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現在該去幹活了。”我説。
IIC總裁昂起他的頭，“現在我們在談話呢。”
“我需要更多的繪畫作品。”我毅然回答。
來得容易，去得也容易。我口袋裏揣著殯儀館業主的錢，瀟灑地穿上那套新衣服。我雇了一架私人飛機飛往倫敦，有一幅題為《船》的用油彩畫在紙上的小畫，它的照片出現在蘇富比拍賣行的拍賣目錄上。一塊迷人的小寶石，我心想。它描繪一個人從海洋裏走出來，泛著泡沫的波浪在他腿周圍波動。他沒有人體的軀幹，卻有一根船的桅桿和鼓起的風帆。告訴你，我可是頭腦簡單的人：我非常依賴拍賣目錄，想當然地認定這幅紙本油畫是達利為1944年12月在紐約開演的芭蕾舞劇《瘋狂的特裏斯坦》做的舞臺設計，是達利的真跡。位於新邦德街的拍賣行有一個堆滿東西的賣場，但老手們都不去那兒。除了我沒有別人出價。到最後，我第一次出價就買到了這幅畫，我出價的依據僅僅是我個人對這塊迷人的小寶石的看法。
要是我沒記錯的話，我雇的那架飛機牌子是“賽斯納”，它一直在倫敦機場等著我。我把那幅達利作品藏在我的襯衫裏面，走過女王陛下大道和海關。回到用桃花心木和真皮裝點的辦公室，我就將那幅紙本油畫陳列在恰好是上一次挂達利那幅煎豆的地方—由於得到天國裏上帝的一點幫助，那幅煎豆給我帶來多好的運氣啊。
沒等多久，下一個投資者就走了進來，帶著漲鼓鼓的錢包。
他有一雙膚色發紅的大手，在我看來，這雙手像是有一兩個星期浸泡在熱肥皂水裏。他跑來跟我見面時，腳蹬橡皮靴，白色圍裙上散佈著點點血跡。他告訴我他是從一個利潤有限的屠夫起家的，雖説他現在擁有全國性的連鎖肉店，但他仍喜歡親手把動物屍體劈成排骨，切成肉條。
他説：“我賺了很多錢，把我的中國花瓶裝得滿到了瓶口。”
“中國花瓶？什麼中國花瓶？”
“我臥室裏的一隻中國花瓶。是個古董，中國傳統式樣的那種。我把錢藏在那裏面，”屠夫説，“灰色收入、未經許可得的錢、沒向政府稅務部門申報的黑錢。非法卻‘挺有意思’的錢。我急著要把我私藏的錢處理掉。你知道，我既不信任政府也不信任銀行家。”
他瞥了一眼墻上的達利作品。
“一件傑作嗎？”他問。
“唔，是的……唔……這當然是達利作品的一個範例……”我回答。“它具有這位藝術家作品的一般元素，就像你看到的，它是這麼處理這些元素的：……大海……它象徵著他想回到子宮的慾望……一幅風景畫……鼓起的船帆用做未來……各種缺陷……的普遍象徵。”
“你會建議我買這幅畫嗎？”
“當然會呀。”
“究竟因為什麼呢？”
“因為……因為這是達利的畫！”
屠夫眉毛一挑。“它值多少錢？”
“愚蠢的問題。”我説。
“幹嗎這麼説？”
“你的中國花瓶裏裝了多少現款？這才是更聰明的問題。”
“五萬。”他當即回答。
“才五萬？”
“每個月五萬，月底付錢。”
“把你的花瓶倒空，”我説，“我就把這幅達利傑作給你。”
“誰説這是一幅傑作？”
“我説的。”
“假如我現在買的話，什麼時候才能賺到錢？”
“據一家英國的投資雜誌估算，薩爾瓦多·達利的藝術作品在 1970至1980年間價值每年上漲，而那只是剛剛開個頭。等達利死了，價格將會猛漲。”
