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收藏家躋身世界藝術品市場，成為國際藝術市場的新貴，在藝術市場上的強勁購買力，得到了國際藝術機構的熱烈歡迎。中國收藏家對古美術的瘋狂追逐，在拍賣市場上屢屢刷新拍價記錄，給國際拍賣行打足強心針。尤其是在國內藝術品市場中精品稀缺的狀態下，遺留在海外的中國古藝術精品成為了中國收藏家的新目標。專注于中國文物回流的日本東京中央拍賣公司，作為日本首家致力於中國文物回流的拍賣行，雖然成立時間不長，所徵集到的拍品很合中國藏家口味，得到了眾多中國藏家的關注。
成立於2010年的東京中央拍賣會，在不到三年的時間內獲得蓬勃發展，並成為日本最大規模的中國古美術藝術品拍賣會，一路飄紅的趨勢下，東京中央拍賣公司擴大據點，在香港成立支社。近日，在香港島皇后大道中永業中心開闢出3000多平方尺空間的香港支社正式開門迎客，並於當日舉辦東京中央2013年春季拍賣會巡展預展。在預展首日，不少大陸、港臺和日本的藏家紛紛到場祝賀，其人氣可見一斑。
日本藝術市場冷淡掀起中國文物回流潮
自古以來，中國與日本的文化交流頻繁，日本人歷史上就以收藏“唐物”為榮。明治維新時期，封爵的要求之一是所有伯爵家裏必須有兩千件以上的中國藝術品。在抗日戰爭時期，日本人劫走了許多中國文物，後來中國清室的崩潰導致清宮內藏流散，正值日本國民購買力激增，大量中國文物精品流到了日本。在這樣的歷史原因下，中國大量的珍貴文物流失在日本，除了日本大大小小博物館有為數不少的中國文物藏品外，大量優質藝術品潛藏在日本藏家手中，流散在民間的數量無法統計。
而近30年，日本的經濟不斷地衰退，隨著經濟的不景氣，日本傳統藏家開始出貨，本土的藏家也越來越少，拋售出去的藝術品越來越多。此外，日本的民間收藏存在枯竭的危險，敏求精舍會員陳光浦先生曾講，日本藏家一直把藏品賣出去，不是因為他們家裏沒錢，而是因為下一代沒人喜歡中國藝術品，所以留著不如轉到喜歡中國藝術品的人手裏，可以好好保存下去，這也是很好的良性保存狀態，一代接一代地傳下去。現在，日本本土藏家收藏中國的藝術品跟收藏日本古董的越來越少，而且日本人越來越西式化，所以才出現現在日本的大量收藏被日本人拋售出來，造成其在收藏亞洲、中國藝術品的枯竭。據悉，世界上30%中國文物拍賣的貨源都來自日本，而且在日本留存的中國文物檔次較高，保存狀態良好，不僅是國際各拍賣行的“礦源”，也是中國藏家熱衷於日本淘寶的原因之一。近日被炒得沸沸颺颺的王羲之的臨摹本，就是出自日本藏家之手。
毋庸置疑，成立不到三年、以回流中國文物為主的日本東京中央拍賣公司佔據著天時地利人和。安藤湘桂憶述初涉藝術品拍賣之路，“做拍賣這一行也是因為日本市場不景氣造成的，特別是過了2000年以後，日本的藏家越來越少了，賣出來的貨越來越多，基本上我們針對日本的客戶，生意越來越難做。”在1994年，安藤湘桂作為仲介人，幫日本藏家購買藝術品，同時自己買入一些藝術品再轉賣給日本藏家。在同一年，他萌發了在日本做中國藝術品回流的想法——機緣巧合之下，他參加中國嘉德的第一次拍賣，看到中國逐漸升溫的藝術市場，也因為日本藝術市場的冷淡，他開始把目光投向中國藝術市場。但當時只是一個想法，直到2000年，他開始嘗試把藝術品賣到中國，也把中國的藝術品賣到日本。藝術品批發，比如書畫，美術品、玉等各種各樣的生意他都做過。隨著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人工費一直在漲，而日本消費能力一路走下坡，高消費的人越來越少。在2005年，這樣的交易模式在日本的客戶中基本做不下去了，日本的市場反過來逼迫他去尋找另外的出路。也正是在2005年，他利用自己多年積攢的字畫、古董開始正式介入中國文物回流。
