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串特殊的數字需要銘記：24.6%，17.2%，7.4%，1.9-3.3%，7.6%-8.6%，10.9%-12.5%，10萬……
因為它們的背後是人，花朵一般本應鮮艷綻放卻停滯生長甚至我自凋謝的中小學生。分別對應的是：去年我國青少年抑鬱症的檢出率、輕度抑鬱佔比，重度抑鬱佔比、小學生重度抑鬱佔比、初中生重度抑鬱佔比、高中生重度抑鬱佔比，以及去年青少年的自殺人數……
一串特殊的數字引來的警醒有目共睹：連年兩會代表、委員不斷提案，有識之士振臂呼籲，教育系統嚴陣以待……
抑鬱問題：
有多少學校不會回避？
“出生率每況愈下、自殺率逐年攀升、抑鬱像病毒一樣籠罩家庭和校園……作為抵抗抑鬱最重要的環節和場域之一的學校，社會需要看到你的作為，聽到你的聲音，見證你的努力，從而參與共建和互助支援……”
這是我們在發給學校的對話方案裏説的一段話。
策劃《與中小學對話——預防青少年抑鬱，尋找榜樣力量》系列選題時，心裏極其沒底。我們只知道在學生群體，抑鬱呈高發態勢。我們不知道在學校的層面，是否會回避這個問題。現在知道擔心是多餘的。
方案發出去，陸續得到回應：成都石化工業學校、成都華陽中學、成都田家炳中學……一週時間，近20所學校表示出深厚興趣。抑鬱成災，化解重點在家校，人所共知。中考在即，在常規的視覺外，學校和家庭是否做好了面對抑鬱的準備？
本期對話的對象，是四川職業中學裏第一個勇敢站出來直面抑鬱問題的學校——成都石化工業學校。
以下是他們的精彩記錄——
實錄人：
黎定成，副校長；沈莉，政教處副主任；蔣夢妮，心理老師； 何家旭，2020級會計1班班主任；付桂袁，心予心心理機構總經理。
抑鬱在高中暴發
都是從幼兒園起，一路帶來的問題
黎定成：抑鬱症雖然在高中集中顯現，其實跟現階段學校關係不大。它是從幼兒園開始，不是成長中的問題，而是問題在成長，一路通過小學、初中的累積惡化而成。是問題的呼叫轉移。
實際上，在高中來重視它，已經晚了。至少應該從小學、甚至從幼兒園開始，就對父母和老師進行教育。為什麼這麼説呢？
最初它只是一個社會問題。是社會問題中的焦慮和壓力，通過家長和老師層層加碼傳導給娃娃，從幼兒、童年到少年。除了功課，什麼都不重要，這樣的環境這樣長大的人能正常嗎？
大家都知道，教育是喚醒和啟智，不是控制和設限，但大家都反著幹。首先是成人，而不是首先成才。關係搞亂了，一路亂下來，壓力和焦慮就層層疊加，最後傳導給娃娃，娃娃再也傳導不出去，就在那裏堵起來，堵到高中。最後社會問題變成了心理問題和病理問題。
對於抑鬱症來説，很大程度上不只是一個心理學問題，還是一個社會學或環境問題。它是環境對人作用的一種特殊方式，是特定的外部因素下的一種心理或生理副産品。
從根子上説，在高中，以學校的角度，能做的很有限，因為進校之前有些學生就已經病了，只是他不知道。有些正處於發病的前沿。很複雜。我們能做的，就是將生病的篩出來，轉介。針對還未發病的，進行團輔和個輔。針對其他健康學生，進行心理健康教育。
而且，相對於普高，職高又多了一個問題：在中考時的失利帶來的挫敗。這個問題很要命，它會引爆所有問題。因而，每年新生入校，我們首先要做的，就是重塑自信。
我們的教育理念是：高一潤心，高二修行，高三成器。這個理念代表著“重塑自信、人生意義和未來規劃”。這個理念貫穿了整個心理健康教育組織機構，貫穿於以“心理健康工作室為引領，班主任、專業科、政教處、心理成長中心到學校管理層五級心理健康監護網路”之中。