一涉及達利的作品，我談起買賣來就輕車熟路。
如今我們都穿牛仔褲。那時候我可不穿。從70到80年代早期我為IIC工作時，我穿得就像一個銀行家：條紋襯衫、時髦的領帶（不係溫莎結）、量身定做的套裝、皮帶和絨面革皮鞋。我做起事情來也像個銀行家。我斂財，而且不給回報。平時穿得符合身份是很重要的。殯儀館業主是這樣，屠夫是這樣，我們公司的總裁如此，我也如此。
一天，我脫掉了外套。正當我穿著襯衫坐在我那舒服的皮質辦公椅裏打瞌睡時，一個年輕男子和他漂亮的妻子走了進來，他們都穿著定做得很合身的牛仔褲。男的拎著一隻手提箱，自我介紹説是一個牛仔褲製造商。他對我講解了他的買賣：他在中國買進最便宜的粗棉布，然後在南非一個縫紉作坊將布料縫合到一起。突尼西亞婦女是極好的縫工，特別勝任縫製LeeC··per、Levi誷、Armani、Gap、RalphLauren 和Cerutti牌子的各種牛仔布褲子和夾克衫。你説個牌子，她們就能做出來。
“你多大了？”我問那個牛仔褲製造商。我自己此時有三十齣頭。
“29歲，”他説，“你幹嗎想知道我的年齡？”
“警方沒有跟蹤你嗎？”
“無可奉告。”
“你賣的牛仔褲是真貨呢，”我問，“還是像假冒的路易威登手提包、假冒的卡地亞手錶和假冒唐培裏儂香檳王那樣逼真的假貨？”
“這不幹你的事。”他厲聲説。
人最好是知道什麼時候自己該閉上嘴。我閉上嘴了。
“你想聽我説嗎？”他問。
“我想聽。”
“城裏到處都在談論你。他們説你是達利作品的專家。你幫人賺錢。我想買一幅達利的繪畫。不要素描，不要畫在紙上的什麼哄人的東西。我要一幅真正畫在畫布上的油畫。大尺寸的，能打動人的，一件博物館的藏品。我們很富有。我們住在一座帶塔樓和吊橋的城堡裏。儘管每次我只能開一輛車，但我擁有四輛車。一輛銀色的‘梅塞德斯500SL’，一輛遍身裝飾了泥點點的4×4‘路虎’，一輛新款車當然是‘保時捷’，還有一輛菲亞特‘鵬托’供妻子開著去購物。順便提一句，我妻子的名字叫茜西。這個名字沒讓你想起什麼嗎？”
我當然想到了《茜西公主》。這個電影我大概看了五遍，那時我還是個孩子。1955年的一個德國童話：非常年輕的羅密·施奈德飾演公主，她在一位皇帝那裏找到了真愛，通過婚姻成為皇后。
我試著開個玩笑。“假如你真的像你説的那麼有錢，”我説，“你該給茜西買一輛四匹白馬拉的金馬車，而不是買一輛菲亞特‘鵬托’。”
他們並沒有笑。他們臉上連一絲笑意都沒有。
茜西是個金髮女郎。我想她是個冷面女王。
“你有什麼可賣給我們的嗎？”牛仔褲製造商問。
我嘆了口氣。
我沒有一幅達利的畫布油畫。
我也沒有達利的素描或畫在紙上哄人的東西。
“你想付多少錢呢？”我反問道。
“一百萬美元。付現款。”
我咳嗽了一聲，嗆了一下，然後笑得身體搖晃起來。
“你肯定拼命工作才掙到了這個數目的錢。”我斷斷續續地説。
“我親愛的朋友，”牛仔褲製造商回答，“幹活是掙不到什麼錢的。要想富有的話，你得是個聰明人才行。”
“那麼，”茜西突然説，“你有一百萬美元的達利作品可以賣給我們嗎？”
