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萬光治，1943年生，成都人，四川師範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著名辭賦學家，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曾任四川師範大學文學院院長、四川省李白學會會長、四川省政府參事。現任四川省文史研究館館員、中國辭賦學會名譽會長、四川師範大學民歌研究所所長。主要從事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文學史、賦體文學及巴蜀文化的教學與研究。自2004年始，歷時13年，搶救、整理四川181個區縣3080首原生態民歌，主編並出版我國第一部以省為單位、集聲像文譜于一體的民歌總集《四川民歌采風錄》。該書以歌詞註釋、歌名索引、采風日誌等再現民歌的傳播路線、生存背景。其《緒論》以民歌為“活態文獻”，結合傳世文獻，探索其與古代相關文化現象的歷史聯繫，考察四川自然地理、民族文化、移民文化與民歌地域性、多樣性的關係，在文學、音樂學、歷史學、民族學、民俗學、宗教學、文化人類學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價值，2018年被列為國家出版基金資助項目。
2021年5月15日晚，“從田野到舞臺——四川民歌合唱音樂會”在四川大劇院成功舉行，反響熱烈，音樂會的演唱曲目是萬光治遴選自他採錄的四川各族原生態民歌。一位從事古代文學教學與研究的教授為什麼會執著於民歌的採錄？
“從田野到舞臺”四川民歌合唱音樂會現場
始於興趣，忠於責任
萬光治從小喜歡音樂，尤其是民歌。上世紀五十年代初，來自北方黃土地的歌聲使他最先感受到民歌的藝術魅力，並從此深植于他的音樂記憶。之後，隨著年齡的增長，四川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農耕經濟、多元的移民文化與民族文化孕育出的民歌，更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2004年6月，脫卸文學院長職務剛一個月，萬光治便以義工的身份，和他的團隊深入田野，開始了籌劃已久的采風之旅。“遺憾于古代民歌的有詞無聲，憂慮于當代民歌在現代化浪潮中的迅速消失，是我采風的最初動機。”“保護與傳承民間文化，首先要做到原樣保存。唯有做到對民族民間文化的原樣保存，我們才能真正做到對它們的原樣傳承。”運用現代技術，搶救、整理、保護民歌，將這些寶貴的文化財富傳承給後人，是萬光治認為自己應該承擔起的專業責任。
2005年民歌采風團隊合影
第一排左起：周翔 黃代柯 萬光治 張琪 第二排左起：魏文世 張科成 羅亮星
萬光治最初將自己的工作定位為“西部民歌搶救行動”。2004年9月，他和他的團隊在新疆和田縣拜訪了唯一能唱“十一木卡姆”的79歲的維族老人。但因為身體的原因，老人當天只唱了6個木卡姆。計劃于次日轉赴它處的萬光治跟老人約定，第二年春天再來補錄另外5個木卡姆。不料在當年年底，老人因病去世，已經採錄的6個木卡姆就此成為絕唱。這件事對萬光治的觸動很大：“非物質文化遺産因人而傳，人亡而技絕。其中傳承鏈條最脆弱的是音樂。我們可以統計出每天、每小時，地球上有多少動植物消亡，但卻無法統計在民間每天有多少歌聲散落並永遠消逝。”從西北采風56天歸來，萬光治深感西部疆域浩瀚，搶救與保護民歌遠非一己之力能夠勝任，於是及時調整計劃，把採錄四川民歌確定為自己的首要目標。自此，他和他的團隊一步一個腳印，走遍四川181個縣，採錄、整理了3080首四川各族民歌。
2011年“5.12”地震三週年之際，他們將此前採錄的277首羌族民歌整理出版為《羌山采風錄》。該書作為災後羌文化重建的成果，受到有關方面的重視，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了新聞發佈會。2017年，他們將採錄、整理的四川民歌出版為《四川民歌采風錄》，在北京的國際書展舉行了新聞發佈會。之後，有關該書的學術研討會在成都召開，《活態文獻田野考察與研究》《四川民歌論集》相繼出版。
2011年人民音樂出版社出版的《羌山采風錄》
搶救、整理四川民歌，意義重大。萬光治舉例説，采風之初，他和他的團隊在多地採錄到小調《月兒落西下》，但此曲未見錄于上世紀八十年代整理、出版的《中國民間歌曲整合˙四川卷》。之後他們還發現，因地域、方音或歌者的不同，《月兒落西下》在四川大同小異的音樂版本竟然多達40余個。2007年1月，他們在南部縣從民間藝人那裏採錄到《逍遙記》，才知道《月兒落西下》只是這部長篇敘事民歌中的一個片段。後來出版的《四川民歌采風錄》將它們盡數收錄，不但填補了四川民歌採集的缺憾，也為研究古代民歌的生存歷史提供了珍貴的資料。而類似的情況，在萬光治及其團隊的采風過程中並不罕見，由此可見他們的工作對保護、傳承與研究四川民歌具有何等重要的意義。
2017年巴蜀書社出版的《四川民歌采風錄》
從了解到敬畏，不斷深化對民歌的認識