從這個理念上説，我們的角度和能做的有很多。
讓無力者有力
心理中心的作用和心理老師的困惑
沈莉：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我近幾年的感受，可以這樣説：
在2018年前，學生心理健康，只是心理老師的事。在2018年後，它不再只是心理老師的事，它是全校所有教職員工的事。
變化既説明瞭當下學校對學生心理問題的空前重視，也反證了社會對抑鬱等問題現狀的擔憂並非毫無道理。
2018年一份報告，全國每年約有10萬青少年死於自殺，每分鐘就有2個人自殺，還有8個自殺未遂。《中國國民心理健康發展報告（2019-2020）》顯示，青少年抑鬱症的檢出率是24.6%。也就是説，幾乎每5個孩子中，就有一個可能患上抑鬱症。
這在教育界影響很大，尤其職業中學。因為職業中學的情況肯定會大於平均數。這種背景下，學校成立心理中心刻不容緩。
有沒有心理中心，可以説是一個學校在整體認知和重視上的標誌性改變。
2018年6月，我們佔地400多平米的心理中心成立，在彭州教育系統及省內職高學校中引起了強烈關注。兩年來，對於學生的心理健康成長，心育工作的開展起到了很大作用。
客觀地説，當時我們的學生需要它。因為職業中學的學生都是普高篩過的，帶著問題來的不少。學生原生家庭結構與狀況比普高學生的家庭更複雜一些。
普高一般離異、單親、留守的比較少，像我們學校，單親留守離異在一個班上至少50%，且文化程度都不高，經濟條件普遍偏差，父母忙於生計，對孩子缺乏關愛、關心、溝通和陪伴。學校對於這些學生的心理健康教育難度增加，學校就得創造和提供一個良好的教育氛圍，讓他們有舒緩自己情緒的地方。
其實嘗試心理健康教育，2010年左右就開始了。當年規模比較小，因為這種事最初不知該如何下手，又缺乏專業和專職的心理老師。那個時候是兼職的心理老師，定期不定期給學生開展一些活動。
從師資上，沒現在這麼專業，現在的老師必須是學這個專業、並且持證的。成都市現在實行ABC證。
從2018年心理中心建成後，我們當年被評為了成都市心理健康特色示範校。無論是上級還是同行，給了我們高度的評價。第一是認可我們的軟體，第二認可我們的硬體。認可主要來自於我們的腳踏實地。比如説，我們制定的心理健康工作行事歷，確確實實是每項都做到的，而不是説流於形式，只寫在文件裏頭。
心理成長中心的作用，既像引子，又像磁核。由此我們形成了班主任、專業科、政教處、心理成長中心、學校管理層的五級心理健康關護網路。破除以前學生在心理輔導會遇到的屏障，有了清晰的心理輔導流程。有了個輔、團輔、特質人群專項輔導的鮮明特色。
要讓心理中心發揮作用，就必須讓心理健康教育走進課堂。課堂教學不單是知識的傳授，更是促進學生心理髮展的過程。比如在語文學科中穿插心理教育，在德育、禮儀課程中進行心理教育滲透……還必須與家庭、社會相結合。
在影響學生心理健康的各種因素中，家庭、學校和社會是主要的，特別是家庭教育。聘請專家到校給家長講座，指導家長轉變育子觀念、了解和掌握心理健康教育方法、營造家庭良好的環境，學會和孩子有效地溝通和交流等等……
生病的孩子背後，往往是一個生病的家庭。因此，工作的突破口還是在家庭，還在家長。家長是病源。如果家庭教育有問題，如果家長不改變，即使醫院、學校再怎麼努力，一回到家庭，又完敗。