每一年，國際上的各拍賣行都會到日本徵集拍品，各拍賣行中1/3的拍品來源於日本，但是在日本卻缺少一個以中國藝術品為主的拍賣行。安藤湘桂看到了之一缺口，于2010年在日本成立東京中央拍賣公司，並於當年8月初試牛刀，舉辦第一場拍賣活動。這次小拍最終以三億多日圓的成交額收槌，在當時日本的經濟環境和行業氛圍裏，他們交出了一份讓人艷羨的成績單，在日本引起很大反響。這也讓安藤湘桂看到了大家對日本藝術市場的興趣，並成為他一直做下去的動力。在之後的兩年多裏，東京中央拍賣公司舉辦了大大小小7場拍賣，均取得不俗的成績。現在他們形成了“我們背靠的是日本市場，近水樓臺先得月。我們的行家都是藏家比較多，佔據的是第一手的優勢。”安藤湘桂自信地説到。
首家日本拍賣行落戶香港成為收藏家新聚點
東京中央拍賣公司以中國文物為主要拍品，面向華人客戶，其中70%的客戶是大陸藏家，30%為港臺和亞洲藏家。因為有些拍品在大陸相對敏感，且作為以跨境拍賣為主的拍賣行，在操作上存在很大的局限性，香港支部的成立是勢在必行。安藤湘桂在接受雅昌藝術網專訪時談到：“從2011年開始，我們到中國做預展，預展的風險性很大，而且這個風險性包括藏品在中國出現問題或者出關、進關遇到阻礙，所以才促成我們現在到香港來開一個分社。其實我們到香港並不是跟其他拍賣行競爭，比如嘉德、保利等，最主要是我們在這邊起轉机站的作用比較多一點。因為所有的産品，拍了以後大多數都是要運往大陸的，直接運到大陸比較不方便，只能通過香港。香港有一個獨特的優勢，而且在這邊交接的貨源又比較穩妥。還有一個最大的好處是，我們可以跟佳士得、蘇富比同時拍賣的時候在這邊做預展，這一點是我們最方便。如果説條件成熟的情況下，或者某些藏家的拍品不能在日本露面或者其他不便的情況下，我們也有可能在香港舉行拍賣，所以我們才走的這一步。”
安藤湘桂也談到，他之所以在東京成立這樣一家拍賣公司，是想將埋藏大量中國文化的日本發掘出更多的精品。在日本也有大大小小的互換會，但是不對外，只是行業內的交流，導致很多中國人即使到了日本也找不到好貨源。日本藏家搞收藏都很低調，而且他們習慣於長期持有藏品。安藤湘桂在接受雅昌藝術網專訪時，多次提及他的第一手資源優勢。他在日本藝術圈二十多年的浸泡，積攢了廣闊的人脈，能夠拿到很好的收件。很多在日本徵集的中國文物是生貨，第一次出現在拍賣市場上，再加上他為人謙遜、真誠，所以頗得中國藏家的信任和青睞。安藤湘桂希望通過拍賣會把這些精品展現於世，讓更多的中國人關注，回歸到中國收藏家手中。相較之下，因國內各種法律上的限制，而且國內過分活躍的拍賣市場，導致生貨越來越少，國外拍賣公司越來越多，造成回流的拍件都在境外成交，這種情況下,必然令拍賣公司産生向海外發展意欲。不難發現，東京中央拍賣公司在香港開設支社，也是在調整其將來的市場。
西泠印社顧問童衍方在接受雅昌藝術網專訪，亦表示東京中央拍賣公司在香港成立分部這是一個趨勢，“因為香港這個地方是中國一個免稅的城市港口，而且它跟國內、國外的聯絡更加方便，所以成立一個分公司是比較有戰略眼光。實際上他以前跟香港收藏界的關係也比較好，所以能夠駕輕就熟、水到渠成，辦出這樣一個公司，這個公司對他們來説，香港公司對整個東京拍賣應該説也能夠起到比較大的作用。”
