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從國家博物館獲悉，作為國家博物館與上海博物館為慶祝建黨百年獻上的一份賀禮，兩館將共同促成大盂鼎、大克鼎先後在上博、國博聯袂特展。

                                             大克鼎上海博物館供圖

大盂鼎于道光初年在陜西出土，幾經輾轉，為晚清鑒藏家潘祖蔭收藏；大克鼎于光緒年間出土後不久，亦為潘祖蔭所藏。潘祖蔭去世後，二鼎由其弟潘祖年運回蘇州老家收藏。潘氏後人為保護盂克二鼎等珍寶拼盡全力，特別是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以後，為避免國寶被劫，主持潘氏家事的潘達于女士決定讓盂克二鼎等再次入土埋藏；蘇州淪陷後，先後有數批日軍闖入潘家搜查，所幸的是始終沒有找到二鼎。新中國成立後的1951年，潘達于致信文化部門：“竊念盂克二大鼎為具有全國性之重要文物，亟宜貯藏得所，克保永久”，毅然將大盂鼎、大克鼎無償捐獻國家，隨後入藏上海博物館。1959年籌建中國歷史博物館（國博前身）時，大盂鼎應征北上。從此，雙鼎分別成為兩館的“鎮館之寶”之一。

據中國國家博物館原常務副館長、古文字與青銅器研究專家朱鳳瀚介紹，大盂鼎及其銘文對西周史和青銅器研究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它製作于周康王二十三年，是一件典型的青銅器“標準器”，可作為西周青銅器分期斷代研究的重要參考品。它的銘文記錄了周康王時期的一次“冊命”。冊命禮是維持周代“封建”等級制度的重要手段，是當時最主要的禮儀之一，盂鼎銘文是目前已知記載冊命禮最早的文獻，是研究周代禮制的重要資料。此外，銘文中關於商人縱酒亡國的內容，印證了《尚書·酒誥》等文獻的相關記載。這些記載無疑是研究周代社會結構和社會制度的重要史料。

上海博物館青銅研究部副研究館員胡嘉麟告訴記者，大克鼎于清光緒年間在陜西省扶風縣出土，同時出土的還有小鼎7件、镈、鐘等，皆為克所作之器，因此習慣上稱大鼎為大克鼎，小鼎為小克鼎。大克鼎腹內壁鑄銘文290字，銘文記載了作器者為“克”，他是管理周王飲食的官員。周王授予克的職責是傳達王的命令。銘文內容分為兩段，一是克對其祖師華父的稱頌，二是詳細記載了周王冊命克的儀式以及賞賜的內容。這篇銘文不僅是研究西周社會政治、經濟的重要資料，而且是西周書法藝術中的典範之作。

                                             大盂鼎內銘文陳拓攝/光明圖片

記者從國家博物館了解到，大盂鼎是國博最重要的展品之一，在基本陳列和專題展覽中，它作為中華五千多年悠久燦爛文明的代表性物證長期面向公眾展出，真正實現了潘達于將寶鼎向社會公眾展出的夙願。

關於本次兩館合作的展覽，國博常務副館長陳成軍表示，此次國博、上博互借大盂鼎、大克鼎，並以兩件國之重器為核心，在建黨百年各自策劃主題展覽，“不僅是為了表達我們對當年的捐贈者潘達于先生捐贈義舉在新時代的崇高敬意，也是我們博物館人奉獻給建黨100週年的一份深情禮讚。”他認為這次展覽是國家博物館“不求所藏、但求所展，開放合作、互利共贏”理念的重要實踐。

上海博物館館長楊志剛介紹，“鼎盛韆鞦——上海博物館受贈青銅鼎特展”將於6月18日在上博開幕，預計展期1個月。將展出自殷商晚期至春秋戰國的有銘文的青銅鼎21件。展覽中的青銅鼎均為1952年上博成立以來，社會各界人士的慷慨捐贈。其中，潘氏家族捐贈的大盂鼎、大克鼎將重聚上博。“大盂鼎、大克鼎的故事堪稱中國文物天地最壯美、最瑰麗的詩篇之一。”他説，“從晚清以來，收藏家的藏寶和護寶行為中，我們看到了收藏家發自內心的最真摯的愛國情懷，還有對文化傳承的那種熱忱，那種力量。”

同時，國博上博還將聯合推出一系列合作推廣活動，包括深度報道、展覽直播、文物講解短視頻等，併合作研發相關文創産品。國博（北京）文化産業發展有限公司總經理朱曉雲介紹，大盂鼎不僅是公眾最喜愛的文物珍品之一，也是文創産品的靈感源泉和“超級模特”，以大盂鼎為原型的文創産品已開發有60餘款。記者了解到，作為兩館的館藏重器，以大盂鼎、大克鼎為代表的青銅文化，歷來都是文創開發的重點。目前兩館業已開發的與青銅文化相關的文創産品超過160款。“雙鼎合璧意義重大，給文創開發團隊以新的角度去重新審視和思考。我們希望通過文創的手段，將這樣一個歷史長河中的短暫瞬間變為永恒。”朱曉雲説。

《光明日報》（ 2021年06月16日 0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