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在菲格拉斯有個家之外，阿娜在比利牛斯山斜坡上的阿古拉納山村裏還擁有一座房屋，那裏靠近加泰羅尼亞的自治城市拉瓊奎拉和法國邊界，菲格拉斯以北15公里左右。她説我們要去那兒，她想給我看點東西。我們開車去阿古拉納。我突然感覺不知身在何處了。村莊裏沒有電和自來水，只喝井水，那裏沒有商店。除了外觀粗陋的羅馬風格教堂裏的蠟燭和彩繪玻璃窗，村莊裏就沒有什麼色彩了。原本豐富的形狀在這裡簡化成了大塊實體、切割得很難看的條和塊，還有尖角狀，這裡的一切—石板瓦灰色房屋和卵石鋪的街道，都是黑白灰這樣單調的顏色。我們來到了中世紀。
從地圖上看，比利牛斯山另一邊離得最近的村莊是塞瑞特，那是畢加索開創立體主義①的地方。塞瑞特不僅是立體主義的誕生地，還以出産漿果聞名—這個村莊自造漿果啤酒、漿果紅酒、漿果餡餅、漿果糖，甚至還有漿果漢堡包，同樣出名的還有香氣撲鼻的卡維隆甜瓜。但在阿古拉納不産這種甜瓜，也沒有漿果。這個村莊氣氛陰沉，呈立體主義風格，而且破爛不堪，活像表面粗糙的拼貼畫。在當地名叫“合作社”的咖啡館裏，村民們喝著酸紅酒和攙了甜白蘭地的濃咖啡（被稱為“卡拉切諾”），玩著臺式足球。那根原來用於操縱守門員的桿已不知去向。飽經風霜的木製足球運動員有的漆成白色，有的漆成藍紅兩色，表明對陣的是皇家馬德里和巴塞羅那這兩傢俱樂部。
阿娜在一條僻靜、骯髒的街道邊停了車，來到一座簡樸的房屋前。她上前去敲那扇粗糙的、沒上油漆的木門。我可以聽見院子裏地獄般的喧鬧聲，飼養的豬發出尖叫，幾隻公雞暴躁地啼叫。到處是勢不可擋的糞肥的惡臭。我捏住鼻孔，感覺就像《教父》第三集中，阿爾·帕西諾飾演的唐米歇爾·考萊恩第一次拜訪他祖先居住的西西裏村莊。在那一時刻，我慣常的生活離得不能再遠了。門半開著，我們進到裏面。一個頭戴扁平黑帽子的老頭衣服齊整地躺在非常陳舊的床上，呼嚕打得如同柴油機發動一般。他的臉挺像一個面具。母雞在床墊上到處踩踏，想找下蛋的理想地點。床的下面，兔子睡在稻草窩裏。房間沒鋪設地面，只有堆積的黑土。我們走進去的那一瞬間，老頭從床上跳起來，撥弄一下壁爐裏的火。然後他將幾隻橘子切成兩半，扔進咝咝作響的平底鍋裏，再加入滿滿幾勺粗製食糖。
“你們不介意我做些家制柑橘醬抹在吐司上吧？”他問道，在一根木棍上串起幾塊陳麵包。
阿娜介紹那老頭名叫喬瑟普。她告訴我他有70歲了。
他的模樣像是有二百歲。
等喬瑟普吃完了早餐，我們跟著他去建在山上的一座傳統式樣兩層的石屋，它處於村莊的邊緣，部分已經過修復。它算不上孤零零，只是非常幽靜。房子內部鋪了瓷磚地面，每個房間都有壁爐。一個熟鐵的蔓棚通向一個圍起來的獨立後院。我們周圍都是盤根錯節生長著的葡萄園，越過山丘，在山裏延綿，伸展到我們視野所不及的地方。葡萄園的上面呈現比利牛斯東部山地的壯觀景象，以及積雪覆蓋的卡利戈峰—將近三千米高的頂峰。我們穿過的一個荒蕪的花園裏，長著一棵樹根盤繞的老石榴樹，沉甸甸的厚皮裏葡萄一般大的石榴珠有一股濃濃的酸味。
