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作家和理論家莫裏斯•布朗肖是二十世紀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與其他人相比，他更傾向於把文學看作更為嚴肅的哲學問題。在他的作品和對其他文本的分析中，我們看不到任何關於作品價值的不可靠的陳述：這本小説是不是比另外一本寫得更好，這位小説家是不是比另一位小説家高明，這不是布朗肖所要關注的；相反，他的寫作總是圍繞同樣的問題：文學的可能性，或者説文學對思想提出的明確要求是什麼？通過關於文學可能性堅持不懈的沉思，布朗肖影響了整整一代人，像雅克•德里達(1930-2004)1 ，保羅•德•曼(1919-1983)和米歇爾•福柯(1926-1984)那樣的當代法國理論家都深受其影響。如果沒有布朗肖，難以想像會出現後來被冠以後結構主義之名，並在盎格魯-撒克遜批評理論中産生如此影響的那些思想。 布朗肖的寫作可分為四種：時事性政論，文學評論，小説以及後期那種逃離了一切文類定義的混合風格——以一種高度格言化和神秘化的方式來對混合了哲學和文學的內容進行表達。按年代順序來描述這些不同的風格是極具吸引力的。然而，問題在於，文學，文學理論與哲學之間區分模糊的地方，是布朗肖文學理論的重點之所在，而不僅僅是其文學理論發展過程中的或然因素。而且，通過這些相異的風格，布朗肖在闡釋中不斷深化發展的，是同樣的主題——即文學，死亡，倫理與政治。 無論如何，我們不應該把這四個主題視為相互分離，立場各異的四個部分。布朗肖思想的全局問題在於：文學的意義和可能性何為。他不從戰鬥力方面來(in terms of a cannon)理解文學；也即據其相對的價值來判定偉大作品的等級次序。正如我們之前指出的那樣，在布朗肖那裏，找不到細節性的文本批評，即便是在其作品以更傳統的方式錶現為對某個作者的研究的時候也如此。因此，對布朗肖來説，文學不可能單獨分離出來，成為一個只涉及價值和品位問題的領域，因為文學觸及的，是更為根本的哲學問題。這也就是為什麼對布朗肖來説，最重要的作家是哲學家，特比是G.W.F.黑格爾(1770-1831)、馬丁•海德格爾(1889-1976)和埃馬紐埃爾•列維納斯(1906-1995)那樣的哲學家，以及像奧地利（捷克）小説家弗朗茨•卡夫卡(1883-1924)和法國象徵主義詩人斯忒法•馬拉美(1842-1898)那樣的文學作家——對他們來説，文學問題産生於寫作活動——而不是除此之外的其他批評家。 具體來説，布朗肖研究文學的路徑可歸納如下：（對布朗肖來説）關鍵的問題，不在於文學文本是否具備某種特定的價值，不在於它們好不好，也不在於它們是否屬於這樣或那樣的流派，或者這些文本是否屬於經典之作；相反，核心問題是，這些文本如何推進布朗肖所謂的文學的可能性。這個問題，在布朗肖看來，我們理解語言和真理的方式密切相關。通常我們把文學文本理解為向我們傳達“真理”（的媒介）。文學批評的目標，就是獲取真理。相反，在布朗肖哪，文學的重要性，或者説，他所謂的文學的“要求”，就是質疑這個真理。每個文學文本，就其可被稱為“文學”而言，都以自己特定的方式來抵抗簡化，拒絕還原為某種單一的闡釋或意義。我們可以在那場從十八世紀一直延續到十九世紀的文學和政治運動——德國浪漫主義運動中找到這種研究方法的來龍去脈。在這裡，布朗肖看到了現代文學理論的起源，因為浪漫主義是第一個注意到現代小説顯著特徵——現代小説回轉自身，成為自己的主體——的文學流派。只是在這場運動中，文學才成為文學自己的問題，而不是另一種話語（如哲學和歷史學）的客體。 在我們把其他主題納入視野的時候，這個更加獨特的研究路徑也就相應地拓寬了。從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布朗肖的全部著作都在反覆思考我們與死亡的關係。