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千禧年歲尾,“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召開了,除了具體落實“十五”計劃、部署西部大開發戰略外,一個重要的議題就是討論解決“三農”問題,即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而且被提到社會能不能穩定,經濟能不能持續發展的高度。
“三農”問題一直是我們黨和國家高度重視的問題。自打倒“四人幫”之後,80年代曾有一段時間每年年初中央發佈“第一號文件”,主題就是要重視和解決“三農”問題。以後雖不發“第一號文件”,但隔不了幾年中央即召開一次“農村工作會議”,更加深入具體地討論和解決“三農”問題。但是改革開放20多年,解決“三農”問題的任務愈提愈高,擔子愈來愈重,問題究竟出在哪?值得深思。
我國仍是農業大國,農業仍是國民經濟的基礎,至今仍有70%的人口住在農村,農民素質較低,大量剩餘的勞動力缺少出路。稍事回顧一下,不難發現在前進中存在著不少嚴重問題,一是拉開改革大幕的是農村改革,之後在步入城市改革中卻滯步不前,錯失了深化農村改革的時機。二是國家把改革開放的重點放在了國企脫困、超前的城市現代化上,把大量社會財富(其中不少是“三農”積累的)用於城市建設、國企改革上,而農村的基礎設施不受重視,農業投入有效增加不多,幾次水災不能不被看作是老天爺的懲罰。三是農村基層政權改造,愈改愈膨脹,鄉鎮機構編制大體上20年增加了10倍,加重了農民養官的負擔。四是在各種開放、現代化建設和名義下,農民賴以維生的農地大量被剝奪,得不到等價的補償。五是各種政府稅費的負擔,加重了農村幹群關係的惡化。六是鄉鎮企業由發展高峰下滑,不僅減少了吸納農村剩餘勞動力的就業機會,不少成為鄉鎮政府的大包袱。七是坑農事件仍不斷發生。八是至今仍有老、少、邊、山、窮地區4000多萬農民沒有解決溫飽問題;更有更多農民沒有脫離貧困線,加在一起,九億農民約有10%尚屬“貧農”。
2000年在無大災情況下糧食確有重大減産。夏糧約1100萬噸,同比減幅9.3%,預計秋糧減産超過夏糧,總計全年約減産2500萬噸,為近十年少有。糧食減産後,預計不僅沒有結余,還將會出現缺糧約500萬噸,需要動用儲備糧或進口來彌補。
糧食減産不僅使農業問題突出,同時了凸顯了農民、農村問題。儘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再次強調要調整農業結構,增加農業投入,從金融上支援農業;要增加農民收入,要維護農民利益,體恤農民疾苦;要改革農村稅費、切實減輕農民負擔等等,都是當務之急,必須認真加以落實。但要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僅有以上措施還是不行的。
我國的“三農”問題進入21世紀,已經不只是經濟問題,也不只是社會問題,而是政治問題,亦即是在政治上如何看待農民(在政治上農民如何“定位”)?在體制上農業如何“定位”?在法治上農村如何“定位”?不從政治上、體制上、法治上、政策上多方面入手,把村民自治、土地所有權屬、政府的賦稅、共産黨基層政權腐敗等一系列問題有明確的解決,九億人的“三農”問題是解決不了的。不僅長遠目標的四個現代化實現不了,即使是近期加入世貿組織,因農業將受到重大的衝擊,五年內要實現小康社會,也都是困難重重,捉襟見肘。
中國網2001年3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