這房子有好些年沒人住了。它昏暗、陰冷、潮濕，有一股樟腦丸的味道。我打開櫃子看看，看到的有式樣早已過時的套裝、男人的襯衫、穿破的皮鞋和拖鞋，甚至還有男人的內衣，發黴的，修補過的，都隨著歲月的流逝泛黃了。一間臥室的架子上，我注意到有數以百計的獎盃。銀的獎盃都發黑了，失去了原有的光澤。房間裏的傢具曾有過它們的輝煌日子，如今風光不再。房間裏到處是油畫 —一隻渡鴉、海灘上一隻普通人的手、一具骷髏，一幅靜物畫描繪腐爛的石榴，兩隻蝴蝶太靠近太陽了，它們脆弱的翅膀像黃油一般融化了。還有一張海報，鏡框裏鑲著黑白照片。海報和照片的畫面上都用鋼筆或鉛筆潦草地簽了名—挺獨特的簽名。黴菌已經在鏡框上紮根。阿娜不知去哪兒了。這一切都是怎麼回事？
喬瑟普見我對那些繪畫表現出了興趣。
“阿娜的父親畫了這些畫，”他説，“他不只是一個業餘愛好者，我估計他比週末擺攤的畫家要出色。我至今仍能看見他坐在畫架前，一厚沓舊報紙墊在他的拖鞋下面，以免油彩濺到地板上。可憐的人。你看見外面的熟鐵蔓棚嗎？就是他設計的。他人很好，可沒能享受生活。他抽煙。他畫畫。他一次心臟病發作，然後就死了。他8歲的時候，就像老達利那樣，在帽盒的蓋子上畫童話裏的形象。他們是童年時的朋友，在菲格拉斯上同一個藝術夜校，可沒有人把阿娜的父親當畫家看待。”海報上的文字是：“不同尋常的鬥牛表演，向薩爾瓦多· 達利致敬！”
我爬上一把椅子，湊近了細看那些照片。一輛黑色的美國老爺車—像50年代好萊塢電影裏的那種，開進了菲格拉斯的鬥牛廣場，那裏開始舉行一場特別的鬥牛表演。達利站在乘客座位上，穿著禮服上裝，手裏握著手杖，眼睛鼓出來，他涂蠟的鬍子快要翹到天上了。鬥牛場裏到處躺著死公牛，拖著飾帶的扎槍插在它們的背上，血從它們的脖子和肩頭肌肉多處傷口滲出來。沙地浸透了血。有的公牛的耳朵被割掉了。達利正揮舞著手杖朝擁擠的人群致意。
“當然是一次為向薩爾瓦多·達利表示敬意的鬥牛，”喬瑟普説，
我可以看到老頭眼睛裏的怒氣。“他設計了海報，都是他一個人完成的。對了，設計的時候……他朝上面甩了一團黑油漆。”
阿娜的父親坐在黑色美國老爺車的駕駛座裏，嘴角叼了一根香煙。他的樣子像是青春已逝的唐璜，他的頭髮閃著潤髮油的光亮。他沒有笑。他坐在那裏並不愉快。看得出來，他感到羞辱。
還有更多的照片。達利從車裏走出來。達利給死公牛祝福。達利接受人們的掌聲，沉浸在榮耀之中。阿娜的父親出現在每張照片中，總是在抽煙，總是在達利旁邊，卻從未佔據中心舞臺。
我試著破譯鋼筆或鉛筆的潦草筆跡。這是用加泰隆語寫的。“給埃利烏特裏，我親愛的老朋友”，後面是我熟悉的大個兒的達利簽名，蓋滿了整個照片，幾乎要遮蔽掉每張照片裏阿娜的父親。
“阿娜在哪兒？”我問喬瑟普。
“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
“來吧，”喬瑟普説，“跟我來吧，我帶你去那兒。”
我們走上山坡。葡萄藤上的果實呈棕色，像葡萄幹一般又皺又小，味道卻甜得令人難以置信。房屋周圍的一切都皺巴、盤結，飽受日曬雨淋：葡萄藤如此，還有結著極小顆粒果實的橄欖樹、遍佈山坡數以百計的軟木橡樹也是如此。軟木橡樹的樹皮在數百年間無數次被剝掉，用作瓶塞的原材料。喬瑟普踩過葡萄園，經過一處從山裏滴下冰水的天然泉眼，往上走到了燧石高圍欄擋住視線的一處小墓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