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西近日宣佈用身份證制度代替戶籍制度,逐步取消農村人口到城鎮落戶的 “農轉非”制度,讓農村人口向城鎮合理流動,加快全區城鎮化建設進程。實行了近五十年的戶籍制度終於在廣西完成了使命。
農業戶口與非農業戶口的二元戶籍制度,是計劃經濟時代的産物,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在經濟落後的年代,為防止人員的無序盲目流動確也起過不小的作用。但一實行就是近半個世紀,其計劃經濟的弊端是顯而易見的。
早在數百年前,就有人提出“人生來是平等的”。我國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而這種二元的戶籍制度卻産生了城裏人與鄉下人在事實上的不平等。長期以來,許多福利制度都只是城裏人的制度,沒農民的份。因此,鄉下孩子與城裏孩子一齣生就不在同一起跑線上,多少農民為了一紙戶口而苦苦奮鬥,又有多少人奮鬥了一輩子卻不能如願?直到如今,什麼養老金、什麼醫療統籌等社會保障制度還只是保障城裏人,農民要看病、要養老,還得靠自己靠兒女。
二元戶籍制度對人們觀念的影響更為深刻,有多少農民形成了自己在人格上、生命價值上、尊嚴上都不如城裏人的思維定勢?我們曾連續兩次熱熱鬧鬧地迎接新世紀,然而,這新世紀中還是不斷地傳遞出城裏人與鄉下人不平等的資訊。最近,重慶綦江虹橋坍塌慘禍中死難者的家屬得到了賠償,在同一時間、同一地點、死難於同一慘禍的亡靈,因為有城裏人和鄉下人之別,得到的賠償金相差將近一倍。
這種戶籍制度,也讓一些城裏人更城裏人,在他們眼中,沒有平等的公民,只有高一等的城裏人和低一等的鄉下人。也是最近,在北京的公交車上,三名青年農民在坐車時,接受一位京城老太太的一番嚴肅“教育”:“你們這些農民不好好種地,亂跑什麼?”這善良的老人有一種很自然的觀念,那就是,農民只能在家“好好種地”,城市是市民的城市,是不應該讓農民來“亂跑”的。在她的心目中,農民可能就意味著“盲流”,意味著犯罪,意味著危害社會。看到這“ 亂跑”的農民,哪個市民都“有義務”、“有權利”、“有責任”對他們居高臨下地進行教育。
市場經濟應該讓人人機會均等,而如今,城市還是城市人的城市,農民還是農民。城市人不願幹的活,最苦最累掙錢最少的活才是農民工的選擇,就是這樣還只能是“暫住”,“城市這麼大,沒有我的家”,於是,有了一年一度的洶湧的“民工潮”。農民沒有國民待遇,民工的孩子也就成了“城市邊緣人”,教育法賦予每個孩子都有平等的受教育機會,但因一紙戶口,“民工”的孩子卻必須交不菲的“借讀費”。
“三農”問題歷來是我國的重要問題之一,去年曾上書國務院領導的湖北監利縣棋盤鄉原黨委書記李昌平認為,只有給農民以國民待遇才能徹底解決“三農 ”問題。愚認為,取消二元戶籍管理制度,只是給農民國民待遇的開始,後面還有更艱難的工作要做。
《南方日報》 2001年5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