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華(音譯)就要經歷一次改變一生的體驗了。在前一秒鐘,這位來自山東的24歲的精明商人還穩穩地踏在堅實的土地上;後一秒鐘,他就從距地面50米高的一個搖搖晃晃的平臺上向地面直衝下來。“這種事我再也不會幹了”,在經歷了他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蹦極之後,他一邊緊張地掏出一支煙,一邊説,“太可怕了,我覺得我的心都快跳出來了。”
馮華可能不會再來了,但他的家鄉還有很多想要追求刺激的人。三年前第一家蹦極點在城市的北部開張以來,北京宣稱現在已經有近12個點了。北京的近郊在幾年前還幾乎都是農田,現在卻已被各種娛樂休閒設施擠得滿滿的。這種情況在全國都一樣,但主要還是在大城市,因為那裏有越來越多富裕的中産階層,他們有足夠的可支配收入和空閒時間使大陸的休閒産業迅速發展起來,如攀岩、保齡、跳舞。“中國有一個巨大的尚未發掘的旅遊和休閒市場,”張梅(音譯)這樣説。她來自偏遠的四川省,1996年在哈佛取得MBA學位後在投資集團和諮詢公司工作過,今年才回到中國。她認為自己看到了一個巨大的機會,剛剛啟動了一個叫做“野生中國”的因特網站點,希望在蓬勃發展的休閒和旅遊業中獲得回報。
張梅認為,在中國城市居民中有100萬到200萬人可以被稱作為“尋求刺激的人”。他們每月的收入大約只有480美元,但不要低估這個數字。“以西方標準看這好像並不多”,她承認,“但別忘了,這些人沒有貸款要還,不用付或付很少的房租,而且他們這代人並不理會中國儲蓄的傳統。”
在最近的一次有關大陸人消費的研究中,進行市場研究的“歐洲觀察”認為,傳統的公式已無法再準確地解釋今天的中國。他們沒有用西方的名詞“中産階級”,而是用“小康階層”來描述這些有著足夠的消費能力、已成為多數知名品牌廣告對象的人。“歐洲觀察”談論的是一個比張梅所估計的大得多的群體,他們認為有超過6億人已經達到了這個水準。
“歐洲觀察”估計,1998年娛樂休閒消費達到了169億元,比1994年的兩倍還多。這個數字可能只不過是推測,因為還沒有官方統計數字。但不管真正消費了多少,大家幾乎都認為休閒産業這個新興工業將很快成為真正的産業。九十年代初,中國人一週工作六天,1994年縮為五天半,最後變為五天。“每個人現在都為了週末而活著,”一個新華社記者這樣説道,“我們購物、我們消費,現在這是一個新觀念、大事情,我們稱之為大週末。”
於是,《亞洲週刊》開始研究中國這個最新工業的發展情況,發現大陸人正在接受和喜愛許多發達國家的人們熱愛了多年的東西。並不是説中國的休閒産業必然會與所有其他的地方走同樣的路,這只需要問問這個建造了幾十種主題公園和遊樂園的民族中的任何一個人就行了。但是對於一個能在正確的時間提供正確的遊戲方式的商人來説,可賺的錢很多。
攀登每一座高山
戴譽(音譯)是中國第一代登山者之一,他仍然記得登上第一座山峰時的所感受到的震撼。那時,22歲的他剛接受了軍訓。像許多住在城市的大陸人一樣,軍訓使他第一次嘗到了戶外活動的滋味。“我喜歡國畫中所有的這一切:青山、綠樹、河流,我希望親眼看到它們。”他這樣説。那是16年前的事了,從那時開始,戴譽爬了無數座山,他依舊享受著那優美的景色、寂靜和自由的感覺,但肌肉發達的他已經賣掉了他的舊軍靴,買了一批品質極佳的登山設備:歐洲的鞋底釘和繩索、美國的帳蓬、澳大利亞高級時髦的戶外裝置。這些東西可都不便宜。
但費用沒有妨礙戶外活動在全中國迅速開展起來。北京一家名叫“當代中國”的線上娛樂指南和訂票中心的市場總監賽裏 日巴特説:“人們希望走出去做點不一樣的事情。”換句説,不管你講的是攀岩、漂流還是騎馬,戶外突然成了人人想去的地方,而且還是可誇耀的地方。
但這絕不表明粗曠的個人主義觀念已經在中國紮根了。在中國的回歸自然活動中,集體的參與是一個獨特的中國式特點。戴發起了北京青年登山小組以同別人分享他的樂趣,後來,這個小組發展成一個提供全面服務的機構,出租並出售各種設備、提供培訓,還組織登山或攀冰山的探險。
中國有讚美自然景色的傳統,在幾千年前的水墨畫和咏嘆自然的詩歌裏都可以看到。對多數城市居民而言,美妙的自然幾乎是不可及的。但現在,一種初生的對自然的渴望是如此之強,只有企業家們試圖提供接近自然方法的願望可以與之相比。“所有刺激性的體育項目都在向中國走來”,“當代中國”負責報道這些活動的編輯凱色 郭這樣説道。
戶外活動的範圍和種類似乎每天都在增加。在成都,一種新的熱點是駕駛四輪驅動車遊野生動物園,在那裏,遊客們沿著顛簸的道路進入荒野。這樣的做法,儘管在別的地方會是非常尋常的,但它代表了大陸休閒活動的革命性的變化。就是普通的活動在中國也會被做得不同一般。“在戶外,他們需要扶手和臺階”,郭説道,“這與通常意義上的回歸自然不太一樣。但是,要記住這對他們來説是全新的東西。你從基本的開始,就像露營,(海外的)很多人在成長過程都有過露營的經歷,但在這裡,這是嶄新的。”
為成就感而陶醉
三個孩子爬在爸爸的背上,興奮得咯咯笑。10歲的切文(音譯)、9歲的成漢(音譯)和7歲的書玲(音譯)纏著爸爸王羅尹(音譯)快點發動引擎,你從未見過如此急於開車的孩子。李海倫(音譯)幾乎是同樣地焦急,雖然離她上次出事才剛一個月。“我差不多筋疲力盡了”,她回憶道。隨後,她一邊揉著依舊疼痛的胳膊,一邊坐到車上去,笑著啟動了車子。在發動機的轟鳴聲中,這位上海婦女大聲喊叫道:“太過癮了!”