這是他在全部寫作中不斷回歸的主題。某種意義上説，他想説，死亡就是通過文學的要求來經驗的那種東西。當然，不是個人（辭世而去）意義上的死亡，而是作為我們自身“虛無”問題，個人主體性限度的那種死亡。因為吸引布朗肖的，正是這樣一個事實：文學的條件正是作為主體的人的解體和消亡；因而，寫作就是（把自己）暴露在語言的無名性(anonymity)之下。他想在這種出自於文學經驗的死亡觀念與哲學上的死亡觀之間進行比較。事實上，正是通過對死亡的沉思，布朗肖才在其作品與哲學傳統之間做出了清晰的區分，結果，文學問題也就成了對(to)哲學提出的問題，而非哲學問題，即哲學的(of)問題。 文學問題的拓展也與第三個主題：倫理相關。正如我們傾向於從價值角度來理解文學那樣，我們與他者關係的直接性也有隱沒在普遍性道德原則之下的傾向。布朗肖的倫理理解的基石，在於超過一切語言表達限度的（主體）與他者的關係，——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倫理通往文學的道路。因為對布朗肖來説，二者都是粉碎思想統一性的根本經驗。他者超越一切指稱，正如文學拒絕還原為某種單一的闡釋那樣。語言因此而成為對喪失自我掌控的經驗。
從倫理問題到政治和共同體——在布朗肖哪，這種共同體在本質上是文學的——問題只有一步之遙。這裡，布朗肖看到了我們時代面臨的主要威脅：即我們正把生活的一切重要部分消解為客體化的知識。然而，由於文學，死亡，他者都不可能成為客體，因此，（隨著生活的解體），我們也就暴露在（可能）喪失人類共同體並最終喪失自我的危險之中。布朗肖也因此而（在他出版的著作以及政論形式的政治介入中）發展出一套關於文學共同體的思想，以逃避這種對人類生活的簡化。到這裡，以下的觀點也就更加清楚了：除非從文學的本質來理解我們的共同體（人類共同體），否則，我們也就不可能（真正地）存在。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布朗肖進一步發展了這種思想，使它更加趨向於猶太主義，共産主義和文學統一體。 獻身於文學事業——儘管他也有看似要求公共見證的政治介入——對布朗肖來説，一直以來都意味著：作者應該消失，讓作品獨立地存在下去。因此，書寫這樣一個作者的生活——其作品要求作者消失——是諷刺性的。無論如何，關於布朗肖，我們的好奇面臨的不僅是理論上的，而且是時間上的不可能。因為關於他的生活，除近年來公佈的一些誘人事實（其中很多是由布朗肖本人公佈的）外，我們幾乎一無所知。他的默默無聞（無名性）和視覺上的不可見反而悖論性地提高了他的公共聲譽。這裡我們看到的是一位不曲意奉承公眾的法國知識分子。他寫書，僅此而已。他就是為他的理論抽象地表達的那種存在，一名消失了的作者；結果，當網上驚現布朗肖相片（然而我們能否確定那就是他？）的流言盛行的時候，每個人都想把它拷貝下來做自己的備份，讓這僅僅是一個名字的存在變得更加真實。 在記住這些重要的限定性條件之後，讓我們簡要地談談我們所知道的布朗肖的生活。布朗肖于1907年出生於法國東部勃艮第(Bourgogne)區一個名為感恩(Quain)的村落。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他為極右翼的報刊寫作。在布朗肖的全部作品中，正是這個時期的創作，給評論家們帶來了巨大的爭議和痛苦。這些報刊在反共産主義的同時也反對資本主義。它們把共産主義和資本主義視為物質主義文化的化身，而這種文化的統治法則，就是經濟。因此，試圖用國家的壓制統治來取代市場的暴政，也就成了這些報刊的最終訴求。然而，這裡説的國家，不是法律授權的合法國家，而是那種從神話和民族傳統中獲得合法性，在生物學意義上具有種族純粹性的國家。