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亞璇：謝謝彭姍。彭姍一再説自己不是那麼專業，但是你們的電影，你們的方式為什麼還是能夠成功呢？我的一個感觸，就是現在時代不一樣了。本來電影是工業體系裏面生産出來的産品，必須按照那個方式去做，只有很少數的人，能有那個條件，它就變成是一種精英的權力；但是數位時代，電影的個人方式成為可能，即便你用非常任性的方式，也是有可能做下去的。尤其低成本的製作，這裡一點錢，那裏一點錢，總是有可能去維持的……接下來觀眾有什麼意見或問題要發表嗎？ 觀眾1（某電視臺記者）：關於獨立電影的發行，在中國的院線都是挺麻煩的。剛才三位老師都説到日本的情況。我想知道這個東西是因為中外觀眾觀影心理的不同，還是我們院線操作不一樣？ 第二個問題，最近提得最火的是《南京、南京》，當然它不是獨立電影。但是因為它的性質，在日本的境遇也就是獨立電影的境遇。您能不能預測一下陸川的電影《南京、南京》能不能在日本發行？如果在主流院線發行不了，平時贊助三位老師的獨立電影發行渠道裏邊，會不會接受它？或者資助您三位的這些日本機構，能不能也像贊助您一樣贊助《南京，南京》？我是中央電視臺的。 張亞璇：你特別希望《南京、南京》在日本發行？ 觀眾1：對，因為我剛才説，《南京、南京》的性質讓它在日本的境遇就是獨立電影在中國的境遇。我想問的是，既然我們平時做獨立電影都可以在日本得到贊助，對我們特別寬容，那麼《南京、南京》這部電影在那邊，起碼在小眾範圍有沒有可能接受？是不是獨立電影也恰好符合了日本民眾觀影的心理，他們需要這種電影。那《南京、南京》在他們那邊會不會得到獨立電影一樣的關照？謝謝！ 周強：我不太知道。但是我覺得日本的觀眾水準很高。它的電影文化很強而且很認真。在日本，放完電影之後的討論會，百分之九十的人都會留下來，他們對創作者、對作品的敬佩，我們是沒法達到的。 發行的可能性有很多因素，你説的題材只是其中一個，我也認同他們有這方面的考量，但是也有很多別的考慮，跟那些常規的電影一樣。 馮艷：我在日本生活了很多年，我自己也是一個作者，發行的事我不是太懂。據我知道的狀況，迄今為止在日本發行最好的就是《靖國神社》這部電影。我在日本生活過，什麼東西最傷害日本人？就是《靖國神社》這樣的電影。不直接喊“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反對侵略”，但是它深刻地剖析日本文化，剖析日本人，就像寫醜陋的日本人一樣，它剖析你文化中最軟弱的部分，最容易受到傷害的部分，而且是以藝術的形式，以電影的形式出現的，這種是最厲害的。 這部電影，去年我在香港電影節看到的。當時這部片子得了大獎，《秉愛》得了二等獎。發獎的那一天，導演上臺得獎的感言是我今天剛接到消息，因為日本右翼每天在電影院跟前宣傳反對，最早在東京準備公映的四家電影院全部撤下來了。日本的國會也在指責大臣，為什麼你們把國家的錢投給這樣一部片子？一個中國導演拍靖國神社的反戰的片子，實際上它最後很明顯地説了日本戰爭的問題，使用了很多歷史錄影，很明顯地指責天皇。就是導演一直很克制地來拍一個東西，但是到最後他的民族情結很強烈地發泄出來了。 這樣一部片子，因為右翼的反對，國會上也亂起來了，為什麼你們要把錢給一個中國人拍這部片子？在這個時候，日本的這些知識分子，很多電影導演，包括我所知道的很多人，很有名的電視裏的那些播音員，全部發表聲明。日本導演聯合會馬上發表一個聲明：藝術是獨立的，在我們這樣一個民主的國家，應該有表現的自由。所以這部電影，最後克服了各種阻力，全國的所有院線都在放，場場爆滿，日本人全去看，從頭到尾幾乎沒有空座。而且日本的這些知識分子，有良知的人，他會站出來説話，為什麼我們一個國家，不允許一個外國人發出這樣的聲音，這樣一部電影為什麼不能看？所以它是迄今為止票房最好的一個電影，我覺得最重要的還是作品的力量，而不是因為它是一個多麼敏感，多麼政治的東西。 講到《南京、南京》這部電影，可能不是廣泛的院線發行。我在日本上學，但是我認識的很多朋友，包括現在支援我的片子自主發行的朋友，他們都來支援，到很多地方的放映會支援這部電影。有的時候我自己很慚愧，覺得我們太狹隘了，特別是這種民族主義的東西。如果有一個日本人拍的反對中國，説中國不好的電影，哪怕他説的是錯的，我們有勇氣來放嗎？包括《靖國神社》這部片子，日本都能院線發行，但是這麼一部片子沒有在中國院線發行，為什麼？是因為我們現在要跟日本搞好關係，為了中日友好不能放這部片子。所以我們中國人要首先反省自己，我們不能覺得他能不能放映，日本人會不會很狹隘，我覺得不是，狹隘的往往是我們自己，我們很敏感。（熱烈掌聲） 觀眾2：我在電影院看《二十四城記》的時候，看到有些觀眾情緒特別激動。有的説，這是什麼東西，我在電視上都可以看到；有人説要退票，好像是受欺騙一樣。我覺得獨立電影，受眾還是小一點的。《二十四城記》已經算是做得比較商業了，但是一擴大發行，馬上就會遇到各種各樣的問題。我想問一下您對這個的看法，可能您會説院線選擇我們，不是我們選擇院線…… 周強：不是院線選擇我們，是我們爭取才有發行的。我要強調，我們需要有面對的勇氣，不管是中國商業的壟斷也好，審查也好，我們要面對。而且這個面對不單是我，導演的勇氣也很重要。他要是沒有這個勇氣去面對的話，會有很多的傷害。像賈樟柯，他的片子，一看就知道，在中國肯定是不賣了，可能去法國很好，但是我們還是要堅持做這個事情。 《三峽好人》，當時我們是故意挑在張藝謀那個電影同一段時間來放，我們是一種行為，我們知道那十個廳裏邊有九個半廳都放他的片子，可能我們就在那個廳裏面放一到兩場，但是我們願意這樣幹，我們要發出一種資訊，就是為什麼要壟斷？為什麼這些東西那麼容易就可以壟斷？我們的生存空間在哪？ 張亞璇：我還想從觀眾的角度説一句。為什麼你聽到、你看到有這樣的觀眾，你就認為他代表了觀眾對這個電影的評判，這個電影就是難看？這是一個觀影趣味的問題，而觀眾的趣味是如何養成的，他是在一個什麼樣的環境裏被塑造的？這是個更複雜的問題。你並不是生來就能欣賞這樣的電影或是那樣的電影，日本和歐洲都有相對完善的藝術電影發行系統，它們的觀眾有這樣的需要；觀眾有這樣的需要，所以有這樣的空間。我覺得還未必簡單地是一個螢幕數量的問題。而國內觀眾的能力和趣味是怎麼樣的？長期以來，培養和塑造這種趣味的環境是怎樣的？我覺得在座的各位都應該思考，而不應該簡單地變成一個對作品本身，對創作者的質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