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質是“現代性”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20世紀中國美術要麼游離于全球性話語之外，要麼只能作為西方現代性的邊緣例證，成為在西方中心週邊的“多元”特殊性的一種表現。那麼，如何理解和切入對“現代性”的探討呢？ 我最終找到了兩個關鍵性的概念，即“連鎖突變”和“自覺”。我把現代性在全球範圍的擴散，看成是一種連鎖反應，就是從原發地發生“現代性事件”後，經傳遞和點燃擴散到繼發地形成“繼發現代性”。在這個傳遞的過程中，有一個關鍵環節就是“自覺”。 “自覺”棲身於原發與繼發之間的時間差與結構變異的複雜時空裏。在繼發性突變中，“自覺”是一種現代性態度。在我看來，中國美術的“現代性”主要體現在，藝術家對20世紀中國特定的社會矛盾、民族危機和精神文化氛圍，以創造性的藝術形式加以應對的“自覺”上。藝術家對中國現代情境的“自覺”，就是傳統與現代的分界點。我把這種“自覺”看成是傳統向現代轉型的標誌。 我的“連鎖突變”想法，與我看問題的一個前提視野有關，亦即我將現代化看成是人類未來巨變的序幕。如果我們以未來的視野，回望今天和從前，那麼現代化過程中的連續變化統統屬於未來的、更大巨變的序幕。我喜歡以核裂變反應為喻，説明“連鎖突變”的傳遞與點燃。所不同的是，在核裂變連鎖反應模式中，每個鈾235都是一樣的；而在“現代性”“連鎖突變”的模式中，引起突變的“現代性事件”在原發地和繼發地卻是不同的。這裡特別值得説明的是，所謂“原發”也是偶在的，就“現代性事件”的發生而言，“原發”主要指整個“現代性”突變的開始；所謂“繼發”主要是從現代性事件的效果而言，主要指變異的顯現。 在我看來，“繼發現代性”的結構是由置入性因素和應對性因素組成的。所謂置入性因素是“原發現代性”在繼發地的“相似”再現，也就是基本能用西方現代性框架衡量和對得上號的部分。而“應對性因素”是繼發地對外來現代結構所做出的反應、回答、應對、抗衡和激變。它可能是某種接納性應變，也可能是融合現象，也可能是打散後的重組，也可能是拒絕和抵抗行為，也可能引發出巨大過敏反應或劇烈的暴力革命等等。在對植入因素的抗衡、拒絕與應用、變通中，展現出繼發地域原創的“現代性”。這是用西方現代性框架無法衡量、也對不上號的部分。對於繼發地而言，植入是“現代性事件”，應對與抗衡也是“現代性事件”。而以往的研究，或關心原發現代結構的研究，或偏重對繼發現代結構內部植入部分的分析，而對繼發地應對性和抗衡性策略行為的現代意義估計不足。實際上，無論哪種反應都是“現代性事件”的組成部分。這樣説來，無論繼髮型現代結構也好，還是再髮型現代結構也罷，都和原髮型現代結構同等重要，它們共同構成了全球“現代性”的圖譜。 從“現代性”思考進入美術史，是對西方話語的認同，是不得不進入西方“現代性”學科框架中的討論。這種進入是因為問題的提出是在西方框架之下提出的，又因為我們的目的是在全球性語境中為中國現象正名，出發點和目的都與西方話語分不開。但是這並不表明，我們只能依靠西方既有的現代主義美術的理念模式和形式特徵，來界定和認識中國美術現代形態。由於20世紀中國美術的基本事實，在很大程度上無法與西方現代主義美術對號入座，那我們就只有回到事實本身：一方面是中國百年曲折發展的歷史，另一方面是世界現代化與中國的關係，從事實出發探討中國美術現代性的發生和因果。“一切從事實出發”就是我的方法論。 以“現代性”問題進入20世紀中國美術史，只是對“現代性”主流話語系統作為能指的認同，而不是對所指的實存的事實和現代模式與道路的照搬。儘管西方現代結構存在著一定的普適性，在其移植的過程中表現為原發性結構與繼發性結構兩者之間的相似程度；但是不僅在移植過程中具有深刻的偶然性，而且在繼發現代結構內部也有複雜的機緣與偶然性，這樣對應相對的普適性也就有深刻的偶在性存在。如此而言，“現代性”基本沒有標準模式，只有“現代性事件”，斷裂與突變是共有的特徵。 通過對20世紀中國美術“現代性”的研究辨析，可以使我們對西方現代主義美術的價值標準是否具有普適性做出合理的判斷。正如不同國家和地域的社會經濟形態的現代化道路各不相同一樣，不同民族文化的現代轉型也不可能重復同一個模式。20世紀中國美術的發展既是與西方“現代性”相關聯的，又不可能是西方現代主義的翻版。它走過了一條自己的現代美術之路，即是在中華民族救亡圖存、獨立自強的奮鬥歷程中，在中西文化衝突下整體的精神文化氛圍之中，美術家們對時代巨變所做出的“自覺”回應。我提出的這個“自覺”説，既有突破性又有冒險性。通過“自覺”這一概念的闡述和轉換，突出了在中國美術現代轉型過程中應對與變異的原創力量，甚至將以傳統文化為根基的應對策略也劃入了“現代美術”的範疇。但是，我對“現代性”的理解、闡述和發揮，是否能夠經得起“現代性”研究和歷史研究的考驗？ 為此我邀請兩岸三地和海外著名學者，參加了由中央美術學院和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主辦的“現代性與20世紀中國美術轉型”跨學科學術研討會。同時（2006年4月29日至5月1日）還舉辦了“中國現代美術之路”文獻展。林毓生、李歐梵、金觀濤、甘陽、劉小楓、酒井直樹、包華石、泰瑞•史密斯、張隆溪、鄭培凱、夏鑄九、葛兆光、陳平原、孟悅、楊念群等學者在會上發表了精彩的主題演講，在“現代性”的歷史關係和理論表述的矛盾中，探索了中國問題的基本形態及其理論闡釋。在最後一天的圓桌會議上，各位學者還就我的“自覺説”以及我對“現代性”的認識與建構，從學術的角度提出很多寶貴的建議，令我心懷感激與敬意。 2006年年底，中央美術學院將和上海美術館聯合主辦“中國現代美術之路”課題的第二場學術研討會，著重探討作為中國現代美術策略性選擇的“四大主義”。邀請美術史學界的朋友們，面對中國現代美術的主體部分共襄學理，在觀念的交鋒中試圖對中國美術的現代演進達成合理的理論闡釋，重新認識我們剛剛走過的一個半世紀，並面向未來為中國美術的發展提供話語支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