13年的采風經歷已成往事，但對這個過程帶來的驚喜、留下的遺憾，引發的思考，萬光治至今記憶猶新。
萬光治説，采風的過程，也是他對民歌從了解到研究，從研究到敬畏的過程。在北川的羌族民歌中，他聽到了西北的《酒拳歌》。在汶川的羌族民歌中，他看到了甘肅回族敘事民歌《馬五哥》的改編本。在瀘定縣的嵐安鄉，他既聽到了有關西夏党項羌的傳説，也聽到了當地的羌族同胞所唱的川東北漢族民歌。在阿壩州和甘孜州，他真切地感受到一些民歌積澱有漢、藏、羌的文化基因。而正是透過這些現象，他看到了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各民族的遷徙路線及其文化間的相互影響。此外，他還從四川閬中漢族的巴渝舞、茂縣松潘羌族的征戰歌和黑水藏族“卡斯達溫”的鎧甲舞，似乎看到了上古時期巴人助周滅商的“前戈後舞”，以及屈原所作《國殤》的儀式性背景，等等。他由此得出結論，所謂民歌，其實就是一部積澱了族群記憶的活態歷史；與文字所承載的固態文獻對舉，完全可以把民歌稱為“活態的文獻”。正因為采風活動深化了他對民歌的認識，他對民歌産生了由衷的敬畏。
甘孜州得榮縣子庚鄉瓦卡村民歌采風現場
對於民歌的創造者、傳承者，萬光治更是充滿了感情。“5·12”地震後，萬光治和團隊回訪災區歌手。他們在擂鼓鎮的板房中重訪母廣元，這位羌族文化的守護者儘管在地震中失去兒子和孫子，仍然以赤子之心，積極搶救羌族的民歌與刺繡。在綿陽市郊的老龍山，從五龍羌寨移居出來的楊華武對於保護羌族文化更具自覺的憂患意識，他和他的羌族藝術團始終堅持不懈地向國內外介紹羌族文化的原生形態與生存狀態。2004年6月，他們在北川青片鄉結識的羌族歌手王安蓮在地震來臨時與丈夫、寨中同胞傾其所有，無私幫助受困遊客度過難關，直到十七天后上百名遊客被直升飛機救走。尤其可貴的是，歷經大災大難，他們的歌聲依然高亢，依然自信。萬光治從羌族同胞身上，看到了堅韌樂觀和博大善良的胸懷，更由此懂得一個真理：能夠守護自己文化的民族，是最有希望的民族。回訪災區，再次深化了萬光治對民歌的認識和情感。正因如此，他在編輯出版《羌山采風錄》時，將北川文化館遇難羌族學者計學文贈送的未刊稿列為附錄，以資紀念，並在該書出版後贈送其遺孀，告慰生者。就在今年5月四川民歌合唱音樂會成功舉行的次日，他專程到昭化古城，將《月兒落西下》的合唱錄音送給十七年前為他們演唱此曲的劉福山，以表達他對民間歌手的真誠謝意。
民間藝術舞臺化
徜徉于田野中的民歌僅在人們的口頭流傳，能夠為人們熟知且廣為傳播的少之又少。萬光治希望有更多的四川民歌被傳唱為經典，於是有了“回歸音樂本位、回歸民族風格本位”，把四川民歌搬上舞臺的計劃。2020年11月，在學校的支援下，在文學院、音樂學院與電子出版社的通力合作下，四川民歌合唱音樂會被提上議事日程。
讓民歌走上舞臺，為什麼選擇合唱的形式？萬光治認為，“民歌既是歷史的文化遺存，又是當下的文化存在。它們産生於何時，難以確證。至今我們對其流傳過程中的形態變化，很難作出具體的描述和分析。如果環境許可，這些民歌還將繼續生存與發展下去。因為如此，作為活態文獻的民歌積澱有深刻的族群文化記憶，荷載有豐厚的歷史文化資訊。”人們在世代相承的民歌中，不斷加入自己的思想情感和藝術表現，所以民歌既是個人的，也是集體的。從田野採錄回來民歌，詞曲雖然短小，既可以獨唱，也可以改編為合唱，就像是從田野裏撿回來一粒種子，它既可以長成一株花，也可以被培育為一叢花，甚至是一片林。改編為合唱的民歌，每位歌唱者可以將人們代代相承的情感與對美的追求、將自己對民歌的理解注入其中，從而更生動地展示出民歌的族群記憶，給人帶來直擊靈魂的震撼。
“從田野到舞臺”四川民歌合唱音樂會現場
四川民歌音樂會精選的曲目既包含家喻戶曉的《繡荷包》《康定情歌》《槐花幾時開》《太陽出來喜洋洋》等民歌經典，也包括沉潛草野的、世人知之甚少的漢、藏、羌、彝、苗等民族的歌曲。事實證明，原生形態的民歌與音樂學院師生們精彩演繹的合唱歌曲同時呈現于舞臺，有助於聽眾直觀感受民歌潛在的藝術魅力與藝術創造價值。
隨著年齡與閱歷的增長，萬光治逐漸發現，自己後來的采風經歷更拓寬了他的閱讀範圍與人生體驗，深化了他的學術思考。“我驚嘆于書本之外的閱讀天地、思考空間是何等的深閎博大。本來以單純記錄歌譜聲像為目的的搶救性采風，最後竟然激發出自己前所未有的學術熱情。”在《四川民歌采風錄》出版時，他寫下了近十萬字的《緒論》，並留下若干尚待思考、有待成文的問題。由此他認識到，人生的閱讀，並不僅限于書本。學歷與一個人的閱讀史並不能完全等同；書本之外的很多人生閱歷也有與書本相同的認識價值。
萬光治雖年近耄耋，但思維敏捷，精神矍鑠。也許是退休之後有自己熱愛和追求的事業加持，民歌采風、整理與研究的過程使萬光治依然葆有生命的活力。據悉，在學校出版社的支援下，收錄有合唱音樂會作品的《四川民歌音畫》第一輯即將出版，輯有四川漢族民歌、少數民族民歌各100首的中英文本正在編輯出版過程中。與此同時，《四川民歌音畫》第二輯的選曲、撰稿已經進入萬光治的工作程式，對此，大家滿懷期待！（白晨陽 徐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