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緊張得要命。一百萬美元啊。即使在那個時代也是一大筆錢，其中10%歸我，這樣的收入可是前所未有。此時我的收入已是當年做《全景》週刊的好萊塢記者時的15倍，還有慷慨的個人花銷補貼。我把歸我的佣金存進我的安特衛普銀行賬戶。至於其他的錢，我想儘快存進一家免稅的日內瓦銀行。我們公司的總部就設在日內瓦機場附近的一個豪華辦公區，在平坦的樓頂上，巨大的、用燈裝飾的IIC標誌離得老遠就能看見，從事人們常説的—銷售業務。大樓裏主要的 IIC辦公室實際上只是一個小房間，只有一部電話、一張桌子和兩張廉價的“宜家”牌子的椅子。 我們總裁做事雷厲風行。他向當地最好的熟食店訂了三十份火腿奶酪三明治（公司裏的女打字員和女秘書也要跟著旅行），與一家滿足本地商業社區需求的飛機租借公司談妥租用飛機事宜。不到半個小時，一架外形優美的“利爾噴氣”就載著我們從安特衛普飛往瑞士。走私錢容易得就像運送蘋果餡餅。我把成捆的錢塞進一個帶輪子的“新秀麗”名牌手提箱裏，箱子沉重，簡直就是一路推到了飛機上。 箱子在鋪柏油的碎石路面上咯咯咔咔順利前行，因為私人飛機在任何地方都易於逃避邊境監控規定的管束。飛機駕駛員所需要提交的就是一份署名的聲明：據他所知，登機的人中沒有人患有傳染性疾病。我們的航程不到一個小時。我們從機場乘計程車去了日內瓦四百家銀行中的一家，把錢存進了一個瑞士編號的賬戶。不用説，這筆錢就永遠銷聲匿跡了。 到達一個小時後，我們擠在總部那個房間裏準備用午餐。咖啡和威士忌都端進來了，可沒有三明治。 “該死的！我們忘了取三明治了！”一個秘書嚷道。 IIC總裁只是微微一笑。“沒問題的。”他説著抓起了電話。他通知我們的飛行員飛回安特衛普，乘計程車去那家熟食店取火腿奶酪三明治，然後儘快把它們帶回日內瓦。 “在瑞士他們不賣火腿奶酪三明治嗎？”我問。 “哎呀，看你説的，”我們的總裁喊道，“這些三明治是付了錢的！我們不該把它們扔下不管是不是？” 私人飛機的租金可是每天35000美元的費用啊。 一個半小時稍過一點，飛行員拿來了我們的午餐，用膠帶纏在一個紙制托盤上。此時咖啡已經涼了，威士忌酒已經喝空了。三明治味道不錯。它們太不同凡響了。它們也是我吃過的最昂貴的火腿奶酪三明治。 我仿佛坐上了遊樂場的滑行軌道，即使我想從上面下來也下不來呀。奢侈的生活樂趣無限，投資的金錢滾滾而來。我給自己買了一幢位於米德爾海姆雕塑公園對面的別墅、一輛不是最貴的次等貴的汽車和一塊卡地亞金錶，但錢還是花不完。 我清楚地記得我第一次去拜訪一位可能的買主，那人不僅對達利、還對鑽石和美國房地産感興趣。為國際投資俱樂部工作的一位金融顧問陪我一起去。這個傢夥一星期七個晚上都去參加世界各地稀奇古怪的晚會，全歐洲自不必説，還有美國的甚至日本的，目的就是要結識富人。他人生的全部意義就是去搜尋擁有太多錢財的人們。 “我們走吧，”他説，“我們要去榨幹他的睪丸。你會為幹這種事趣味無窮而感到驚訝。” “榨幹他的睪丸？我們怎麼做呢？” “容易得很。抓住了一擠，然後猛地一拽。”
