她就説，我們成立一個組織吧。不是一個公司，也不是有法人的組織團體，我也不知道那個叫什麼，就是搞片子的發行，第一部就是做《秉愛》這部片子。除了三千美金之外，剩下的都是我在日本待過的十幾年中結識的老師、朋友，或者特別喜歡這部片子，可能我完全不認識的人來出錢，湊足了三百萬日元，就開始搞起來了。 3月7號（2009年）開始，在東京的Eurospace電影院——賈樟柯的電影，除了《三峽好人》也都是在那兒放 —— 三個星期每天放四次，結束之後準備再一點一點向全國的院線發行。因為電影社團有全國的網路，現在到七月份已經排了有十六、七家電影院。開始除了在Eurospace放三個星期，還有關西的三個電影院也連續地放了幾個星期，就全國各地的電影院放下去，每天都有放映。現在迄今為止放了一個多月，基本上成本都回收回來了，我覺得很意外。 在Eurospace放映的頭三天我去了，跟觀眾還有一些志願者有一面對面的些交流。有我完全不認識的志願者，他在別的地方看過《秉愛》，特別喜歡，他以前在日本挺大的一個傳播影像的製作公司工作了好幾十年，四、五年前那個公司解散了，他就自己開了一個酒館，客人完全是電影界的一些人，因為他特別喜歡這部片子，就給客人賣票，他竟然賣了一百張。還有的人今天去電影院看了，明天又帶著兒子去，後天又帶著朋友去。日本人支援一個導演、支援一部影片的方式很不一樣，他不是説我給你錢幹點什麼就完了，而是一次一次地去電影院，買票去看你的電影，我覺得這種方式很溫暖。這次我的錢能夠回收回來，也會給他們一個信心，可能下一部電影他們還會支援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