這種民族主義與反猶主義密不可分，因為猶太人不屬於任何種族，其存在勢必污染其他一切種族的純粹性。 單從布朗肖本人與這些報刊的關係來看，他是不是一名反猶分子？使我們在做出肯定回答時猶豫再三的，是他與他1927年以學生身份在斯特拉斯堡大學邂逅的猶太哲學家埃馬紐埃爾•列維納斯之間的友誼。但這也不能改變布朗肖供稿的報刊確實刊印過反猶材料，而布朗肖本人也必然對此有所意識這一事實。接下來的問題——這個問題也許更為根本——是，他為這些報刊寫作這一事實，是否令其其他的一切寫作無效（撤銷布朗肖其他著作應有的意義，作者的意思是，我們能否因噎廢食——譯注）？值得注意的是，布朗肖無意為這些出版物道歉並試圖隱藏他本人對此的介入。問題在於，因生平的事實而廢棄布朗肖的著作，或者説，把這些著作的意義還原為傳記性的因素，正好與其作品關於文本影響不可回指作者生活的教導背道而馳。而且，這也會讓布朗肖作品中關於政治性(the political)深層探討變得不可能：在那裏，我們可以説支撐其早期右翼君主主義的民族神話，事實上服從於實質的(substantial, 實體的)批判。我們關於資訊和事實（比如，布朗肖的照片）的執念——就好像我們能夠使“名字”成真，就好像我們的言語與包圍我們的事物一樣堅實而本質——在關於這些事物的深層思考中，起著巨大的阻礙作用。但不管怎麼説，這並不是要否認布朗肖應負的倫理責任。 戰爭年代，布朗肖在巴黎度過的歲月，與許多同輩人一樣，被籠罩在神秘之中。這些日子裏，有三個事件顯得尤其重要。首先，在被運往集中營的途中，他救出了列維納斯一家（列維納斯本人是一名戰俘，因是法軍的一員而被送往死亡集中營）。其次，他與喬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 1897-1962)相遇並成為後者忠實的朋友；巴塔耶與列維納斯一樣，對布朗肖的作品有著巨大的影響。再次，在面臨德國行刑隊模擬處決2 的時候，他看起來也像陀思妥耶夫斯基3 那樣經歷了一場改變，實現了經驗的昇華。在新近的記述(récit/narrative)4 《我死亡的瞬間》(The Instant of my Death, 1994)中，他給我們講述了這個真實或虛構的事件。 戰後，布朗肖重操舊業，為像《方舟》(L’Arche)——這是當時最早獨立的報刊之一，由法國作家安德烈•紀德(André Gide，1869-1951)與哲學家、作家讓-保爾•薩特(Jean-Paul Sartre, 1905-1980)主編——及薩特和莫裏斯•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主編的《現代》(Les Temps Modernes)那樣的報刊寫作。然而，他最重要的作品，卻是發表在巴塔耶的雜誌《批評》(Critique)上的。戰爭意味著布朗肖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政論寫作的中斷，但後來他確又重新開始寫作這類時事性的評論。1947年，布朗肖離開巴黎，到法國東南部地中海沿岸，位於尼斯與蒙特卡羅之間的一個小村莊，埃茲維爾(Èze-ville)定居生活。1940到1950年間，他出版了五部小説——儘管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先前寫就的；接下來的十年間，他的敘事文也相繼出版了。1953年，法國最具影響力的雜誌，戰爭末期被迫停刊的《新法蘭西評論》(Nouvelle Revue Française)復刊。一直到1968年，該雜誌都得到布朗肖定期的供稿，這些文字多以書評的形式出現。布朗肖關於文學的批評著作，幾乎全部來自這些材料的重刊。正是在此平臺之上，布朗肖才開始對法國知識界産生如此非凡的影響。 1957年，布朗肖回到巴黎。