每個月，我都把五十萬投資的美鈔塞進一隻免稅商店的購物袋裏，鑽進我的車，開著車滿歐洲轉悠，從巴塞羅那到巴塞爾到科隆到阿姆斯特丹，在各個邊界的兌換處，把美元換成西班牙比塞塔、瑞士法郎、德國馬克和荷蘭盾。這就是警方所説的洗錢。只有一次，法國憲兵攔住了我。幸運的是我設法為自己開脫，免去了大麻煩，因為在法國洗錢可以判處10年監禁，而且沒有緩刑。 在巴黎，我買到一幅非常大的達利油畫《委拉斯凱茲畫室裏的扭擺舞》，非常暗，呈棕色，臟兮兮。據説它描繪的是幾張撲克牌。假如我以很快的速度連續眨幾下眼睛，這些紙牌就開始跳流行一時的扭擺舞。至少這幅畫有點想法。在我買了它之後，我連著幾個星期不斷地眨眼睛，可我卻再也看不到那些紙牌跳舞了。是什麼給了達利靈感，促使他畫了《委拉斯凱茲畫室裏的扭擺舞》呢？這幅油畫標出的時間是1962年。那一年，恰比·切克的《扭擺舞》在美國唱片銷售榜上排在第一位，還贏得格萊美最佳搖滾表演獎。達利懂得如何顯得很現代，如何與市場保持同步。 每次狂購亂買之後，我回家時車後行李箱裏都塞滿了達利的水彩畫、小幅油畫或銅版畫、水晶玻璃雕塑和超現實主義達利銅馬，重量幾乎有1噸。那幅《扭擺舞》不適合裝在行李箱裏，得靠船運才能送到總統大廈。這些新進的貨還是不夠用，我需要更多的東西。為了在藝術世界把生意做大，我必須成為批量供貨商。一幅素描、一幅水彩畫什麼的有時起不了作用。客戶們排隊等著，拼命想把他們辛苦掙來的灰色收入或黑錢處理掉。他們不想納稅，他們對銀行不信任，他們為處理掉這些錢尋求幫助，而我真心地樂意幫他們的忙。 在一本國際藝術雜誌上，我讀到一篇關於某位有名望的法國商人的文章，這位商人與薩爾瓦多·達利和他妻子加拉簽下了獨家製作印刷品的協議。我穿上全黑的套裝、帶硬領的白襯衫，繫上色彩斑斕的領帶。我口袋裏裝滿了不同面額的鈔票。我跟他預約會面時間，然後坐上了去巴黎的快車。 對一個商人來説，即便是法國商人，吉爾伯特·哈蒙在塞納大街的倉庫也太寒酸了。這地方年久失修。哈蒙並沒有在街面低層開一家高檔藝術畫廊，卻開了一家快要散架的店舖賣二手冰箱。吉爾伯特· 哈蒙原來是矮個兒、胖圓臉的人，待人非常友好。他的衣著破舊得猶如他的倉庫。 “我需要達利的作品，”我對他説，“許多的達利作品。” “你帶現款來了嗎？” 我把口袋裏的錢都掏了出來。 “你需要多少印刷圖片？” “一百？一百五十？三百？數量上會有問題嗎？” “問題？有什麼問題？毫無問題。什麼問題也沒有。” 他把我帶到倉庫後面遮住窗戶的保險庫。一扇鋼門上鏈條呀鎖呀插銷呀各就其位。他掏出一串鑰匙，至少用上五把不同的鑰匙才打開了鋼門的鎖。他拉了一下懸在半空一個燈泡的鏈繩，保險庫被照亮了。這裡有小型的體育館那麼大，而且整潔得令人難以置信。俯視街面的窗戶都關死了，並遮得嚴嚴實實。在老式木製貨架—人們稱之為“歐式貨架”上，堆放著群山一般的紙張。各種類型的紙張，其中大多數是Arches型、Rives型和Jap·n型。我知道Arches型是法國製造的紙張，它呈溫和的白色，具有平滑的表面，上面還有隱形的點狀圖案，非常適合於複製藝術品。跟Arches型一樣，Rives型也是法國製造的，這種絨面紙張含100%的棉，最適合用於平版印刷乃至炭筆素描；每張紙上都有廠家浮水印凹凸標準印章。Jap·n型（法文的“日本”），是一種薄薄的、半透明、緞子結構的宣紙。據説這種紙能在一百年間嶄新如初。品質上乘，至少紙張是上等貨。