28歲的李不是唯一熱愛這種挑戰傷痛的休閒活動的人,這項活動在上海非常流行,而且極有可能風靡全國。“卡丁車現在很熱”,娛樂雜誌“這就是上海”的編輯亞瑟 瓊斯説。據“迪斯卡丁”經理任關義(音譯)説,他們是全上海第一家也是亞洲最大的室內車道,自從1997年開張之後,全國又出現了六家。
這種娛樂並不便宜。一張票六美元,只能在軌道上轉十圈左右,還取決於你在所給的八分鐘內用多大的勁踩油門。這個中心每天營業到早晨4點,因此成了夜貓子們的好去處。一個供應充足的酒吧也是留住夜客的原因。那也是中國的卡丁車同歐美的一個區別:在歐美,孩子們幾十年來一直瘋狂地熱愛卡丁車;而在中國,這可不是孩子的活動。“這是世界上唯一你可以合法地飲酒並開車的地方”,一個香港商人在最近一個週六的晚上這樣説。的確,飲酒不僅是允許的,而且是受鼓勵的。在酒吧花費100塊錢就可以得到在軌道上免費搖晃幾圈的獎勵。任説,他的顧客70%是中國人,“許多公司為了舉辦活動包租整個車道。”
保齡球滾過來
王會明(音譯)不記得他是從什麼時候被迷住的,也許是當他第一次看到急速前衝的球撞向球瓶時,也許是當他第一次參加比賽時開始的。不管那是什麼時候,現在王是一個保齡球狂了,哪天不打都不行。他每天打十局,他估計自己在這上面每月大概要花1200美元,這個數字非常令人驚訝,因為它比去年中國城市普通家庭一整年的開支還要多出47%。
開始很簡單,王是九十年代中期和大多數北京人一起接觸到保齡球的。由於球道少、價格高,最初沒有多少人玩它。但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在北京等大城市裏,保齡球火了起來。王記得開始是和一些朋友找地方玩,然後就是定期和未來的客戶玩,也許一個月兩三次,沒多久,這項活動就成了必不可少的了。如今,王一般是一個人玩,偶爾妻子和孩子週末也加入進去。
像王這樣的人並不是一個。在像上海這樣最早興起的城市裏,保齡球已經降溫了,但在內地,這股熱還在持續,每天都有新的球道在開。“最熱的時候大概是1997年”,北京保齡球協會的雷崢(音譯)這樣説。這個協會有60個成員,幾乎有2000條球道。當1996年底上海的球道從0爆漲到1500條時,上海的領導人就曾考慮過不再開新球道。所有這些使保齡球變成了一個很大很大的産業。據北美的體育用品生産商協會計算,截止到1997年,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保齡球設備市場,正在使用的球道超過一萬條。
僅僅數字還不是保齡球的全部。去北京的“工體百道保齡和網球中心”看看,據説那裏有100條球道,是世界上最大的單層保齡球中心。它肯定還是最豪華的一個,有羅馬式的雕像和大理石的地面。工體還在球道邊免費提供水果和茶水,像王這樣的球迷就不用浪費寶貴的打球時間去小吃店了。
我們樂不起來
在今年夏天的一個酷熱的日子裏,北京的工程師單濤(音譯)不用拿滑尺也能算出溫度是否過高。他抓住一個套環,跳入一個蛇形的管道,幾秒鐘後,他像孩子一樣尖叫著飛快地滑下水滑梯。從“湖景”水上公園清涼的水池裏鑽出來後,他突然又變回了成人,説道:“孩子們喜歡這個。”
很難想像在一個酷熱的7月天裏能找到比這個地處懷柔縣的水上樂園更好的地方了。從北京向北驅車90分鐘就能到達這個樂園,這裡每天都像在辦聚會,奏著鮑勃 馬雷的音樂,漢堡在幾十個烤肉架上滋滋作響。公園在1998年末剛開張時紅火了一陣兒,但今年,大熱天也只有幾百人在這裡納涼。“公園很不錯,但來的人不多”,單承認這一點,“人們來一趟太遠了,我們喜歡它,但太貴了點。”這樣的評論在大陸的遊樂園裏聽得太多了。的確,對一家四口來説,不同地點的門票約在8到40美元之間,這個價格足以使很多人放棄遊玩計劃。