家庭的問題不是有沒有教育，而是單一和病態。第一種就是“雞娃”，父母對孩子有很高的期待，這類孩子通常在小學階段特別乖，特別努力，成績也名列前茅。結果一上初中或者高中，突然就抑鬱了，怎麼也學不進去，説什麼都不願意上學。
第二種就是頻繁遭受家庭暴力的孩子。語言暴力、行為暴力。要麼就是缺失的父親，焦慮的母親，抓狂的孩子。要麼就是父母根據自己的情緒來決定對待孩子的態度，粗暴地打罵孩子。
第三種是童年反覆多次和撫養人分離。包括父母離異。由於外出務工，將孩子託付給爺爺奶奶養育，更甚者讓孩子獨自生活。這些情況的家庭，孩子能夠獲得安全感和愛的體驗健康快樂地成長嗎？
這是我們學校的無奈，相信也是所有學校的無奈。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只有把學校這塊儘量做好。因此，我們對心理健康教育的定義是全程的、全方位的，就是整合學校各種資源來發揮合力。
我們有2個專職的心理老師，跟成都的很多學校比，肯定不算多。但做心理健康教育，重點不是拼老師多。重點是，我們從事心理健康教育的老師，不管專職的或兼職的，他們都很熱愛這份工作，這點很重要，只有喜歡和熱愛，他們才會不斷地主動地去學習和提高。像疫情期間，不能出去，老師們就上網課，每個週末花時間來學習。
值得一説的是，心理成長中心有一套好的測評軟體，是“心予心”機構給我們提供的一對一的新的測評軟體。效果很不錯。
因為跟家長溝通起來，常常會需要事實與科學依據。娃娃出現問題後，很多家長都否認，説我娃娃沒病，沒事實與科學依據就等於沒有問題。學校必須要給TA提供依據，在“科學依據”面前，才能溝通，才能向TA提出建議。
學生心理問題，重在預防。等到發病，就來不及了，就只能去醫院了。站在學校的角度，我們會儘量給每個娃娃提供表達自己的機會，展示自己的機會，讓他覺得自己不錯，讓他通過團輔活動等一系列手段和工具，能夠找到自己閃光點，重新認識自己，找到每個人獨有的價值。
現在有種誤解，好像是説，中度、重度的都去醫院了，輕度的學校可不可以解決？
不是解決的問題，實際情況是，如果學生病了，無論是輕度還是重度，學校是不能夠、也沒有資格去治療的。這超過了學校心理老師的職業能力範疇，他們不是醫生不能給孩子下診斷，同時也涉及到諮詢的倫理問題。
作為心理老師來説，只能是對學生的情緒進行一個疏導。這是一個職責問題，也是一個倫理的界限，只能對娃娃心理進行輔導，情緒障礙必須轉介到專業的醫療機構。
關於複學。比如説中度或重度抑鬱，去醫院就醫，好轉了，他要申請返校，學校看了醫院出具的病情證明或是複學證明，學校都會允許。對這部分學生，學校也會給班主任強調，需要更多地對學生進行關心關愛，不能區別對待，更不能歧視。
正視，是治愈的開始。我們一直倡導就是早發現問題早治療，這樣才能早治愈，回歸學校。
蔣夢妮：做心理老師，我打心底喜歡。
喜歡的原因，是可以助人自助，因為他人的不幸，就是自己的不幸。從那些支離破碎的家庭和飽受折磨的心靈裏，我看到了自己作為一個正常人是多麼的幸運。同時激發出自己的內驅力，要盡力做些什麼。儘管，一個心理老師，並不能改變很多殘酷的事實。但我們認真地去做，本身就是一種改變。我們在輔導他人的同時，也是在輔導自己。在輔導學生的同時，也是在輔導社會。
我的工作主要分四部分：一是教學常態化工作，二是心理成長中心課外工作，三是心理成長中心心理輔導工作，四是心理成長中心活動周工作。
1. 各班每週一節心理健康教育課，通過課堂教育普及心理健康常識。每週兩節團體輔導活動，針對獨立課題，進行心理調適。
