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也許你根本不用看到作品，你只要聽説就可以了。” ——弗朗西斯•亞歷斯 展覽的標題我不在這裡。一個沒有弗朗西斯•亞歷斯的展覽受到由托德•海恩斯（Todd Haynes）導演的傳記電影《我不在那裏（I’m not There）》的啟發。電影中，六位男女演員各自演繹鮑伯•迪倫（Bob Dylan）的傳奇人生及他的公眾形象，而迪倫自己卻不曾出現。導演通過片頭字幕向迪倫致敬，而除了片尾字幕的曲目作者之外，迪倫的名字再也沒有出現過。隨著一位迪倫狀人物騎著摩托車帶出標題，畫外音陳述到“連幽靈也不止一個……”。與此相關，這個展覽的標題也同時喚起兩個主角，分別是“弗朗西斯•亞歷斯”和“一個展覽”。這個展覽由弗朗西斯•亞歷斯幽靈般的存在出發，發展為一個以個展為名的群展，參展藝術家們通過各自的作品展示缺席與在場的悖論，並隱隱呼應亞歷斯的創作。 作為一位在1986年移居墨西哥城的比利時藝術家，亞歷斯在20世紀90年代初逐漸成名。他的創作實踐主要源自於他在都市中的漫步、閒逛和探索，而這種漫步和探索最終被整合為行為、影像紀錄、素描和草稿的綜合裝置。他的種種行動看似微不足道，卻往往帶出對日常生活的僭越，例如在墨西哥城的街道上推一塊冰塊，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邊境線上步行著滴落20公里的綠色油漆，又或者在倫敦的街道建築及護欄上連續拖動一根棍子發出各種響聲。與此同時，他會圍繞這些行動發佈一些流言，並編織各種都市神話（urban myth）。他的部分作品只是一次性的事件，例如《實踐的悖論I（有時候徒勞無功）Paradox of Praxis 1 (Sometimes Making Something Leads to Nothing) (1997)》 ，這個作品以藝術家的身體作為積極的行動主體，13年之後，這個行動成為一個在YouTube 上可以隨便搜索到的5分鐘視頻。那些有心要了解作品的觀眾，可以通過探尋當年的目擊者而了解那些瞬間，而行動發生的具體地點（如所有的發展中國家一樣，墨西哥城的街道變遷巨大）和時間已經難以考究了。 在他晚近的作品《橋Bridge/Puente (2006)》 當中，亞歷斯策劃了一項在兩個具有地理政治意味的地點的介入。這個短暫的介入發動了當地民眾，例如哈瓦那聖達菲漁民的參與。通過展覽中各種紀實影像以及策展人、評論家在提及作品時的故事編譯，美國和古巴之間複雜的政治形勢得以凸現，並令稍縱即逝的介入成為一項不可逆轉的行動，從而區別於亞歷斯其他更為溫和的行為。以上提到的兩個行為作品都採用錄影或照片進行記錄，同時輔以草稿、素描、繪畫等素材，這種整合令行為獲得更為長久的生命，也為那些不在場的觀眾提供了了解作品及其背景的渠道。作品不再是一次性的、不可重復的瞬間，而成為縈繞不去的記憶或故事，“他們要求我們凝視不可見的地方，因為我們相信，或者被告知，那裏有（沒有）可看之處。” 作為策展人，我們相信觀眾有可能對亞歷斯的作品不見而知，即便對他的創作所知有限，也可以獨立地發展出對展覽的不同解讀。為了更為激進地表達這種信念，我們決定在展覽中不對亞歷斯的作品進行任何視覺展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