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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留日畫家身處多變之秋，他們的藝術活動與20世紀特殊的時局密切關聯。他們在日本間接地學習西方美術的精髓，同時又從東方文化的參照中，思考中國藝術家應該尋找的自己藝術發展之路。
在中國現在的洋畫界裏，大體上有兩股潮流，一股從日本進入，一股從法國進入。姑且稱為日本派的前者，多數為東京美術學校畢業而且成績斐然。……就我所知，作為東京美術學校畢業者，明治四十三年左右畢業的李岸——叔同，直隸人——最早。……接下來的一位是江新——字小鶼，蘇州人，父親為翰林院學士，具有藝術家血統，在上海最老的洋畫家團體“天馬會”中是中心人物。現今，除洋畫外，還搞雕刻。天馬會由上海美術專門學校的教授組成，會員三十人，這十一年以來每年舉辦一次展覽會。與江氏同期的留日學生中，有滿洲人白鶴齡、山東人汪洋洋、現今已故的四川人方明遠等，第一次革命時歸國，畢業較晚。大正八九年以後，東京美校畢業的還有陳抱一、王道源、汪亞塵、嚴智開、許太谷——又敦谷、許幸之、胡根天等。……陳抱一和王道源一起共同經營上海藝術專科學校，走在洋畫運動的最前沿。(澤村幸夫《中華洋畫家之群——日法而潮流》，原載昭和6年3月15日東京《每日新聞》)
我們從一批留日的油畫家陳抱一、倪貽德、關良、朱屺瞻、許幸之等歸國後的作品，可以發現其中風格承傳的印跡。1922年夏，留日畫家關良、陳抱一、許敦谷、胡根天在歸國返滬後不久，于上海寧波同鄉會內舉行了“藝術社繪畫展”。藝術社是他們在東京時已組成的社團，此次展覽是對他們留學生活的一種紀念。
直到現在，日本的四個有力的展覽會，“帝展”、“院展”、“春陽”、“二科”，仍舊以“院展”佔新藝術的力量。不多時，它的力量就傳播到了我國了。我國起初有周勤豪、汪亞塵、劉海粟、陳抱一等許多人，到日本去受他們美術院的教育或影響，就首先感覺到後期印象派的繪畫，和東方的精神，很相合宜。日本既有了這種空氣，我們更不容不提倡這種藝術了。於是“後期印象派”的呼聲，就在民國五六年間正當新文化運動的時候，大喊特喊起來，開天馬會、晨光藝術研究會和刊行《美術雜誌》，在《時事新報》學燈裏附刊藝術，極力宣傳。尤其是天馬會美術展覽會，予人以深刻而明瞭的印象。每一次展覽會，都有許多像印象派、後期印象派的畫，跳到觀眾的眼前。(金偉君《美展與藝術新運動》，1929年7月《婦女》第五十卷第七號)
20世紀前期留學日本的中國畫家，為現代主義引進中國提供了一種文化參照。他們以印象主義和後印象主義為主幹，結合了表現主義的部分手法，借此找到了與東方藝術精神相適宜的藝術方向。
他們大都集中在1937年抗日戰爭前，進行他們的東瀛之旅，戰爭意外地影響和終止了他們的留學之路。由於種種歷史原因，總體而言，留日畫家不比留歐畫家那樣集中，也大多並不處於主流地位。他們的藝術風格由於在以後的文化歷程中受到主題性創作的影響，基本受到了很大的變形，而形成了個體化的邊緣態勢。但是，這從另一個方面刺激了他們在民族化方向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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