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文門
明永樂十七年(1419年)城門改建,明永樂十九年(1421年)建成。明正統四年(1439年)重修並加築甕城,改名崇文門,取《易經》"文明以建""其得剛健而文明"之意,與宣武門相對稱,左文右武。崇文門既是走酒車的門,又是收稅的地方。明清時將京師稅務衙門設於此地,徵收商稅,其稅收居全國之首,因此又叫“稅門”。
元大都城是用土夯成的(上古叫做“版築”),下寬上窄,巍然屹立。開始建築于1267年(元至元四年),完成于1276年(至元十三年),整整十個年頭。因為是用土夯成的,於是産生了如何防止雨水沖刷城土的問題,後來用千戶(官名)王慶瑞建議,“以葦排編,自下徹上”。就是用葦簾子自下往上覆蓋,像人穿蓑衣一樣,簡稱葦城或蓑城,並在文明門外設立了陰場。
《析津志》載:每年都要“收葦以蓑城”,達“百萬”(擔)之多。崇文區內的草廠頭條到十條,南、北、中蘆草園(原名蘆葦園)等地名,都與元朝的收葦場有關。後來由於元朝發生皇位之爭,守城一方恐怕對方用火攻城,乃撤去葦簾。
元大都為什麼開十一個門,南三北二,東西各三,正史上無記載。元末明初寫成的《農田余話》(著者不詳)説,“燕城係劉太保定制,凡十一門,作哪吒城三頭六臂兩足”的形狀。稍後的張昱也寫道:“大都週遭十一門,草苫土築哪吒城。”似此,十一門是採用傳説中哪吒形象的象徵了。進城三門是“三頭”,北城二門是“雙足”,東西各三門是“六臂”。“幢幢十一門,車馬如雲煙”(清乃賢著《金臺集》),可見大都是非常熱鬧的。
大都設計為十一個城門的“劉太保”就是劉秉忠。他當過和尚,法號子聰,做官後改名劉秉忠。元朝最高統治者是信佛教的。劉由一個叫海雲的和尚介紹,見到了還未繼承皇位的忽必烈。劉跟著忽必烈打雲南,伐南宋,很受忽必烈重視。忽必烈奪得皇位後,封劉為太保,參與國家大事。劉秉忠雖是佛教徒,但精心研究道家的學説,對於《易經》的太極、兩儀、四象、八卦,宋代邵雍《經世書》中的“先天象數”都津津樂道。
建築大都城時,尤其在規劃設計方面,他是主要負責人之一。所以,他為迎合元朝最高統治者“國運綿長”的狂妄、迷信心理,為發揮自己的理論,施展自己的抱負,從城門數目的設計上,來宣揚毫無根據的“神道設教”,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劉死後葬在盧溝橋。
元朝的文明門,在當時又叫哈達門。《日下舊聞考》引《析津志》説:“哈達大王府在門內,因名之。”哈達大王為何許人,已不可考。“哈達”又訛傳諧音為“哈大”、“哈德”,直到解放前還有哈德門牌香煙。在元朝,哈達門這種稱呼,已超過了文明門。一些知識分子在寫作時,認為“哈達”、“哈大”不夠文雅,一方面利用它的諧音,一方面利用文明門在南城東端的地理位置,寫成“海岱門”。
明朝人蔣一葵寫的《長安客話》説:“泰山、渤海俱都城東盡境,元時以‘海岱’名門取此。”海,即渤海、東海;岱,即岱宗,岱宗即泰山。唐詩人杜甫《望岳》就有“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的詩句。這兩個地方都在東方,解釋的較有道理。到了清乾隆時,楊從清著的《北京形勢大略》又説:(崇文門)“又曰海岱,言山陬海皆梯航納貢,稅課司在焉。”這只是從明朝人史玄《舊京遺事》上“京師九門,皆有課稅,而統于崇文一司”一語而來。
由於崇文門有個總課稅司,就把“海岱”解釋為“山陬海耀”,這是極為牽強的。但不管對“海岱”二字的解釋如何,明清的文人雅士,甚至最高統治者都往往不用“文明”、“崇文”、而用“海岱”。從元到清不斷有達官名士,居住在崇文門一帶。
《宸垣識略》載:元朝御史王儼在文明門外東南裏許,築有別墅,“園地構築,甲諸邸第”,更有一座“水木清華亭”,尤為出眾。當時人許有壬記雲:登上此亭“北瞻闉(城門),五雲杳靄;西望舳艫(指通惠河上船隻),泛泛于煙波浩渺、雲樹參差之間”。可見當時文明門附近的盛況。
