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娜走過來跟我們站在一起，咬著嘴唇，擦著眼睛。
“阿娜，什麼是‘屈拉蒙塔那’？”我問。
“一種北風，”阿娜説，“人類所知道的最任性、最殘忍的風。”
“‘屈拉蒙塔那’是魔鬼的呼吸，”喬瑟普説，“這裡只是用作精神錯亂的另一種説法。”
“卡達奎斯的村民有時看見達利晚上在月光中，站在他的棚屋頂上，”阿娜回想著往事，“穿著睡袍，像音樂指揮那樣手持指揮棒。活像某種儀式的司儀，他在指揮風的音樂。”
“‘屈拉蒙塔那’橫掃比利牛斯山區，威力巨大，我都能倚靠著它站著熟睡過去，”喬瑟普説，“聽我説，斯坦，假如你想搞懂薩爾瓦多· 達利，真正理解這位畫家和他這個人，你就必須弄懂‘屈拉蒙塔那’對阿姆珀丹造成的災難。人們總不會忘記達利是真正的加泰隆人吧。 ‘加泰隆之光’。可他也是騙子和盜賊。在接受採訪時，他堅持説瘋女人莉迪亞給了他啟發，從而形成了超現實主義。事實上這是赤裸裸的謊言。事實是達利從卡達奎斯一個名叫安吉爾·普蘭尼爾斯的年輕畫家那裏偷走了超現實主義的概念，然後又密謀毀掉了這個年輕人的前程。阿娜，就像他毀掉你父親的前程那樣。”
她轉動著那對栗色的眼睛。“也許這是真的，喬瑟普，可沒有‘屈拉蒙塔那’，達利的天才不可能開花結果。”阿娜説。
喬瑟普下了結論。“沒有‘屈拉蒙塔那’，也就不可能有什麼超現實主義。”他説。
我聳聳肩。我對此並不在意。我喜歡這類閒言碎語，但我並非專業性地對超現實主義感興趣。我並非專業性地對藝術史感興趣。我對 “屈拉蒙塔那”沒什麼興趣。説實在的，事情的底線再清楚不過了：我只對錢感興趣。
“喬瑟普，你結過婚嗎？”我問。
“沒有，”他説，“我沒結過婚。我很遺憾地説我不知什麼是愛。” 他皺著眉頭，“但人生在世，得活到老學到老啊。”
回到我的辦公室，所有黑色和棕色的真皮都閃閃發亮，一塵不染，我把一大張世界地圖釘在墻上，上面有搜尋索引和標明客戶所住地點的小旗。我用不同顏色的圖釘代表重要城市所在區域。IIC打算創立一种經銷特許權，在歐洲和美國主要城市都設一個達利畫廊及辦公室，我們戲稱為“麥達利”。在這個計劃付諸實施之前，我只好為了工作奔波於邁阿密、巴黎、倫敦、紐約、馬德里和瑞士的巴塞爾之間去看藝術展覽。我也四海為家，輪換著住在斯德哥爾摩格蘭德飯店、巴黎喬治五世旅館、威尼斯西普裏安尼賓館、紐約莫裏斯旅館（中央公園老店）和洛杉磯貝弗利山莊吉米·斯圖阿特套間。我甚至去開羅尋找一幅我希望能賣出鉅額利潤的達利作品。為了給客戶們以深刻的印象，我特地站在佛羅裏達聖彼得堡私人達利收藏館門前，拍了一張與著名的銅制達利簽名的合影。我的客戶都很貪婪。什麼都阻擋不住他們對一項更有利也更昂貴的投資的渴求。一遍又一遍，我重復著早就爛熟於心的時髦話。“據一家英國的投資雜誌估算，薩爾瓦多· 達利的藝術作品在1970至1980年間價值每年上漲，而那只是剛剛開個頭。等到達利死了，價格將會猛漲。”在那個時候，沒有哪一項其他投資敢保證每年有的收益。我覺得我鴻運高照。美元處於前所未有的低位。黃金也變成了糟透的投資。在房地産市場，幾乎都賺不到什麼錢。小的投資者難有收穫。而對我來説，身為藝術顧問和投資經紀人，達利是上天賜予的寶貝。他來得恰逢其時。這位畫家76歲。在報刊雜誌上，他的尊容活像衰弱的老青蛙。我盼望著、祈求著他快點上西天。
可晚上我卻睡不著覺。終於睡著了，又做起可怕的噩夢。
個把小時我就驚醒一回，渾身大汗淋漓。
每天早晨，我必得洗淋浴，沖走我肌肉的酸痛和負罪的臭氣。是的，我有負罪感。外表上我像個勝利者，但內心深處我感覺自己是個失敗者。我在賺取金錢—不，不是賺取，而是在搶，但我搶了沒有逃走。我一直在搜尋更多掖著藏著的錢、未經許可得到的錢、黑錢—隨便什麼錢。哄騙、矇騙、詐騙令人興奮，這可是樂趣無窮、回報驚人的買賣。沒過多久，我就看出來了：IIC投資的鑽石並不純凈、晶瑩，它們是存在頗多瑕疵、切割也有問題的廉價貨；公司出售的上等房地産也不過是加拿大荒野中無邊的森林，所謂達拉斯城外上好的城鎮房産其實就是得克薩斯鄉村放牧的田地。鑽石實際上沒什麼價值，地産也是如此。我像賣棒棒糖那樣出售達利作品又怎麼樣呢？也許它們就是棒棒糖，是穩定和滿足IIC保持國際客戶數不斷創出新高的糖精。我在經受一種內在的危機。還款的日子將會到來，這我心裏清楚。在何時？在何地？只有事到臨頭我才能知曉，因此我得設法讓事情儘快有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