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千禧年歲尾，“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召開了，除了具體落實“十五”計劃、部署西部大開發戰略外，一個重要的議題就是討論解決“三農”問題，即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而且被提到社會能不能穩定，經濟能不能持續發展的高度。

     “三農”問題一直是我們黨和國家高度重視的問題。自打倒“四人幫”之後，80年代曾有一段時間每年年初中央發佈“第一號文件”，主題就是要重視和解決“三農”問題。以後雖不發“第一號文件”，但隔不了幾年中央即召開一次“農村工作會議”，更加深入具體地討論和解決“三農”問題。但是改革開放20多年，解決“三農”問題的任務愈提愈高，擔子愈來愈重，問題究竟出在哪？值得深思。

    我國仍是農業大國，農業仍是國民經濟的基礎，至今仍有70%的人口住在農村，農民素質較低，大量剩餘的勞動力缺少出路。稍事回顧一下，不難發現在前進中存在著不少嚴重問題，一是拉開改革大幕的是農村改革，之後在步入城市改革中卻滯步不前，錯失了深化農村改革的時機。二是國家把改革開放的重點放在了國企脫困、超前的城市現代化上，把大量社會財富（其中不少是“三農”積累的）用於城市建設、國企改革上，而農村的基礎設施不受重視，農業投入有效增加不多，幾次水災不能不被看作是老天爺的懲罰。三是農村基層政權改造，愈改愈膨脹，鄉鎮機構編制大體上20年增加了10倍，加重了農民養官的負擔。四是在各種開放、現代化建設和名義下，農民賴以維生的農地大量被剝奪，得不到等價的補償。五是各種政府稅費的負擔，加重了農村幹群關係的惡化。六是鄉鎮企業由發展高峰下滑，不僅減少了吸納農村剩餘勞動力的就業機會，不少成為鄉鎮政府的大包袱。七是坑農事件仍不斷發生。八是至今仍有老、少、邊、山、窮地區4000多萬農民沒有解決溫飽問題；更有更多農民沒有脫離貧困線，加在一起，九億農民約有10%尚屬“貧農”。

    2000年在無大災情況下糧食確有重大減産。夏糧約1100萬噸，同比減幅9．3%，預計秋糧減産超過夏糧，總計全年約減産2500萬噸，為近十年少有。糧食減産後，預計不僅沒有結余，還將會出現缺糧約500萬噸，需要動用儲備糧或進口來彌補。

    糧食減産不僅使農業問題突出，同時了凸顯了農民、農村問題。儘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再次強調要調整農業結構，增加農業投入，從金融上支援農業；要增加農民收入，要維護農民利益，體恤農民疾苦；要改革農村稅費、切實減輕農民負擔等等，都是當務之急，必須認真加以落實。但要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僅有以上措施還是不行的。

    我國的“三農”問題進入21世紀，已經不只是經濟問題，也不只是社會問題，而是政治問題，亦即是在政治上如何看待農民（在政治上農民如何“定位”）？在體制上農業如何“定位”？在法治上農村如何“定位”？不從政治上、體制上、法治上、政策上多方面入手，把村民自治、土地所有權屬、政府的賦稅、共産黨基層政權腐敗等一系列問題有明確的解決，九億人的“三農”問題是解決不了的。不僅長遠目標的四個現代化實現不了，即使是近期加入世貿組織，因農業將受到重大的衝擊，五年內要實現小康社會，也都是困難重重，捉襟見肘。

     中國網2001年3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