此外，廈門謙記古美術館館長郭仲樺對東京中央拍賣公司在香港設分機構表示歡迎，“因為拍賣的90%以上都是中國藝術品，所以必須在中國舉辦預展，因近期中日關係緊張，所以在香港設預展相對自由度更高。我們購買藝術品是沒有國界的區分，只要有好的中國藝術品，業內的藏家、專業人士都會參與。”
關稅能否擋住中國藏家回收文物的熱情？
在國內藝術品市場中精品稀缺的狀態下，海外遺珍成為了中國收藏家的新目標。日本東京中央拍賣公司作為中國文物回流的流通據點，每次的拍賣都受到中國藏家關注。據悉，中國藏家以組團的形式到日本參與其拍賣會。廈門謙記古美術館館長郭仲樺在接受雅昌藝術網專訪時表示，東京中央拍賣公司舉辦的每場拍賣他幾乎都有參與，即使沒有到現場，也通過電話委託的方式參與競拍。
這種跨地域的拍賣活動，中國海關方面的嚴格規定，對藏家而言也是一個不小的門檻，不少藏家在海外拍得的中國文物無法運回大陸。據悉目前在中國，所有藝術品在進口時都會涉及兩個稅：一個事海關徵收的進口關稅，另一個是進口後所在國家稅務機關在國內環節徵收的稅，在中國被稱為進口增值稅，與國外區別在於該稅收在國外是由稅務部門在國內環節徵收，而在中國則是由海關在進口環節代替國內稅務機關徵收。目前世界各國的藝術品進口的平均關稅稅率是5%，在發達國家或地區如美國、英國、歐盟、日本、新加坡、香港等地區對於藝術品進口實施的是零稅率。
對於中國藝術品關稅政策，安藤湘桂説到，“很多客人買了以後就放在香港，保利、嘉德為什麼來香港也是這個原因。因為我是在境外交易，沒有涉及到這件拍品是不是丟失文物之類的限制。每個拍賣行徵集到一件文物特別不容易，但其實最終目的所有的文物都是歸回中國，就此點而言，國家應該重新做一個政策，去鼓勵這種良性的回流。在其他國家文物都是免稅，只有我們國家是上稅，所以這一點與其他國家不同，我們覺得國家在改革跟開放的階段，藝術品拍賣也應該敞開大門。”
日本作為中國文物外流的重要國家，持有中國文物藏品的情況如何?安藤湘桂認為，“從中日兩國家的文化交流來看，中國和日本一衣帶水,自古以來中日文化交流就如火如荼，從唐代，從漢，日本追求漢風、唐風，從唐代開始追求中國的建築，宋朝追求中國的茶道，明朝追求中國的書法。當時日本都是中國化，用的字也是漢字，原原本本的漢字，當時沒有什麼平假名、片假名，所以中日的交流歷史達兩千年，大大小小從中國流入日本的東西，根本無法統計，藏品應該是很豐富的，雖説産生日本的東西參差不齊，有很好的，也有很差的，要看每個人的經濟條件所允許的。加上晚清的時候，他們也是大量的明治時期改革、封爵以後，所有的伯爵家裏邊你要想封爵就必須有中國的東西兩千件以上，也造成了他們大量收集中國的東西，從皇帝皇太后到他們的伯爵都以收藏中國東西為榮，造成他們的藏品非常多，要是統計我估計大小博物館都非常多，應該是無法統計的，就是精品上肯定是很多的，最近他們又出了王羲之的臨摹本，什麼時候出任何一件東西或者很好的東西，在民間這種東西沒法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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