2. 每週兩次心理社團活動，進行有趣的團體遊戲體驗。如藝術解壓畫、沙盤遊戲、音樂放鬆療法、VR遊戲、讀書角借閱等等。
3. 每週一到週五，中午兩個小時，各有一位專兼職教師值班，負責接待來訪學生。建立相應的學生心理檔案，視情況不同進行不同程度的隨訪跟蹤。在必要的情況下會及時聯繫班主任、家長，進入轉介流程。
4. 每年五月份進行525心理活動周，開展大型系列活動。包括請外援專家講座、團輔活動、親子遊園活動、學生自主小型唱歌比賽、心理電影觀影活動等等。
雖然我很喜歡（心理老師）這個角色，但也有一些困惑。從青少年危機干預這方面看，這幾年心理問題都呈上升趨勢，在心理輔導工作過程中會尤其感到家庭教育科學理念的缺失。儘管從中央到地方層層重視，但這種現象不是在趨好而是在趨壞，為什麼？
另外（我）還感到外在支援性資源的嚴重不足。一次成功的干預往往不只是心理老師的力量，不只是學校的力量，還需要家庭、醫療通道和社區的支援。
從業績層面説，心理老師的工作難以量化，難以考核，往往在評職評優中邊緣化，相關文件中提到的班主任待遇難以真正落到實處。
從專業技能提升上説，各種相關培訓活動中，往往是鋪開面，而不在點上深入，一次短期或長期培訓，主題很多、難以專精，不能從中領悟到足夠實用的技能技巧，將它帶入自己的工作。
理論上心理老師的配比是1000:1，但實際上能達到這個配比的學校很少。
心理老師的壓力點在於比較“獨”，像危機干預過程中的轉介流程，家長真正去掛號，比如像成都好的醫院很可能挂好幾週、一個月。很難點對點迅速處理，醫教結合還有待發展。
另外，抑鬱等問題重在預防，而預防在學校層面，能做的只是一些心理健康知識的普及、心理調適方法的傳遞，我個人認為家庭教育是更為根源的點。
學生是成長的，他必然受家庭長期影響，在這個過程中，家長如果能做到尊重，愛，和理解支援，學生的成長就是主動的，生長性的。反過來，學生就是被動的。
説到現在越來越被重視的“家校結合”概念。目前採用更多的方式是家庭教育講座、家長會、家長參觀日……以及單獨的一些關於學生近況的約談。但這些都是不夠的，不夠持續和深入，因為學生三年就出去了。這就是無奈。
我比較能接受“現狀是逐漸變化的”這個事實，心理健康教育畢竟發展起步晚，需要時間去整合各方力量。包括心理老師的待遇、考核、心理輔導工作中全社會資源的支援，都需要很長的路去走。只有越來越多人意識到薄弱點的存在了，它才會逐漸改善。
何家旭：我班總共53人，班上的女生佔絕大部分。從表面上看，都很和諧。但是孩子們的心理問題總的來説還是比較嚴重。心理老師初篩是9人有問題，當時也是震驚到了。第二次篩查大概有5人是屬於三級或四級。
我在處理方面儘量避免貼標簽，淡化一些敏感性的問題，儘量認為他們都是正常的，儘量不讓他們知道我知道他們篩查出有問題。
我總結問題的成因：一是初中的失利，總覺低人一等。二是被家長控制，長期生活在父母的高壓之下。
其他的諸如人際關係問題也很嚴重。我也理解孩子們的這些人際關係，所以儘量去化解一些矛盾，不讓矛盾越積越深。因為我知道我們看來雞毛蒜皮的小事，在他們看來就是大事。
孩子們的問題都還好處理，難以處理的是家長的問題。我跟家長的溝通很多，我們班很多家長也配合，但總有家長例外。其中一個同學，她感覺自己有問題，主動找到心理老師。本應該值得讚許的行為。因為家長也清楚情況。但家長礙于面子，就認定孩子沒問題，是矯情。後來通過心理老師一起努力，家長才帶孩子去了醫院。試想假如心理老師的介入也不起作用的話，會是什麼後果？