“它們在那兒呢。我的達利作品，”哈蒙説，“有30萬件。足夠滿足你了吧？” “它，它們是什麼？” “印刷品，”哈蒙説，“是用老式機器印製的藝術印刷品，上面都有親筆簽名。 每一版限印900張，其中20張有藝術家的證明書。儘管從理論上説你可以無休止地印製這樣的東西，但印版已經磨損了— 壞掉了，因此畫面不能再印了。雖説它們是批量印製的—要知道印刷品在19世紀就如同今天的錄影帶，但每個畫面都忠實于原作，都是與如今挂在一流博物館的達利真跡很接近的複製品。夏威夷和加利福尼亞的美術畫廊以每幅4000美元的價格將它們出售給美國的內外科大夫和牙醫。想一想吧。” 我拿出放大鏡，近距離仔細察看這個用紙張堆起來的喜馬拉雅山。 它們不是原作，無法亂真。這些所謂的印刷品並不像舊時代繪製在石灰岩上和手工複製在印版上的那種東西。它們實在是工業化、商業性的彩色印刷品，很一般的四色複製品。這種東西可以印上幾百萬張。 對於藝術品購買者，在倣真印刷品和四色複製品之間並非僅僅存在詞義學上的區別。前者也許具有實在的價值。暫且不論藝術家的才華如何，反正後者總是沒什麼價值可言的。我並不擅長數學，但也很快作了一次計算。“30萬張印刷品乘以每張的價格4000美元。整筆生意的總額超過10億美元！”我説著撓了撓頭。這是一筆令人頭暈目眩的錢數。 “不錯，現在多拿出點現款給我看看吧。”哈蒙平靜地説。 “我就不能去買假冒的達利印刷品？” “假冒的達利印刷品？從沒聽説過有這種東西。根本不存在的。每一件達利印刷品都有我親筆簽署的鑒定證明，還有達利的業務經理穆爾上尉的簽名或者達利本人的簽名。有了這樣的鑒定證明，連最水的達利印刷品也能成為達利的真跡。” “我要200件。” “只要200件？”哈蒙顯得很失望，“像個男人吧，要2000件吧。” 他説。 我嘆了口氣，“那麼，好吧。” “幹得好，”哈蒙説，“你知道你來對了地方。我是歐洲唯一正式的達利印刷品經紀人，代表我的公司—文藝和技術公司。我獲得了 50多幅達利最具超現實主義特徵畫面的全球複製權。我的同事是達利的密友。他自己與達利連署我所有的生意合同。他不僅是達利的密友，還碰巧是加拉的情人。你知道加拉是達利的妻子嗎？作為達利正式承認的經紀人，就那些限量版而言，我把自己看做是達利在全球的代理人。來自美國、日本、德國、法國，甚至達利的祖國西班牙的藝術商人，凡想要達利親筆簽名的印刷真品，都得來敲我的門。難道這生意還不夠大嗎？” 我轉動著眼珠。“達利現在已經70歲了，”我説，“等他老得不能再在你的印刷品上簽名了，那事情又會怎樣呢？” 哈蒙聳聳肩。“沒關係的，”他説，“我跟達利的合同規定他可以用帶有他拇指印的印章來作真跡鑒定，這個印章複製在每幅印刷品的右下角底端。按照這些合同，這個拇指印章等同於他的簽名。你知道，我必須腦筋活絡地在藝術品買賣中生存下去。幾年前，我只賣冰箱和洗衣機。現在我也賣達利作品。你説説真心話吧，一幅達利的作品與一台洗衣機有什麼不同嗎？沒什麼不同。生意就是生意，交易就是交易。現在該多給我一些錢了。跟你説話得費時間，而時間就是金錢，沒有金錢，就沒有買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