客戶畢竟是客戶。不能把客戶拒之門外吧。我絞盡腦汁想了又想。
“有沒有啊？”那美麗女王又問道。
“給我看看你的錢。”我説。
那個29歲的傢夥啪的一聲打開了手提箱，把大捆大捆的紙幣堆放到桌子上給我看，每一捆都重得像磚頭，都用橡皮筋箍著。有些錢滑落到了地板上。每一捆都有數百張嶄新的一百美元現鈔，甚至還有一些有磨損痕跡的千元大鈔。坦率地説，此時我的樣子一定像是被咝咝叫著的眼鏡蛇催了眠的人。我開始顫抖。我身體裏面直髮冷。
我試著用不動聲色的表情來掩蓋我的驚愕，一直要掩蓋到我出手去征服對方的時候。我費盡心思想要拖延時間。我將一盤VHS盒帶放進錄影機。
一股水嘩嘩流進了紐約一條街的排水溝。在這股水中，一根木手杖漂浮著，隨水流而去。接著是第二根木手杖和第三根。這些手杖突然不見了。在聖裏吉斯旅館門外的寒風和冷雨中，吵吵鬧鬧的記者們、電視臺工作人員和等著簽名的人，像合唱一般齊聲喊著達利的名字。
記者們：
達利！達利！達利！
記者一：
我是《時代》週刊的記者。《時代》週刊。人人都説你是個天才嗎？
我們看到錄影裏達利下了一輛黃色計程車露面了。
他有60多歲，表現出他一貫的自負和張狂，穿著一件金色錦緞的短上衣，外面是長頸鹿皮的毛皮外套，手持他那根大家都熟悉的鍍金手杖，他那著名的鬍子一絲不茍地上了蠟。按照慣例，他的鬍子被捻得向上翹，照他的説法，不然的話他會有裸露感，就像女人沒有化粧那樣。達利跪下了（跪在了排水溝裏！），劃了個十字，低下了頭。然後他站起身，在閃光燈的爆亮之中，向等著的電視記者和報社記者致意。
薩爾瓦多·達利：
達利不是什麼天才，而是達利！
記者二：
拿你自己跟上帝做個比較？
薩爾瓦多·達利：
假如達利是上帝，那就沒了達利，那將是一個悲劇！
記者三：
那有些人説你在製造現代藝術垃圾呢？
薩爾瓦多·達利：
你希望達利給你簽名嗎？為的是你能用它賣錢？
記者四：
你正在創作什麼？
薩爾瓦多·達利：
終於有人問了。達利要告訴你。我在創作這個世界上最大的陽物！
記者一：
這可是新聞！
薩爾瓦多·達利：
這當然是新聞！人們對陽物的長度都懷有情結。大家的陽物都太短了，在這個世界上沒有哪一個比得上人造陽物。因此，達利將用尼龍網眼織物建造最大的陽物，它的直徑大概有兩米。
記者二：
這個陽物會有多長呢？
薩爾瓦多·達利：
達利想讓這個陽物環繞這個星球！
記者四：
你怎麼使這個陽物跨越海洋呢？
薩爾瓦多·達利：
用他們鋪設電話光纜同樣的方式。當達利的陽物建成的時候，它將在聯合國總部的頂上射精。
記者二：
你能靠這個賺錢嗎？
薩爾瓦多·達利：
什麼讓達利手一碰就變成了金子。達利的這個陽物也不——例——外！
達利的嗓音很奇妙，他的英語説出來很有趣。他像説西班牙語那樣帶有濃重的卷舌音，明顯歪曲了英語的發音。他説的時候很誇張，清晰地念出每個音節，同時又攙入了少許加泰羅尼亞語的元音。他談到自己時也用第三人稱，仿佛他在談論另一個人。他從口袋裏掏出一疊美鈔，朝叫叫嚷嚷的記者們扔過去。然後他快活地捻了捻鬍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