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運河史，半部中華文明史

大運河貫穿南北（資料圖）

在文化發展史上，一種新概念的出現，既是人們對共同生活的外部環境變遷作出反應的記錄，同時也反映了人們對此種變動努力進行的總體評估並逐漸形成的重新控制的過程。“運河學”概念的産生，從宏觀來看，應該被看作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科學專業化前提下，學界解釋、敘述與解決運河問題的思想重構，這種結合帶有一定社會改造的目的。　　

“運河學”這一概念，是在大運河申遺背景之下由建築學家羅哲文先生首先提出，旨在強調大運河作為文化遺産的特殊性：“大運河是自然與人創作的傑作，有著豐富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內涵，在中國社會的不同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建立運河學學科有利於整合各方面成果，形成對運河的系統研究。”

大運河貫穿南北，連接古今，以運河為載體或者伴生的運河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和文化標簽。作為一個複雜系統，運河連接與傳承的不僅是地域意義上的南北、地理意義上的水系、經濟意義上的市場、政治意義上的漕運軍政、社會意義上的人群生活、文化意義上的藝術、風俗等內容，而且其自身就是中國社會發展的一種運作與表現方式。運河文化的物化特徵、精神象徵和存在方式的複雜結構及屬性決定了運河研究需要跨學科的知識、整體的研究意識和學以致用的學術價值觀。

運河學何以成為一門學科

所謂學科，有兩種含義，一是指有相對獨立知識體系的一門學問，二是指高等學校本科教育專業設置。顯然，運河學屬於第一種，即與運河相關的人們的活動及其産生的經驗，通過歸納、理解、抽象後形成的知識體系。　　

作為一門學問，運河學知識體系的概念和內涵相對明確。其概念即是圍繞運河形成的一整套研究、保護、利用的理論與方法。知識系統主要指建立在史實基礎之上的關於運河的各方面知識及其有機聯繫，具體包括三個層次的內容，一是作為遺産與通道的運河“本體”及與其相關聯的自然地理的內容，主要是指物化層面的運河；二是作為制度與歷史現象及文化符號的“運河”，包括運河的歷史地位，運河的政治、經濟、文化功能、社會意義，運河與中國政治、經濟格局變動的關係，運河的區域性差異與輻射意義，運河所反映出來的國家治理與發展的觀念，運河引發或關聯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內容；三是運河區域人群的生活方式、文化傳承、社會心理等人文情態，即運河的主觀性和活態化的內容。　　

運河學的知識體系內涵清晰，但內容豐富龐雜，其理論構建和方法運用具有極強的學科交叉性，分屬自然與人文類的研究理論和方法都可為其所用。目前，相關理論方法主要集中在歷史學、地理學、文化遺産學等領域。在這個意義上，運河學理論與方法本身即是方法交叉、理論借鑒、問題拉動三個方面的融合。在可操作的層面或具體的研究中，以較大問題為中心和目標，以“問題拉動”不同學科本位意識之下的研究形成整體，將純粹客觀現象的解釋、歷史意義的解讀、藝術價值的體現、客觀規律的總結等內容進行多元綜合，最終獲得有關運河的知識性與意義性的成果。

運河學研究資料

任何學科的建立和持續發展，都必須建立在豐富而系統的資料儲備之上。大運河基本文獻內容極為豐富，大致可分為五類：一是專書。元代以來，河專書出現，內容涉及治河治水理論、運河河道開挖挑浚、運河工程建設維護、漕運及其管理體制、黃河與運河關係、運河區域生態環境與社會狀況等多個方面。這些著作部分已經整理出版收錄于聊城大學運河學研究學者主編的《中國大運河文獻整合》一書中，或部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四庫全書存目叢書》《中華山水志叢刊》中。還有很多重要典籍，作為善本書藏于各大圖書館。二是政書、類書。明清時期官修政書中包含多種運河方面的資料，如《明會典》《清會典》《大清會典則例》《大清會典事例》等，大都有河工水利、漕糧徵運、鈔關倉儲等類目。三是史書方志。二十五史的《河渠志》《食貨志》《地理志》，明清《實錄》中散落著大量“治運”人物事跡及河政河務方面材料。運河流經區域的省志、府志、州志、縣誌、鎮志、鄉土志、山水志、榷關志等，總量有數百種之多，內容涉及運河修治、河道變遷、漕糧徵運、城市街區、商品交換、手工業門類、河務漕務管理、民風民俗等各個方面。四是文集筆記。明清時期的文人筆記常見的有五六百種之多，其中所記多與運河有關。明清小説有些以運河區域社會為背景，某些篇章直接描寫運河沿線人物世事，可以為運河研究提供幫助。五是外國史料。元代以後，亞洲各國的使者商團、歐洲各國的傳教士、商人、使臣經常沿大運河往返北京與沿海港口之間，留下了大量關於運河及運河區域社會的記述。　　

其次是大運河檔案文獻。中國大運河文獻檔案數量巨大，完整系統地反映大運河決策、建設、運營的過程。據初步調查統計，現存與大運河有關的檔案資料共1.5萬餘件，還有一小部分散存于其他西方國家。國家圖書館、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天津市檔案館等也有收藏。另外，我國台灣地區“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內閣大庫檔案影像資料庫”中有若干件與運河相關的檔案，還有幾十種大運河明清輿圖流失在歐美的博物館和大學。最後，運河區域民間文獻。民間文獻資料指契約、家譜、碑刻、科儀、日記、筆記、自傳、年譜、書函信札商業文書、日用雜書、唱本劇本等等，是大運河水利工程建設和區域社會發展的見證，也是區域民眾生活基本狀況的基本呈現。