我個人覺得，其實還是孩子的學習壓力太大，現在父母的期望值又太高，成了一個不可調和的矛盾。
還有一位同學是到學校裏就不舒服，就生病就肚子疼，請假回家就啥事兒沒有，典型的學習恐懼。這些問題，都不是高中突然發生的。是成長過程中留下的傷痕。
其實良心話，相比其他職中，我校做心理這塊一直都做得很好。那根弦繃得很緊。班級與班級之間，也是有一個相互學習和互動的過程。班上有什麼特殊的情況，我們班主任之間也會相互地討論交流，尋求最好的處理方式。
其實有的情況並不是孩子病了，而是家長有病啊。我覺得對於職中的家長來説，有心理疾病的很多。很多心理有問題的孩子，是他們沒法面對家庭，所以感覺到他們真的非常可憐。我也很無奈，也很無力，還是要做，抱著做總比不做好的想法。
我們能做的，就是取得孩子充分的信任，要讓孩子覺得還有學校是溫暖的家，然後我們和父母聯繫溝通，中間當好調解員，期望有一定作用。但這樣新問題又出現：有的家長便認為孩子把家醜外揚了，回家更變本加厲把怨氣撒到孩子身上，這樣就會導致孩子更大的傷害。
遇到這種情況，你説我們是幫了學生呢，還是害了學生？困惑！
但困惑歸困惑，不能退縮。如果我們也退縮，那TA們就真的一點希望都沒有了。
機構看法
做心理健康很難，認真做更難
付桂袁：我對這所學校的感覺很不一樣，它是我服務過的300多所學校中的其中一所，也是第一所。它可能不是成都做得最好的，但它一定是職高中，最引人注目的。我特別理解他們引人注目的原因。
于我，這件事需要情懷，才能認真，但光有情懷和認真還不行，還得不斷地學習，還得有至少三年不賺錢的準備。于學校，更複雜，既要面對升學壓力，又要面對幾千個娃娃、上萬名家長，是一個難做的選擇題。
當時是怎麼説服學校的我還記得：被我那句“硬體一定要有軟體，不然硬體就是擺設”打動。
我説出自己的比較優勢：一是專家團隊有70多人，二是本土企業且有外地成熟案例背景，三是很清楚應該怎麼做才科學。很多企業只做硬體，導致學校的苦惱是，諮詢室在那裏成了擺設，灰塵佈滿，都沒有人去用。而心理老師也不會，更找不到服務的人，缺專業的團隊去指導老師使用。
後來做出方案，校方滿意。通過招投標後，開始合作。我們6月份接到項目，然後9月份全部完工。11月被評為心理健康特色校。
其實，評新的特色校是有很多標準的。第一是場景功能區的劃分，第二是軟體，第三是課程。你一年有針對性地上了多少堂課，上了多少場家長課，上了多少學生課，上了多少主題？等等。因為課程需要成系統和成系列。
我們的很多專家從業經歷都在30年以上，TA們對青少年的健康教育了解很深，對青少年的心理形成，包括現在家庭教育的各種問題，包括造成壓力和焦慮的根本成因的研究，都與現在教育系統的要求相匹配，甚至超前。
比方説，家長課、學生課和老師課，必須幾位一體。事實證明，光幾位一體還不行，還得再加機構和社會力量。因為最終最重要的環節，還在家庭和家長身上。學校對家長的影響是有限的，醫院和心理諮詢師對學生的影響是短暫的。只有在此之外的第三種社會長效支援系統的加入，才更有希望和現實意義。
在這麼複雜的現實面前，不少學校就會退縮。而這個學校沒有。
當然，策劃和設計再好，要腳踏實地落到實處才有用。所以説，從這幾年這一系列的合作中，看得出，在職業中學裏面，他們確實算得上做得好的。我甚至認為他們完全有能力做到全國的一個標桿。（微信公眾號青少年生命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