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我是個幸運的人。我感到慶倖是因為我的客戶不只是購買藝術品，他們是投資者。他們不會知道一幅達利作品與一台洗衣機之間其實沒有不同。 我沒有討價還價。我趕緊付給哈蒙錢，我們握手成交。 我邁著輕快的步子，沿著歐式貨架一路走去，查看和選擇貨架上面的印刷品。每幅印刷品都呈現一個達利超現實主義的經典畫面：彎曲的鐘錶、燃燒的長頸鹿、腿特別長的馬和大象—它們腿細如蜘蛛，活像長了蚊子的腿。雖説有些色彩暗淡了，當然不像油畫原作那麼鮮亮，但我還是一眼就認出達利那些聞名世界、印在每一本有關他的藝術圖書上的傑作：《性吸引的幽靈》《加拉肖像》《醒前一秒鐘，石榴樹周圍飛舞的蜜蜂引起的夢》《偉大的自慰者》《天鵝和倒影中的大象》《記憶的永恒》和絕妙的《安東尼的誘惑》。我完全被這裡擺放的印刷品的數量所征服（想像其總數達30萬件），還有就是受超現實主義畫面獨特的想像力的影響，竟沒有去注意最關鍵的地方— 那可是我首先就應該想到去注意的。 “啊，上帝呀！”我喊道。 “怎麼回事？” “這些印刷品！它們沒有簽名！” “事情，事情並不是你想的那樣。”哈蒙結結巴巴地説。他那滿月的臉腫脹得就像氣球。他扯扯自己的衣領，又松松自己的領帶。“我請求你……請你……明天再來吧。” “我幹嗎要再來呢？” “達利此時在巴黎，去看精神病醫生了。” “達利的精神病醫生跟我的印刷品有什麼關係？” “他住在莫裏斯旅館，108號房間，皇家套間。你的印刷品，我答應你，明天讓他都簽上名。” 這是一次稀奇古怪、莫名其妙的經歷。我想親自去看看是怎麼回事。我走到面對網球場美術館和一片栗樹的莫裏斯旅館那一邊。旅館的冬季花園裏到處開放著異域的花朵，花園上面是一個極漂亮的新藝術風格的玻璃屋頂。該旅館有7個樓層，總共121個房間，這裡的裝飾讓人聯想到路易十六時代的風格。在主門廊裏，一個模樣挺像貝多芬的人在以緩慢而憂鬱的調子彈奏著鋼琴。 此時我已經聽夠了也讀夠了有關達利作品市場上偽造印刷品氾濫成災的離奇傳説。也有傳説稱達利天一破曉就起床，朝他的腋窩噴科隆香水，把淡紫色的薰衣草藏在每個耳朵的後面，他要用濃烈的花香壓住他不斷放屁的惡臭。坐在馬桶上時，他還要在手指間用力擠壓花莖。花莖滴下的液體很像精液。我讀過他雜亂無章的自傳，我知道達利喜歡奢侈品，但我不敢肯定我的投資者客戶懷有同樣的趣味。儘管莫裏斯旅館自詡擁有一批面積超大的大理石浴室，但達利根本不在那裏梳洗，從不洗淋浴或盆浴。他的最大虛榮表現在他那舉世聞名的鬍子上。為了保持鬍子的清潔齊整，達利每天早晨用一種蜂蠟、蜂蜜、大黃汁和匈牙利潤髮油的混合液來揉搓鬍子。然後他就坐在白石砌的陽臺上用一頓量很少的早餐，吃的是連內臟和羽毛一起烤的鵪鶉。他先祝福桌上的食物，接著捏住鳥嘴把鵪鶉提起來，整個將它們吞咽下去。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傳聞似乎對達利的名望並無損害。我的客戶們好像也毫不在意。也許他們不讀報紙。 傳説達利一連數小時在還未印刷的紙張上簽名，不到半天就凈賺成千上萬美元，都是現款，整整齊齊、平平展展的美鈔；而他的業務經理穆爾上尉則將數以千計的鉛筆從中間折斷，把兩頭都削尖了。加拉坐在達利旁邊，給他輕輕擦臉，往他嘴裏喂白葡萄，地板上鋪滿了簽過名的印刷品。達利汗流滿面。他已變成了一個造錢工廠，而且還沒個夠。不可能有夠的時候。達利藝術市場日趨升溫，達利跟不上市場的需求了。
