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缺乏維護自己利益的手段是産生各種問題的一個重要因素
從中國開始著手解決農民負擔過重的問題以來，時間已經過去了10年。江西省農工委《農村發展論叢》雜誌社原副社長桂曉琦覺得自己該為此做點什麼了。
中國有許多有魄力、辦實事的政令，可是有些政令到了下邊就會變形，並且漸漸失效。尤其是在農村，大多數農民都不知道自己有什麼權利，這就使某些地方幹部有了可乘之機，不合理的亂收費、亂攤派也就隨之而來。桂曉琦想，為什麼不幫助農民反擊，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呢？
2000年7月29日，桂曉琦所在的雜誌社出版了一本匯集政府有關減輕農民負擔的各種政策的小冊子。短短幾天，12000多本《減輕農民負擔工作手冊》就被從全省各地聞訊趕來的農民搶購一空。為了買到這本書，許多農民不惜長途跋涉，趕了幾天的路來到省會南昌。
隨著農村地區不穩定因素的增加，中國已經把減輕農民負擔看作農村工作中的重中之重，而這件事則恰恰反映了為農民減負工作中的一個根深蒂固的障礙。一方面各地都希望把向農民徵稅納入到有效控制範圍之內，而另一方面又對農民維護自身權益信心不大。
隨著中國政府開始推行為了徹底解決農村地區亂收費、亂攤派問題的農村稅費改革，這種矛盾心理日益明顯。農村稅費改革計劃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今年3月舉行的會議上宣佈通過的。它的主要內容是取消所有以前由村、鎮兩級農村基層政府徵收的稅費，而代之以由縣政府來徵收一種新的單一稅，三級政府共同使用徵收上來的單一稅。但這樣可能使村、鎮兩級政府出現財政短缺，使這兩級政府無力實施諸如修路、教育、養老、衛生之類的公用項目建設，於是朱鎔基總理許諾拿出資金來填補這一空缺。但是分析人士警告説，如果這些村、鎮政府有朝一日發現自己缺錢時，他們還是會去亂收費的。而農民對此又毫無辦法，除非有高一級的政府出面干預。
在經歷了80年代初的快速增長後，中國農民收入的增長明顯緩慢下來。據官方統計數字，2000年中國農村地區的每人平均收入為2253元人民幣，比1999年增長了2.1％，而城市居民的每人平均收入為6280元人民幣，增幅為6.4％。這樣就使城鄉收入差別接近了危險的3：1。
制定政策、發展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是解決城鄉收入差距拉大問題的根本所在，而嚴格控制向農民徵稅無疑是更為直接地緩解城鄉矛盾的良藥。
法律原規定，向農民徵收的稅收不得超過他們純收入的5％（在農民出售産品時所徵收的稅和對農村工廠徵收的稅除外）。多數省份上報的數字在這個範圍以內。例如：2000年江蘇省的農業稅是每人54元，是農民每人平均純收入的2.97％；在全國範圍內，這個數字是2.5％。
但是在省、縣政府的視線之外，問題産生了。在很多情況下，地方官員在為農民辦理本是他們分內之事的事情時收取費用。例如，2000年四川省發生了鄉鎮的幹部拒絕為3500多名剛出生的嬰兒註冊戶口的事情，理由是孩子的父母沒有繳納850元的衛生養老基金稅。
更多的情況是，農民上交的稅費被用來建造顯示地方幹部政績的道路、學校等等。地方幹部認為，這有利於增加他們升遷的機會。一些地方幹部為了給自己臉上貼金，在十分貧窮的地方搞一些耗資巨大的項目。這些做法也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亂收費、亂攤派現象的産生。
農民缺乏維護自己利益的手段，是産生各種問題的一個重要因素。雖然中國100萬個村政府大都是農民直選出來的，但是農民卻無法撤換村幹部中不稱職的官員，也不能影響村政府的決策。鎮政府的官員則大多數是由上級黨組織任命的。在這一點上，四川省是個例外，那裏的鎮政府官員都是由直選産生的。
《減輕農民負擔工作手冊》這本定價僅10元的書成了農民維護自己權益的工具。後來，中共中央黨校也出版了一本名為《減負手冊》的類似讀物。
《遠東經濟評論》2001年4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