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家寶逝世後，我給李玉茹、萬方發了個電報：“請不要悲痛，家寶並沒有去，他永遠活在觀眾和讀者的心中！”話很平常，不能表達我的痛苦，我想多説一點，可顫抖的手捏不住小小的筆，許許多多的話和著眼淚咽進了肚裏。

    躺在病床上，我經常想起家寶。六十幾年的往事歷歷在目。

    北平三座門大街十四號南屋，故事是從這裡開始。靳以把家寶的一部稿子交給我看，那時家寶還是清華大學的一個學生。在南屋客廳旁那間用藍紙糊壁的陰暗小屋裏，我一口氣讀完了數百頁的原稿。一幕人生的大悲劇在我面前展開，我被深深地震動了！就像從前看托爾斯泰的小説《復活》一樣，劇本抓住了我的靈魂，我為它落了淚。我曾這樣描述過我當時的心情：“不錯，我流過淚，但是落淚之後我感到一陣舒暢，而且我還感到一種渴望，一種力量在身內産生了，我想做一件事情，一件幫助人的事情，我想找個機會不自私地獻出我的精力。《雷雨》是這樣地感動過我。”然而，這卻是我從靳以手裏接過《雷雨》手稿時所未曾料到的。我由衷佩服家寶，他有大的才華，我馬上把我的看法告訴靳以，讓他分享我的喜悅。《文季月刊》破例一期全文刊載了《雷雨》，引起廣大讀者的注意。第二年，我旅居日本，在東京看了由中國留學生演出的《雷雨》，那時候，《雷雨》已經轟動，國內也有劇團把它搬上舞臺。我連著看了三天戲，我為家寶高興。

    1936年靳以在上海創刊《文季月刊》，家寶在上面連載四幕劇《日出》，同樣引起轟動。1937年靳以又創辦《文叢》，家寶發表了《原野》。我和家寶一起在上海看了《原野》的演出，這時，抗戰爆發了。家寶在南京教書，我在上海搞文化生活出版社，這以後，我們失去了聯繫。但是我仍然有機會把他的一本本新作編入《文學叢刊》介紹給讀者。

    1940年，我從上海到昆明，知道家寶的學校已經遷至江安，我可以去看他了。我在江安待了六天，住在家寶家的小樓裏。那地方真清靜，晚上七點後街上就一片黑暗。我常常和家寶一起聊天，我們隔了一張寫字檯對面坐著，談了許多事情，交出了彼此的心。那時他處在創作旺盛時期，接連寫出了《蛻變》、《北京人》，我們談起正在上海上演的《家》（由吳天改編、上海劇藝社演出），他表示他也想改編。我鼓勵他試一試。他有他的“家”，他有他個人的情感，他完全可以寫一部他的《家》。1942年，在泊在重慶附近的一條江輪上，家寶開始寫他的《家》。整整一個夏天，他寫出了他所有的愛和痛苦。那些充滿激情的優美的臺詞，是從他心底深處流淌出來的，那裏面有他的愛，有他的恨，有他的眼淚，有他的靈魂的呼號。他為自己的真實感情奮鬥。我在桂林讀完他的手稿，不能不讚嘆他的才華，他是一位真正的藝術家！我當時就想寫封信給他，希望他把心靈中的寶貝都掏出來，可這封信一拖就是很多年，直到1978年，我才把我心裏想説的話告訴他。但這時他已經滿身創傷，我也傷痕遍體了。

    二

    1966年夏天，我們參加了亞非作家北京緊急會議。那時“文革”已經爆發。一連兩個多月，我和家寶在一起工作，我們去唐山，去武漢，去杭州，最後大會在上海閉幕。送走了外賓，我們的心情並沒有輕鬆，家寶馬上要回北京參加運動，我也得回機關學習，我們都不清楚等待我們的將是什麼。分手時，兩人心裏都有很多話，可是卻沒有機會説出來。這之後不久，我們便都進了“牛棚”。等到我們再見面，已是十二年後了。我失去了蕭珊，他失去了方瑞，兩個多麼善良的人！

    在難熬的痛苦的長夜，我也想念過家寶，不知他怎麼挨過這段艱難的日子。聽説他靠安眠藥度日，我很為他擔心。我們終於還是挺過來了。相見時沒有大悲大喜，幾句簡簡單單的話説盡了千言萬語。我們都想向前看，甚至來不及撫平身上的傷痕，就急著要把失去的時間追回來。我有不少東西準備寫，他也有許多創作計劃。當時他已完成了《王昭君》，我希望他把《橋》寫完。《橋》是他在抗戰勝利前不久寫的，只寫了兩幕，後來他去美國講學就擱下了。他也打算續寫《橋》，以後幾次來上海收集材料。那段時候，我們談得很多。他時常抱怨，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勸他少些顧慮，少開會，少寫表態文章，多給後人留一點東西。我至今懷念那些日子：我們兩人一起遊豫園，走累了便在湖心亭喝茶，到老飯店吃“糟缽頭”，我們在北京逛東風市場，買幾根棒冰，邊走邊吃，隨心所欲地閒聊。那時我們頭上還沒有這麼多頭銜，身邊也少有干擾，腳步似乎還算輕鬆，我們總以為我們還能做許多事情，那感覺就好像是又回到了30年代北平三座門大街。

    但是，我們畢竟老了。被損壞的機體不可能再回復到原貌。眼看著精力一點一點從我們身上消失，病魔又纏住了我們，筆在我們手裏一天天重起來，那些美好的計劃越來越遙遠，最終成了不可觸摸的夢。我住進了醫院，不久，家寶也離不開醫院了。起初我們還有機會住在同一家醫院，每天一起在走廊上散步，在病房裏傾談往事，我説話有氣無力，他耳朵更加聾了，我用力大聲説，他還是聽不明白，結果常常是各説各的。但就是這樣，我們仍然了解彼此的心。

    我的身體越來越差，他的病情也加重了。我去不了北京，他無法來上海，見面成了奢望，我們只能靠通信互相問好。1993年，一些熱心的朋友想創造條件讓我們在杭州會面，我期待著這次聚會，結果因醫生不同意，家寶沒能成行。這年的中秋之夜，我在杭州和他通了電話，我清清楚楚地聽到他的聲音，還是那麼響亮，中氣十足。我説：“我們共有一個月亮。”他説：“我們共吃一個月餅。”這是我最後一次聽到他的聲音。

    三

    我和家寶都在與疾病鬥爭。我相信我們還有時間，家寶小我六歲，他會活得比我長久。我太自信了。我心裏的一些話，本來都可以講出來，他不能到杭州，我可以爭取去北京，可以和他見一面，和他話別。

    消息來得太突然。一屋子嚴肅的面容，讓我透不過氣。我無法思索，無法開口，大家説了很多安慰的話，可我腦子裏卻是一片空白。我不能接受這個事實，前些天北京來的友人還告訴我，家寶健康有好轉，他寫了發言稿，準備出席第六次文代會的開幕式。僅僅只過了幾天！李玉茹在電話裏説，家寶走得很安詳，是在睡夢中平靜地離去的。那麼他是真的走了。

    十多年前家寶在給我的一封信中，寫了這樣的話：“我要死在你的前面，讓痛苦留給你……”我想，他把痛苦留給了他的朋友，留給了所有愛他的人，帶走了他心靈中的寶貝，他真能走得那樣安詳嗎？　

     　（摘自《世界華文散文精品卷巴金卷》，廣州出版社出版）

    《中華讀書報》2001年9月19日