這一切都是真的嗎？ 也許只是有人在信口雌黃？ 順便提一句，人們也對我説過，達利對著音樂放屁。 我在這家旅館挺不走運。莫裏斯旅館的夜間守門人已有至少三個月沒見到達利了。這個時候，某國的王室首腦佔據了達利那套位於二層的豪華公寓。 第二天，我回到了吉爾伯特·哈蒙的倉庫。我買下的印刷品都書寫上了達利碩大顯眼、華而不實的商標式簽名。總共2000件。什麼都不要問。人們説藝術世界如同女人的愛情生活。只是聽，只是看，不要説惹人不快的話。兩個星期內，我就以每個客戶以百張計的量賣掉了所有的印刷品，創造了300%的凈利潤。這不再是初入門者的撞大運了。我很快就變成了歐洲的達利專家—一個超現實主義的狂熱愛好者。保險公司越來越信賴我的專業知識了。為了搜尋更多的達利作品，不管是大的、小的、便宜的還是昂貴的，只要上面簽有達利的名字就行；我跳上飛機蹦上火車，縱橫跨越歐洲大陸，旅行起來活像個瘋子。 達利每次到巴黎的時候確實都住在五星級莫裏斯旅館。不過此時我口袋裏也是塞滿了現金，只要人在巴黎就都在超級豪華的喬治五世旅館租一個套間，房間裏到處是錦緞和鍍金的裝飾。這個旅館在第八區，離香榭麗舍大道僅幾步之遙。我租的套間的特別之處，在於它有一個獨立的陽臺，可以俯瞰這個世界上最浪漫的城市，還可以看到艾菲爾鐵塔。 旅館對面當時是（現在還是）聞名世界的巴黎瘋馬歌舞酒吧，以舞女登臺表演美國式脫衣舞而出名，這些舞女囂張地取一些花裏胡哨的名字，諸如糖果國會、香子蘭香蕉、梅爾巴降落傘和樂娃摩爾。要是你慢慢念“樂娃摩爾”這個名字，馬上就領會其中奧妙了，聽起來就像L·ve（愛）加上Am·ur（偷情）。 我去看下午場次的表演，意外地坐在了這家歌舞酒吧業主阿蘭· 伯納丁旁邊。夜幕降臨後，我們三個—伯納丁、樂娃摩爾和我自己，去外面吃一頓比一般晚餐時間要晚的勃艮第酒燉肉晚餐，聽起來確實很有巴黎味道，但只不過是將大塊的牛肉、洋蔥、大蒜放在幹紅葡萄酒裏燉，最好是用勃艮第酒或羅訥河岸的酒。 “告訴我，斯坦，你靠什麼謀生？”阿蘭·伯納丁問。 “我是個藝術品商人。”我回答。 “真的嗎？藝術品商人？” “是的。這麼説吧，我是藝術顧問和投資經紀人。此前我在巴黎這個地方向吉爾伯特·哈蒙買了兩千張達利作品的印刷品，你認識哈蒙嗎？” “我對掮客不感興趣。”伯納丁説。 “哈蒙不是掮客，”我説，“他擁有50多個達利作品畫面的全球複製權。” “這恰恰説明瞭他是怎麼當掮客的。”伯納丁説。 樂娃摩爾看著他。“我們家裏有幾幅達利的原作，”她説，“是繪畫作品，畫布油畫。是從我們的好友約翰·彼得·穆爾—穆爾上尉那裏搞來的。他是達利的業務經理和私人秘書。” “忘掉那個掮客吧。你應該直接跟穆爾上尉談談。”伯納丁對我説，“一個你可以跟他做生意的人。” “穆爾上尉？”我問，“他所做的不就是給達利削尖鉛筆嗎？” “而用他削的鉛筆在印刷品上簽名，每一張他都一律得到10%的佣金。”樂娃摩爾回答。 此時我才知道自己對穆爾上尉的情況所知甚少。他于1919年出生於倫敦。他自稱在二次大戰中當過英國皇家空軍的戰鬥機飛行員。戰後他成為英國電影製片人亞歷山大·科達的私人秘書。敵視科達的人認定科達是用國際電影製片人身份作掩護的間諜。穆爾上尉是在羅馬認識達利的，他將購買勞倫斯·奧利弗肖像的錢款送到畫家手裏。科達委託畫家繪製了這幅畫。從此穆爾上尉開始為薩爾瓦多·達利跑腿，進而當上了畫家的業務經理和私人秘書。