儘管經濟形勢不錯,修建遊樂園也受到當地政府的歡迎,但還是有好些問題使得遊樂園在中國絲毫不能給人帶來樂趣和消遣,價格只不過是其中一個原因。大陸在1994—1999年期間,大約修建了2000座遊樂園,可能有80%正在虧本或已經關閉。部分原因是遊樂園修得太濫了,就連真正獨一無二的世界奇觀之一的長城都被人造娛樂設施如溜索、蹦極以及滑山等淹沒,更別提修建在去往長城的高速公路旁尚未完工的“奇異路”遊樂園。那高高的人造小塔宣告著這即將建成的童話。
還有一些其他失敗的例子。1996年在上海建成的“美國夢”公園是由包括羅伯特 米勒在內的一群人投資的,米勒是DFS公司的創始人。“美國夢”公園是原本計劃在全國建造的五座迪斯尼式大型主題公園中的第一個。然而,在上海的這個公園花了五千萬美元建成之後,其餘的沒有一個建成,今天,“美國夢”已被遺棄。
公園其實開頭不錯。開張后沒多久,合夥人們就請《亞洲週刊》的人在“邁阿密海灘”、“美國大街”和“狂野的西部”等幾個分區裏作豪華遊。合夥人為公園設計了一批獨特的角色,有很多賣點。在圖紙上看著很好,但計劃本身作了許多錯誤的假設,也許最致命的是公園的位置。在全世界,公園都修建在大城市的外部,那裏有大片便宜的土地可以修建停車場並開發新的景點。當然,在多數國家裏遊客們有自己的車。但在中國,至少在現在還並非如此。“美國夢”的美國合夥人後來沒有給《亞洲週刊》回電話。其他公園顯然也沒有考慮到公共交通會影響來遊玩的人數。沒有公交線路常常等於沒有遊客。
垮掉的一代
姑娘們穿著短裙隨著熱情的牙買加音樂節奏在擁擠的舞池裏旋轉。在“哈瓦那俱樂部”裏,鼓點熱、熱、熱,舞蹈更加火、火、火。一個當地的作者把這裡稱作是“上帝給單身女人的禮物”。在城市的這個角落裏,男人常常做了“壁花”。而這個活躍的拉丁歌舞場所卻緊挨著工人體育場。
然而,這個位置卻對“哈瓦那俱樂部”的老闆、清真食品富豪范軍(音譯)很有利。北京人習慣聚集在體育場跳“舞廳舞”,現在又有了一個來這兒的理由。“北京人總是在尋找新鮮事物”,俱樂部廣告員厄尼 趙説,“他們喜愛跳舞,而這正是一個完美的選擇,一種能夠學會的時髦的舞蹈以及新的音樂、新的風格。他們喜歡這個。”范作為一個企業家,有著預測趨勢的訣竅。1993年,他在北京開了幾乎是第一家新疆飯館,一年後,出現了許多效倣者。“那時候,大多數中國人都不了解維吾爾族文化”,范把自己算作那些不了解的人之一。直到上了大學,他在那裏遇到了他未來的妻子沙達特 哈邁特。范認為,她的穆斯林文化非常奇異——也相信別的人也會有同樣的看法。
他的新疆飯館非常出名,現在有兩家阿凡提餐廳了。“哈瓦那俱樂部”也許有一點相同的魔力。最開始是以南美使館的一群薩爾薩舞迷們為核心,“哈瓦那俱樂部”很快成為城裏最熱門的地方。即使是60美元10節課的“薩爾薩之夜”,也是人多得沒地方坐,倒使舞廳真的變成了純粹的跳舞廳。趙説:“一傳十,十傳百,第一天我們只有四五十人,這個數字每天都在增加,直到我們有了幾百人。”
全國各地的其他酒吧也在盡力吸引越來越多的追求時尚的人們。忘掉卡拉OK吧。在上海,人們熱衷於互動式酒吧,在那裏,他們參與製作陶器、玻璃,進行射箭、甚至拳擊,就在酒吧中間。“對別人來説,他們已經週游了世界,見得太多了;而在中國,對我們來説,嘗試新東西是令人興奮的”,范説,“對我們而言,薩爾薩不只是一種音樂,那是整個一個新的世界。”
《亞洲週刊》2000年11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