運河學研究成果

從長時段來看，現代運河學研究應始於20世紀初至70年代末，本階段成果多偏重於歷史研究，且多為運河基本歷史史實考證；從研究取向看，學者多著意于運河政治特性的論述。1980年—2013年為第二階段，是運河研究的發展階段。新的歷史時期，隨著學術價值觀、研究方法及研究環境的改變，大運河研究不但實現了從歷史（地理）研究向其他學科研究的逐步擴大，而且研究深度和廣度也發生了改變，包括史學界在內的學者重新審視以往從經濟入手且帶有強烈政治色彩的宏觀社會形態解釋模式，將研究帶入新的多元視角與多學科的研究領域。運河學的研究呈現兩種趨勢，一是延續“漕運”研究，二是將運河放置在區域經濟發展的框架中討論其作用。此類研究的初衷或不著意于對運河與區域之關係的解讀，但亦將運河作為“一種因素”，討論城鎮“專業化”、市場“層級化”、“區域社會的內變遷”等問題。其他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相對細化，多以人口、宗族、社區、信仰為對象，討論不同區域的社會發展脈絡與結構性變化，這類研究看似“細碎”，但實則是將觸角下沉，對區域若干事項進行“剝筍”式剖析，以實現對運河區域“立體”歷史的整體性認識。大運河文化方面的研究則基本遵循了傳統研究模式，即對運河文化進行分門別類的討論，凸顯運河文化的融合性與地域性。同時運河文化遺産保護和旅遊資源開發類的研究大量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産學研的結合。從表像來看，運河文化異彩紛呈，文化理論與實用性研究各美其美。第三階段即是2014年大運河“申遺”及2017年“大運河文化帶”建設概念被提出至今。這一時期研究成果特點是應用類的研究佔據更多的份額；二是運河學科理論正逐步形成，並且目前研究成果多在功能論、區域論和文化象徵論等研究框架下展開，相應研究成果豐富。

運河也是文化載體和紐帶

大運河開挖、暢通與衰落，在一定程度上凸顯了中國社會特殊的運作與發展軌跡。因此大運河是一條河，更是一種制度、一個知識體系和一種生活方式。運河及其流經的線性區域所孕育的文化既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形塑中國文化的基因之一。　　

運河的“運”字本意為運輸，但在社會體系之中，借助水的流轉，“運河”成為漕糧運輸、文化傳播、市場構建和社會平衡的載體；在文化體系中，運河之運又與國祚、文脈、人命緊密相連。大運河在中古及其以後的時間序列和區域、跨區域的空間裏實現了功能的價值性延續，對其進行意義的追尋，既是文化遺産層面、知識系統層面、民族精神和倫理價值觀層面傳承與發展的需求，也是文化傳播及戰略佈局的需求。　　

運河的“社會性”價值與文化功能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首先是作為文化載體的運河。大運河具有物化和符號化的意義，承載了“水利——物質”“國家——社會”“精神——行為”三個層面的內容。在這個意義上，作為載體的“運河帶”不僅是一個單純的地域概念，更是一個與運河相關的包含經濟、政治、思想、意識等層面交互作用的統合體。　　其次是作為文化聯結紐帶的運河。大運河帶是標簽性的“線性共同體”，同時又具有明顯的區域、跨區域特性，該區域包括了北京、天津、河北、山東、江蘇、浙江、河南、安徽等行政區域，也跨越了江南、江北自然區域，以及燕趙、齊魯、中原、江南等不同文化圈。它連接南北，並進而通過其他東西之河道及交通樞紐相互聯結，形成了經濟、文化傳播的網路。在這個意義上，運河與其他自然河流一起，共同構建了中國地域的線性框架性格局。　　

最後，作為生活方式的運河。“運河”是一種文化符號，更是一種生活方式。大運河開挖、暢通所形成的生存環境和生活條件，已經成為一個巨大的生活磁場，不僅漕運群體、商人組織、河工人群等因運河形成了獨特的生活方式，而且也造就了運河流經區域社會人群特殊的生存、生活、生計方式，並由此形成了人們不一樣的世俗理性觀念。生活方式不會隨運河斷流而消逝，也不會在時代的變遷中被固守，真實而生動的運河是最有價值和活力的，人的主體價值和社會能動性在日常生活的勞作、交往、消費、娛樂、禮儀等層面得到傳承。　　運河學學科理論的構建及整體與細化研究的展開，都是當下“大運河文化帶”建設和“大運河文化遺産”保護話語體系與語境的産物，反過來又滿足了“大運河文化帶”建設的現實需求。宏觀而言，運河學研究理論的構建和整體細化的研究，可以進一步挖掘運河作為“一帶一路”連接點的作用，從國際視野出發，從社會發展、國家利益的角度討論運河的價值，為提高中國國際地位、構建未來的國際秩序提供歷史和理論支援；提升運河及其區域社會規劃與發展的科學性與系統性；突出運河人生活的特殊性價值和意義。　　

（作者係煙臺大學教授、《中國大運河藍皮書》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