“達利用西班牙語給他取了個外號，字面的意思就是‘金錢上尉’。”樂娃摩爾説。 “我會給穆爾上尉打電話，”伯納丁説，“明天一大早就給他打。” 別忘了，我們身處70年代末，那時還沒有行動電話。 “達利有時來巴黎瘋馬酒吧看看嗎？” 伯納丁大笑道：“達利在巴黎的時候，他去亞瑟夫人的法蘭西趣屋，那裏樂隊裏的男孩可是獨具風采。還有就是一班穿女人服裝的清一色男歌手。他也喜歡去看多莉·凡·多爾，一個西班牙雙性人。” 第二天我去了穆爾上尉藝術風格裝飾的豪宅。儘管我可以走路前去，但還是乘了計程車。穆爾上尉的豪宅位於優雅的第十六區，在香榭麗舍大道、凱旋門和艾菲爾鐵塔這個區域裏的隆尚林蔭道上。我盛裝出行，穿上銀行家的標準服裝：條紋襯衫、時髦領帶、定做的套裝、皮帶和絨面革皮鞋。這是第一次我沒往口袋裏裝現金。以前真是太危險了。現在我把錢縫進襯衫、內衣、褲腿，塞進我的襪子裏。 我期待出現一個高大魁梧、軍人舉止的上尉。可他卻又矮又瘦， 頭髮燙成波浪型，留著大衛·尼文式的鬍子。達利的業務經理外表整潔，禮貌週全，表現出老式的良好舉止。他有一張長臉（未免拉得太長了）、曬黑的膚色和故作渾厚的嗓音。由於他穿著灰色的“加萊王子”牌套裝，上面有人字形圖案，我想他在一定程度上是仿傚溫莎公爵。或者説他是大衛·尼文縮小後的模樣。相互介紹完畢，穆爾上尉打開四四方方大檔案櫃的一個抽屜，拿出成百支圓珠筆聚合成的一堆東西給我看，上面長出黃黃的石筍，看上去倒是栩栩如生。 “這是什麼東西呀？”我問。 “達利的尿尿筆，”穆爾上尉大笑著説，“達利從旅館房間偷走了這些筆，把它們都扔進一個抽屜裏。有興致的時候，他就打開抽屜朝這些筆撒尿。他尿液裏的礦物質氧化了金屬，那些免費的筆就長出了這些奇異的石筍。這東西不是很美麗嗎？” 我聽得目瞪口呆。“達利怎麼啦？”我問。 穆爾上尉聳了聳肩。“達利就是達利嘛。”他説。 “你不喜歡他？” “他是我老闆。我不是非喜歡他不可的。” “達利現在在巴黎嗎？” “現在？一年裏的這個時候？不，不可能的。達利這個時候在紐約。冬天裏他總待在紐約。” “要是達利在紐約，”我説，“那我就懷疑我從吉爾伯特·哈蒙手裏買的印刷品上的簽名了。” 穆爾上尉笑了。“去問哈蒙吧，”他説著打開了一瓶香檳酒。 “我想買一些達利的原作。” “素描嗎？” “幹嗎不呢？” “你身上帶著現金嗎？” “當然，我帶了現金。” “美元嗎？” “不是，瑞士法郎。” “給我看看。” “我能先去一趟廁所嗎？” 那天夜裏，穆爾上尉、我以及化粧品巨頭歐萊雅的首席執行官共進晚餐。跟我熟識、有私交的儘是上流社會人士和有名望的商界人士。這個交往圈子在迅速擴大，不管我去哪兒，不管我遇到誰，我都是在座的人中最年輕的。 “我想有一天能見見達利。”晚餐時我對穆爾上尉説。 “最好別見他，”他回答，“你會失望的。” “失望？為什麼？” “達利是個色情狂。” “色情狂？達利？” “沒錯。” 我嘆息一聲。“畢加索、莫迪裏阿尼、馬格裏特都已經不在人世，”我説，“我想達利是活著的畫家中最有商業價值的。他獨一無二。他使我富有。我，你，我們都是這樣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