被賜謚為“文正”的雍正進士、東閣大學士加太子太保的劉統勳(按清朝的謚法,“文正”最難、最少),乾隆賜他禦制詩是“海岱高門第”,意思説劉是住在海岱門的一戶高貴人家。《水曹清暇錄》又記書法家張照(字得天)也住在崇文門外,“展宇宏深,有楠木廳”,極為講究。不過,清朝時代的崇文門,已不是元大都的南城城址和明朝初期的都城最南端,而是變成較為熱鬧的內城了。
清朝入關以後,在城建上沿襲明制。它為了調劑在京滿人官吏的收入,“京師九門,皆有課稅,而統于崇文一司”(見明史玄《舊京遺事》)。起初在《戶部稅則》中規定,行李不在納稅之列,“然而外吏人都,往往有應納稅之物,如續綢緞布等”。於是“徵私錢以為免稅之資”,甚至“雖無貨亦徵之矣”。
清陳康棋《郎潛紀聞》載:“吳江陸中丞以山東布政使陛見,關吏(指崇文門稅局)所索過奢,公實不能與,乃置衣被于外,攜一仆前行,曰:‘我有身耳,何稅為!’既入,從故人借衾褥,事竣還之而去。”課稅時,手續繁多,盤問備至,延誤時日。一般小商販,也須排隊等候。天長日久,小商販想出一個辦法;根據自己貨物多少,把稅款插在帽沿上,走到關口,關吏取下銀錢,立即放行。
崇文門堂建築風格別具特色。整座教堂佔地面積為 8246平方米,堂內分為正、副兩堂,正堂設有四百多個座位,副堂有三百多個座位,中間有可以上下活動的閘板相隔,既可分開,亦可聯用。禮拜堂呈圓形,整體為木製雙層傘形結構,建築風格極為獨特別致。
教堂最初建成時,外觀和現在一樣,只是規模比較小,僅能容納四五百人聚會。隨著教會信徒人數的不斷增加, 1880年衛理公會在原址重建教堂, 1882年新堂落成。該堂于 1900年夏,在義和團運動中被焚燬, 1902年清政府撥款重建亞斯立堂,于 1904年春建成。此即今天我們所看到的這座禮拜堂。
當時亞斯立堂除擁有教堂及辦公室、牧師住宅 (均在後溝衚同 2號、 3號 )外,還有孝順衚同 1至 2號房産,崇內大街 43號樓房及三塊墓地。隨著教會各項工作的開展,衛理公會又在禮拜堂周圍相繼建成同仁醫院、婦嬰醫院,匯文幼兒園、匯文小學、匯文中學、慕貞女中、護士學校,以及匯文大學 (後合併于燕京大學 )、匯文神學院 (後改名北京神學院 )等。
長卷內容摘要
《京門九衢圖》所展現的老北京城以宮城為核心,宮城中的中軸線縱貫南北,在中軸線兩側,一些壇廟、寺觀、苑林、府第、衚同以及大片四合院民居依次對稱佈局。格局嚴謹、層次分明形成了這座著名都城獨具特色的整體風貌。
谷建華,北京大運河翰林文化開發中心董事長,北京市政協第十屆、第十一屆、第十二屆委員,北京市通州區第二屆、第三屆、第四屆、第五屆政協委員。
中國網大運河頻道主編,大運河文創産品聯盟主席,北京大運河翰林文化開發中心董事長,大運河翰林民俗博物館館長,東方康橋瀚林華馨教育集團董事。
為續接千年曆史文脈,傳承五千年厚重文化,自1997年始,谷建華先生先後組織創作了《迎香港回歸百米長卷》《迎澳門回歸書畫百米長卷》《紀念抗美援朝出國作戰50週年》《紀念老舍先生百年誕辰》《京門九衢圖》《古運回望圖》及《重遊運河圖》等七項浩大的文化工程。因其曾對京杭大運河文化作出突出貢獻,被新華通訊社授予“運河之子”的榮譽稱號。
《古運回望圖》長卷是明代中興時期歷史橫切面的真實寫照,以詳實的歷史資料為基礎,生動的再現了明代京杭大運河兩岸綿延約1800公里沿線的航運、河道管理、農業、手工業、工商業、民俗等繁華景象。
《京門九衢圖》取材于康乾盛世的北京城,以中國傳統繪畫“工兼寫”的手法,藝術地再現了六朝古都北京“內九外七皇城四”二十個城門樓以城墻和護城河為紐帶聯結起來的建築格局,展現清王朝鼎盛時期(康乾盛世)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建築、體育、民俗等方面壯麗廣闊的場景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