如果説，布朗肖十年前離開這個城市所導致的結果，是把注意力轉移到文學之上，在他自己的創作和關於他人的作品中消化自我(absorb himself)的話，那麼，十年後的回歸，則標誌著布朗肖政治活動的重新覺醒，而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此類活動正是其生活的特徵。然而，現在，布朗肖在政治上已不再是極端的右翼分子，相反，他成了激進的左派。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他參加了反對戴高樂的知識分子運動。1960年，他不畏牢獄之迫，聯名簽署了反對阿爾及利亞戰爭的“121宣言(manifeste des 121)”。1968年，在著名的學生運動中，他是“學生-作家行動委員會(Comité d’action étudiants-écrivains)”的一員——幾乎所有委員會的小冊子都被認為是他寫的。但不久之後，他又因該委員會表現出來的反猶太複國主義而與之決裂。對布朗肖來説，大屠殺的恐怖，六百萬猶太人的滅絕，（如達摩克利斯之劍一般，時刻）懸在任何有責任的思想家頭上。他關於此事件的沉思為他1958年起與羅貝爾•安泰爾姆(Robert Antelme)的友誼所強化和加深，後者寫出了自己在集中營的經歷。布朗肖最近的大作《災難書寫》(The Writing of Disaster, 1980)就是在此經歷的陰影下寫就的。1968年後，布朗肖在公共場域幾乎完全消失，他的創作也逐漸消停。他最近的一次出版是在1996年。他仍然住在巴黎，直到現在，他還是拒絕接受採訪或作公開的露面。 本書圍繞我們界定的四大主題而組織論述。第一章和第二章探討了布朗肖研究文學的路徑，第三章和第四章圍繞死亡主題，第五章論述倫理關係及其與文學的關聯，第六章到第八章則著力於布朗肖的政治思想。必須指出的是，這些主題的區分是我們而非布朗肖本人做出的。因此，在他的作品中找不出專論死亡或政治的一章，他在書中將以一種更為普遍的方式來探討這個主題並使自己的立場與其他理論家相異，同樣，我們也不能期待他會有關於某個主題的專著。布朗肖不以“學術的”風格進行寫作——即使是在那些人們可以稱之為理論著作的作品中也如此，相反，他的每篇文章，我們也不該忘記，這些文章最初是以文學評論的形式刊發的，都以作者的名字或作品開始，繼而向文學的可能性挺進。事實上布朗肖的作品中確實存在這種持續的風格，即便通過不同的作家和作品，他也持續地回到同樣的問題。這也就為什麼很難説布朗肖的作品有什麼發展。其作品的標誌，也就在於頑固地緊緊抓住文學的可能性這個問題，拒絕放手。因此，即使我們可以認為他後期的著作更多地關注政治和倫理問題，這些主題也是在文學可能性問題的語境中得到思考的。這就是從整體上思考文學的方法——儘管人們只能通過一個作家、一部作品來接近文學——同時，這也是布朗肖留給批評理論的最重要的遺産。最後，出於同樣的原因，我們也很難斷定布朗肖文學事業的核心文本是哪些。因為每個文本重復的，是同一個問題。無論如何，我們還是可以補充説，如果想要體會布朗肖文學批評，或者説他最具影響力的作品的整體視野的話，可以從《火的作品》(The Work of Fire, 1949)，《文學空間》(The Space of Literature, 1955)和《災難書寫》(1980)這三部作品開始。本書意在對布朗肖的著作就其與批評理論的關聯作簡要的導讀。為此，我們做出了如下的重要決定：把注意力集中在理論文本上，只在闡釋説明理論文本的時候才提及布朗肖的文學作品。在本書結尾部分給出的延伸閱讀也反映了這個決定。與一切導論一樣，我們希望本書將激起讀者回過頭閱讀原著的興趣，而不是把這本書當作原著不可能的代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