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西近日宣佈用身份證制度代替戶籍制度，逐步取消農村人口到城鎮落戶的 “農轉非”制度，讓農村人口向城鎮合理流動，加快全區城鎮化建設進程。實行了近五十年的戶籍制度終於在廣西完成了使命。
農業戶口與非農業戶口的二元戶籍制度，是計劃經濟時代的産物，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在經濟落後的年代，為防止人員的無序盲目流動確也起過不小的作用。但一實行就是近半個世紀，其計劃經濟的弊端是顯而易見的。
早在數百年前，就有人提出“人生來是平等的”。我國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而這種二元的戶籍制度卻産生了城裏人與鄉下人在事實上的不平等。長期以來，許多福利制度都只是城裏人的制度，沒農民的份。因此，鄉下孩子與城裏孩子一齣生就不在同一起跑線上，多少農民為了一紙戶口而苦苦奮鬥，又有多少人奮鬥了一輩子卻不能如願？直到如今，什麼養老金、什麼醫療統籌等社會保障制度還只是保障城裏人，農民要看病、要養老，還得靠自己靠兒女。
二元戶籍制度對人們觀念的影響更為深刻，有多少農民形成了自己在人格上、生命價值上、尊嚴上都不如城裏人的思維定勢？我們曾連續兩次熱熱鬧鬧地迎接新世紀，然而，這新世紀中還是不斷地傳遞出城裏人與鄉下人不平等的資訊。最近，重慶綦江虹橋坍塌慘禍中死難者的家屬得到了賠償，在同一時間、同一地點、死難於同一慘禍的亡靈，因為有城裏人和鄉下人之別，得到的賠償金相差將近一倍。
這種戶籍制度，也讓一些城裏人更城裏人，在他們眼中，沒有平等的公民，只有高一等的城裏人和低一等的鄉下人。也是最近，在北京的公交車上，三名青年農民在坐車時，接受一位京城老太太的一番嚴肅“教育”：“你們這些農民不好好種地，亂跑什麼？”這善良的老人有一種很自然的觀念，那就是，農民只能在家“好好種地”，城市是市民的城市，是不應該讓農民來“亂跑”的。在她的心目中，農民可能就意味著“盲流”，意味著犯罪，意味著危害社會。看到這“ 亂跑”的農民，哪個市民都“有義務”、“有權利”、“有責任”對他們居高臨下地進行教育。
市場經濟應該讓人人機會均等，而如今，城市還是城市人的城市，農民還是農民。城市人不願幹的活，最苦最累掙錢最少的活才是農民工的選擇，就是這樣還只能是“暫住”，“城市這麼大，沒有我的家”，於是，有了一年一度的洶湧的“民工潮”。農民沒有國民待遇，民工的孩子也就成了“城市邊緣人”，教育法賦予每個孩子都有平等的受教育機會，但因一紙戶口，“民工”的孩子卻必須交不菲的“借讀費”。
“三農”問題歷來是我國的重要問題之一，去年曾上書國務院領導的湖北監利縣棋盤鄉原黨委書記李昌平認為，只有給農民以國民待遇才能徹底解決“三農 ”問題。愚認為，取消二元戶籍管理制度，只是給農民國民待遇的開始，後面還有更艱難的工作要做。
《南方日報》 2001年5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