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大學就業與社會保障中心與《中國經濟週刊》聯合發佈中國養老三大指數

中國養老不及格？

三大指數兩個低於60分

“人活著，錢沒了”，並不是一句玩笑話。老有所養，中國人千百年來的美好願望，如今格外現實地擺在中國人面前。

截至2012年底，中國60周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已達1.94億，2020年將達到2.43億，2025年將突破3億。民政部部長李立國去年表示，我國人口老齡化發展十分迅速，態勢十分嚴峻。

更為嚴峻的是中國“未富先老”的態勢——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大多數國家在進入老齡社會時，每人平均GDP約為1萬美元，而中國僅為0.1萬美元。在中國老齡人口的資産結構中，財産性收入僅佔0.3%，更多的是靠子女供養。

2億人口要養老，中國準備好了嗎？

清華大學就業與社會保障中心主任楊燕綏對《中國經濟週刊》表示，老齡社會是科技推動和消費拉動型社會，國家在進入深度和超級老齡社會之前，應當做好三個準備：青年人口擁有人力資本、老齡人口擁有養老資産、老齡産業和養老服務體系完善。

然而，由楊燕綏領導的《中國老齡社會與養老保障發展報告》課題組提出的一項旨在評價老齡社會狀況和發展戰略的“老齡社會發展指數”研究結果顯示，中國得分52.6，準備不足，尚不及格。

“在公共治理完善的國家，提前二三十年就要拿出應對老齡化的方案。”楊燕綏表示，中國存在“未富先老”、“未備先老”的雙重難題，且留給我們的準備時間非常有限。

關於養老金，目前，社會保險結構混亂，企業年金步履維艱，商業養老保險品種繁多，如同“霧裏看花”，消費者信任度不高。

從養老方式來看，超過90%的老人選擇居家養老。以北京市“9064”養老規劃為例：居家養老的佔90%，需要社區提供養老服務的佔6%，入住養老服務機構的佔4%。但養老服務體系和老齡産業發展不足，虛空著幾千萬就業崗位，中檔養老機構明顯供不應求。

“老齡化”的腳步越來越快，中國離“老而富足”卻似乎還很遙遠。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明確了養老金改革的原則，頂層設計已經開始，問題逐漸暴露，方案日漸明確。完成頂層設計，將政策變為行動，中國嚴峻的養老形勢將迎來轉機。

清華報告：3個養老指數中兩個不及格

目前，中國老齡社會發展和養老保障現狀究竟如何？

《中國經濟週刊》聯合清華大學就業與社會保障中心《中國老齡社會與養老保障發展報告》課題組共同發佈中國“老齡社會發展指數(2012)”、“養老金髮展指數(2013)”、“醫療保障發展指數(2013)”。課題組組長、清華大學就業與社會保障中心主任楊燕綏兼任國家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民政部等政府部門專家委員會委員和國家社會保險標準委員會委員，是清華大學養老改革體制方案的主要參與者之一。她表示，與上一年相比，今年公佈的三項指數均有所進步。

三大指數以“每人平均GDP的福利相關性”為原則，建立指標體系和計算方法。評價結果顯示，前兩項指數評價結果均為50多分，處於差等區間，只有“醫療保障發展指數”評價結果為62.7分，剛過及格線。

中國2020年或將進入超級老齡社會

老齡社會發展指數：“老年贍養能力”得分最低

老齡社會發展指數，意在評價在公共政策影響(如生育政策、收入分配政策、社會保障政策、公共服務政策等)下的老齡社會狀況和發展戰略。指數由人口老齡化、老年贍養比、養老保障、老齡産業和老齡人口紅利5個一級指標和20個二級指標構成。

國際上通常認為，當65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7%時，這個國家便已進入老齡社會，佔14%時即進入深度老齡社會，佔20%時則進入超級老齡社會。據此測算，中國在1995—2000年間已進入老齡社會，約在2025—2030年間進入深度老齡社會，之後，將以世界最快的速度，與西方國家同期在2035—2040年間進入超級老齡社會。“老年人口年均增速”(總人口中60歲及以上或65歲及以上人口的年度平均增長速度)數據顯示，中國老齡人口一直持續高速增加，近兩年超過美國、德國和世界平均水準，有追趕日本成為老齡化速度最快的趨勢。

而按實際贍養比(實際具有贍養能力的人數和老齡人口的比例)測算，中國“老得更快”。老齡化社會發展指數中，中國“老年贍養能力”分項得分只有39.1分，處於差等區間，説明受收入分配政策、産業結構和就業狀況、社會保障及退休年齡等政策的影響，老年贍養能力很差。尤其是，由於我國實際失業人口(特別是大學生)多、低收入人群大、退休年齡早，實際具有老年贍養能力的人數和老齡人口的比例情況更為嚴峻。2011年統計老年贍養比約為1:9(11%)，而實際老年贍養比約為1:5(20%)，即5個年輕人就要供養1個老年人。

楊燕綏向《中國經濟週刊》表示，如果從14~64歲的勞動人口中減去在校生、失業、低收入和提前退休的人數，中國在2010年即進入了深度老齡社會(贍養比約為5:1)，可能在2020年進入超級老齡社會(贍養比約為2~3:1)。

中國老人靠什麼養老？與美國、智利、新加坡等國家不同，中國老人養老基金、財産性收入較少，老年就業參與率較低(無法計算灰色勞動市場)。

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中國老齡人口的資産結構如下：依賴國家轉移支付的養老金和最低生活保障金生活的佔29.3%；依賴勞動收入的佔20%(主要是農村居民)；依賴家庭成員供養的佔48.8%；有財産性收入僅佔0.3%，農村老年居民的土地使用權和城鎮老職工的福利房産尚未形成養老資産。

西方國家的情況則非常不同。在芬蘭，老齡人口的收入中財政轉移支付的福利約佔15%、勞動收入約佔12%、財産性收入和資本利得約佔73%；在美國，財政轉移支付的福利約佔38%、勞動收入約佔34%、財産性收入和資本利得約佔28%；在日本，財政轉移支付的福利約佔48%、勞動收入約佔10%、財産性收入和資本利得約佔42%。這些國家的老齡已經擁有養老資産和一定的人力資本，依賴家庭供養的情況很少。

其實，中國農村老人擁有土地經營權，城市老人擁有福利房産(包括分房和購房)，如何將其轉化為中國老齡人口購買老年服務和老年消費的能力，是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挑戰。

楊燕綏介紹説，老齡社會是科技推動和消費拉動型的社會，是第一人口紅利向第二人口紅利的過渡社會。第二人口紅利來自老齡人口的就業能力、消費能力、投資能力、納稅能力及其所産生的經濟貢獻。

“德國、日本和瑞典等國家在進入超級老齡社會以後，老齡人口占總人口的20%以上，其消費總額佔總消費額的比重為25%~30%，甚至更高，老齡人口高消費對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具有拉動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糾正了人口老齡化對經濟社會發展的負面影響。然而，中國、南韓和巴西幾個國家的相關比重則相對較低，目前低於10%。中國65歲以上老齡人口已經超過總人口的10%，但他們的消費水準遠遠低於社會平均消費水準。”楊燕綏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